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科学技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
经济学家认为，“科学的特殊作用，首先在于它是直接的生产力。”[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又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给经济社会带来异常迅猛的发展。
18世纪末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实现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人类进入了机器时代，纺织机、轮船、火车是其代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推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全球贸易快速发展，工业化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因此发生重大变化，自由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在世界范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东方国家展开殖民侵略。
19世纪中叶以电机的发明为起点、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由机械化进入电气化、自动化时代，发电机、电动机、汽车、飞机、电话、电报是其代表，生产力迅速发展，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由此产生了垄断，并形成垄断组织；垄断资本直接控制或利用国家政权，推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日趋激烈。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这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人类因此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时代亦被称为“知识经济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表现出新的特点：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科学技术各领域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呈加速状态；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也在加快，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等等。
进入21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向纵深、更高层次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更为迅猛，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太空科技、生态科技等成为热点领域，取得诸多创新和突破。同时，以2013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为标志，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它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等为代表，包括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传感技术、机器人、虚拟现实、量子通信、基因工程、核聚变等科技进步，这些科技创新将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比前三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有着更加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和大数据网络时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深，可以说，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二）世界强国对科学技术高度重视
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科技水平先进、科技力量强大、科研资源雄厚、科研队伍庞大，这些都和它们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特别是在新世纪，科学技术的竞争更趋激烈，居于发达水平前列的七国集团国家纷纷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加大经费投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美国
“联邦政府在支持国家科学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5]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国情咨文中说：“在新世纪，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是环境健康的关键，也将是奇迹般地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取得进步的关键。”“为了加快科技领域所有这些学科的发展步伐，我请求你们支持我的建议，为21世纪科研基金拨出前所未有的30亿美元经费，这是一代人时间里民用科研经费最大幅度的增长。我们应为我们的未来投资。”“这些措施将允许我们向更远的科技边疆迈进。”[6]
小布什总统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说：“今晚我宣布一项《美国竞争力计划》，以鼓励在我国整个经济中实行创新，为我国儿童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奠定坚实基础。第一，我建议在今后10年中把联邦政府对物理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基础研究计划的投入增加一倍。这笔拨款将支持美国最富于创造力的人们的工作。他们将探索纳米技术、超级计算和替代性能源等有希望的领域。第二，我建议使研究与开发（简称“研发”，英文为Research & Development，缩写为“R&D”）的税额抵免永久化——以鼓励私营部门在技术领域实施更加大胆的计划。”[7]2007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美国竞争力法案》，2011年1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竞争力法案》，规定未来3年增加研发投入。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国情咨文中说：“我们为基础研究提供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数额的投资——这项投资不仅将刺激新能源开发，还将促进医学和科技领域的突破。”[8]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国情咨文中强调：“现在不是损毁科技革新领域创造就业投资的时候，而是让研究与开发达到一个自太空竞赛以来从未见过之高度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这些投资。”[9]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强调：“21世纪的企业倚赖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我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在带来新工作的科学探索竞争中获胜”。[10]可见美国政府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
特朗普总统在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多次赞扬美国推动科学发展取得的成绩，特别重视增加资金支持儿童疾病的研究。
2001年，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公布了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2000年发表的报告《发现、教育和创新：联邦科技投入回顾》，提出为使美国继续走在发现和创新的前沿，国家必须努力保持现有的科学技术投入水平，甚至要有所提高。总统科技助理尼尔·雷恩在提交该报告的说明中指出：“科技投入有助于联邦部门和机构在21世纪完成相关任务，从宇宙探索、治疗疾病、劳动力培训，到反对恐怖主义、保护环境。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也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11]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有力的干预措施，在挽救银行和大企业、刺激消费的同时，都加大了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投入，着眼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如2009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年会上宣布，美国计划将研究与开发经费提高至GDP的3%，投入强度将超过20世纪60年代“太空竞赛”时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配套政策，促进清洁能源、医学保健、环境科学、科学教育、国际合作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力图保持美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在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12]
为推动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美国先后推出了三版《美国创新战略》。2009年9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首次发布《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并于2011年2月发布修订版《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2015年10月再次发布新版《美国创新战略》，该战略涉及六个方面，指出联邦政府在投资基础创新领域、鼓励私人部门创新和培养更多创新人才方面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政府将为实现上述目标采取三项战略举措——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推动国家重点创新领域取得突破以及建设创新型政府。[13]
日本
1995年11月，日本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依据该法，1996年7月日本通过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6—2000），旨在实施科学技术振兴方针、政策和措施，实现“科技创新立国”的目标。为此，将改革科技体制，并增加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1996—2000年，政府科学技术投入总额计划达到17万亿日元。
2001年3月，日本通过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确立了新世纪初期推进科技发展的三大方向，即以实现“科技创新立国”为基本国策，努力将日本建设成为“能够创造知识和灵活运用知识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国家”、“有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以及“能够使人民过上放心、安全和舒适生活的国家”。强调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在推动基础研究的同时，加强对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材料等重点领域的投入。[14]为此，五年内政府研发投入（包括地方政府研发投入）总额达到24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1%。据统计，2001—2005年，日本政府实际研发投入总额为21.1万亿日元。[15]
2006年3月，日本通过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6—2010），继续实施科技创新立国战略，使日本成为通过创造知识、运用知识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国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安全、稳定、生活质量高的国家。提出3个基本理念、6个大政策目标、12个中政策目标和63个个别政策目标。[16]该计划要求五年内政府研发投入总额达到2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1%。据统计，2006—2000年，日本政府实际研发投入为21.7万亿日元。[17]
2007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创新25战略》。根据面临的挑战，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创新，到2025年把日本建成终身健康的社会、安全放心的社会、人生丰富多彩的社会、为解决世界性难题做出贡献的社会和向世界开放的社会。为此，制定了具体的政策路线图，主要包括“社会体制改革战略”和“技术革新战略路线图”两部分。“社会体制改革战略”包括146个短期项目和28个中长期项目，旨在改善社会环境，促进创新；“技术革新战略路线图”包括大力实施技术创新项目，推进不同领域的战略性研发，推进富有挑战性的基础研究，强化创新的研发体制，等等。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4月日本总务省发布《数字日本创新计划》，作为未来3年优先实施的政策。目的在于通过鼓励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的投资，提高信息通信产业总值，创造新的市场，增加就业机会。具体措施包括创造新的数字化产业，建立创新型电子政府，构建先进的数字网络，推进无所不在的城镇理念，培育和强化创意产业，发展ICT技术和产业，创造安全可靠的网络等。[18]
2011年8月，日本通过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2015），提出科技创新五大目标，旨在塑造日本的未来形象；明确科技发展三项指导方针：注重科技创新政策的整体性，更加重视人才及团队的作用，实现与社会同步的科技进步政策；实现总体目标的三大重点任务：灾后复兴计划、绿色创新计划、民生创新计划；指出未来急需突破的五个方向；提出为实现目标的两项保障措施：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提出未来5年政府与民间研发投入总额达到GDP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即达到25万亿日元以上。[19]
2016年1月，日本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该计划提出，日本将大力推进和实施科技创新政策，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提出日本应当实现的四大目标：保持持续增长和区域社会自律发展；保障国家及国民的安全放心和实现丰富优质的生活；积极应对全球性课题和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源源不断地创造知识产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计划提出今后五年日本重点推进科学技术政策的四大方面：一是创造未来产业和推动社会变革；二是积极应对经济和社会课题；三是强化基础实力；四是构筑人才、知识、资金的良性循环体系。[20]为此，要求五年内政府研发投入总额达到26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1%。[21]
英国
新世纪以来，英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政府相继发表系列白皮书，提出新的科技政策。
2000年7月，英国发布白皮书《卓越与机遇——面向21世纪的科学与创新政策》，全面阐述了面向新世纪的科技政策。白皮书强调要发挥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加强科研机构和大学、企业的密切合作，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发挥人才在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中的突出作用，建立适合科技创新的有利环境和体制。白皮书指出政府应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投资者，并应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加强政府各部门对相关科技发展的协调与管理，制定相应的科技发展战略，突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提出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了保证英国在基础学科的领先地位，政府决定在2001—2004年按实际价格计算每年平均对基础科研基地的投入将以7%的速度增长。同时将另外追加7.25亿英镑拨款，使三年实际拨款数额达到58亿英镑（不含民用与国防部分）。[22]
2001年2月，英国发布白皮书《变革世界中的机遇——创业、技能和创新》，把企业、技术和创新及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关注重点，提出将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增加在创新特别是新技术领域的投入。
2002年7月，英国发布白皮书《为创新投资——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发展战略》，提出英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出部署，强调加强研究与开发和创新活动，加强大学的科技研究，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技能，促进知识转移，鼓励企业创新，等等。
2003年11月，英国发布创新报告《在全球经济下竞争：创新挑战》，提出英国要成为全球知识经济的关键中心，有世界级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要将创新知识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为此制定了相关支持措施。
2004年7月，英国发布《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2004—2014）》，指出国家要在竞争高度激烈的全球化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保持强大的高技术和知识能力，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和企业，将国家潜力通过创新转变成商业机会。为此，从中长期的角度，英国政府将给科学和创新以明确的定位和经费保证，从而确保科学和创新活动纳入政府引导的长期稳定的轨道中。英国承诺对科技投入的增长高于预计的经济增长速度，计划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1.9%提高到2014年的2.5%。[23]2006年3月，英国政府以《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2004—2014）》为基础，发布《10年框架：下一步工作》，将科学研究与创新活动有机地贯通起来，全面落实科技创新战略规划。
2008年3月，英国发布白皮书《创新国家》，指出：创新对于英国未来经济繁荣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为提高生产率、增强企业竞争力、应对全球化挑战、在环境和人口限制内生存，英国必须在各类创新上保持优势。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通过创新促进从某类人、团体到地区各个层次的兴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政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鼓励满足创新需求；支持企业创新；推动创新性基础研究；促进创新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人们的创新活力；推进公共服务创新；推动创新区域的形成。[24]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2月，英国宣布将全面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借助科技的力量来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2009年4月英国政府发布《打造英国的未来——新产业、新就业》，目的在于充分利用英国的科技优势为未来部署新的战略产业和新的就业，重点提出把生命科学产业、低碳产业、数字产业、先进制造产业，作为英国未来发展的四大战略产业，以实现其经济结构的转变，进而把英国打造成为数字英国、绿色英国、健康英国。
2010年3月，英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报告《英国研究的愿景》，从研究人才、研究基地、成果利用、研究资助、政府作用等方面规划在财政紧缩时期英国的科研愿景，目的在于通过科技投入促进经济增长。
2011年12月，英国发布《面向增长的创新与研究战略》，旨在通过资助创新和研究活动，促进英国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内容有六个部分：强调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分析了创新实现的影响因素，包括创新观念改变、创新体制的基础要素、创新模式、英国的创新体制、全球竞争与合作、政策框架等；要求加强知识的共享和传播；支持建设连贯和完整的知识基础设施；鼓励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要求进一步增进公共部门的创新能力。[25]
2014年12月，英国发布《我们的增长计划：科学与创新》，把科学与创新置于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位置，力争使英国成为全球最适合科技和商业发展的国家。主要内容是，确定优先重点：认清并回应科技、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培养人才：确保科学和创新界继续吸引和培养精英；投资科研基础设施：使之能与世界一流水平相匹敌；支持研究：支持卓越研究，同时跟上环境变化的步伐；推动创新：投资知识交流和创新，跟上最具竞争力的强国；参与全球科学与创新：实现国际合作的全部效益。[26]
2017年11月，英国发布《产业战略：打造适合未来的英国》，规划英国未来数十年的产业发展策略，制定一系列战略目标，旨在通过增强研发和创新，以科技促进英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确保英国引领全球技术革命；还指出英国未来将面临四大挑战——人工智能与数据经济、清洁增长、未来交通运输和老龄化社会，并针对这些挑战制定了相关发展政策，指明了未来英国发展的重点方向。
法国
2000年4月法国政府改组，将原来的国民教育与研技部分开，设立了研究技术部，负责全国科研、技术开发、推广及科普工作。
2000年，法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19%，低于德国（2.5%）、美国（2.7%）、日本（3%）。为加快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步伐，法国政府在2002年3月提出，到2010年，国家和民营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3%。[27]为此，国家预算部分必须相应增加，即每年增长2.2%—4.1%。
2004年2月，希拉克总统指示政府制定新的《科研规划与指导法》，要求该法的制定建立在全面战略研究的基础之上，要有广阔的世界视野，着眼于世界科技发展的主流与前沿，面向法国的未来。《科研规划与指导法》于2006年2月正式颁布，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明确科研发展主要目标，强调大幅增加科研投入，增加科研岗位。
2005年2月，法国成立“国家科研署（ANR）”，政府投入年度保障经费3.5亿欧元，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加强对重点科研项目的高强度资金投入，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开展创新活动，促进公共科技部门与私立科技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公共科技研究成果进行技术转化和推向经济市场做努力。[28]2005年8月30日，法国宣布成立“工业创新署”，重点支持大型企业的创新性行动，以促进工业投资，增加就业，使科学研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2005年法国启动产业策略“竞争力集群计划”，目的在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法国工业的高新技术含量，从而振兴法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提升法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特别是扶持创新性中小企业的发展。2009年法国实施“竞争力集群第二期计划”。
2006年4月，法国议会通过《研究规划法》，旨在构建产学研三方密切合作的创新体系，提高法国的国际竞争力；确定2005—2010年，科技创新投入在2004年的基础上增加194亿欧元。[29]2006年法国开始实施“法国工业创新计划”，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研发的具有战略意义和商业化前景的项目提供科研经费，主要资助中小企业，以促进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到2010年共资助了73个项目，达14.77亿欧元。
2007年5月，法国新一届政府成立，设立了独立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部。2007年8月10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会通过并由总统颁布了《大学责任与自治法》，该法规定大学拥有自我管理预算、工资总额及人力资源的权限，旨在进一步加强大学和创新能力，提高其在欧洲和国际层面的知名度。
2009年7月，法国高等教育和科研部发布《法国国家研究与创新战略》，这是法国第一份在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确定了今后4年优先研究方向的参考框架。文件分析了法国科技现状以及研究创新存在的优势和不足，确立了科研优先领域，提出建立高效的研究与创新系统。强调研究与创新是摆脱经济危机的首要选择，提出了国家研究与创新战略的五项指导原则：（一）基础研究是我们的政策选择，（二）研究面向社会与经济，（三）积极应对各种危机和安全需求，（四）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与创新的重要方法，（五）现代研究的重要因素——多学科研究。指出了三个优先发展方向：（一）健康、福利、食品和生物技术，（二）环境突发事件与环保技术，（三）信息、通信、纳米技术。[30]
2009年12月，萨科齐总统宣布推行“未来投资计划”，计划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募集350亿欧元，投入高等教育与培训、研究、工业与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数字化五大优先领域，建设与完善具有世界一流竞争力的高校，推动成果转化，重点发展航空航天、汽车、铁路与造船、环保、高速宽带等产业，力求从长远考虑，进行战略性投资，全面提升法国科研影响力，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表现。[31]
2013年6月，法国出台《高等教育和研究法案》，要求高校加强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明确高校把科研成果的开发、推广和转化作为主要任务；建立国家科研战略委员会，明确把基础研究放在国家科研计划、大型科研装备单位的首要位置，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均衡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科技组织，强化与欧盟的科研合作；推动公共科研机构与私人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2013年9月，奥朗德总统推出了“新工业法国”的“再工业化”战略规划，旨在推动法国回到工业化道路上去，重塑工业实力。该战略规划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三大问题：能源、数字革命和经济生活，其第一阶段包括34项旨在发展法国优势领域的新产品或新业务的计划和一项名为“2030创新”的创新支持政策。2015年4月，奥朗德总统又推出作为“新工业法国”战略规划第二阶段重要举措的“未来工业计划”。“未来工业计划”明确提出打造以生产工具现代化和通过数码技术改造经济模式为宗旨的“未来工业”，主要内容是实现工业生产向数字制造、智能制造转型，以生产工具的转型升级带动商业模式变革；还提出了九大优先发展领域：新资源、可持续城市、生态型流动、明天的运输、未来医学、数据经济、智能物体、数码信任、智能食品。“未来工业计划”特别支持有望在3至5年内获得欧洲或全球领先地位的企业计划。
德国
进入新世纪，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改革科研体制，提高国家技术创新能力，营造竞争氛围，加强国家资助，加大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
德国政府于1999年发布《技术政策——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途》，2000年发布《德国联邦政府创新资助政策及举措》，两项科技政策纲领确立了德国在科技资助与科技创新方面的指导方针及相应策略。2001年政府为研究机构提供的资助经费增长3.05%，达到59.3亿马克；项目资助经费比上年增加7.2%，共计41亿马克。[32]
2004年1月，德国政府发表《创新伙伴关系9点纲领》，旨在全面加强德国的创新体系，消除妨碍创新的障碍，唤起全社会对德国创新能力的信心。具体任务和目标有5项：建立创新办公室；研发经费2010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加强对高科技企业创业者的资助力度；促进企业对学校对口支援，创建新的创新文化；创立顶尖大学。[33]2004年11月15日，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签订了《研究与创新协议》。协议规定：大科研机构的研究经费每年至少保持3%的增幅，要为优秀青年科学家开展科研工作提供机会，实现跨机构的合作，不断提高研究的质量、效率和能力。[34]
2005年11月，默克尔政府上台，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和创新，将其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2006年8月，德国政府推出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战略性纲领《德国高技术战略》，以期持续加强创新力量。该战略确定了德国在2006—2009年的三大创新目标：一是为创造健康而安全的生活创新；二是为创造信息化与出行便捷的生活创新；三是实现关键横断技术的创新。为此，确定了17个创新领域，包括健康研究与医疗技术、安全技术、面向农业和工业应用的植物研究、能源技术、环境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车辆制造和交通技术、航空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现代服务业、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微系统技术、光学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为实现上述目标，确定建立五大政策环境。计划在2006—2009年投资近150亿欧元，以提高德国的创新能力。[35]
2008年2月，德国联邦内阁通过《加强德国在全球知识社会中的作用：科研国际化战略》，以加强德国在科技全球化社会中的作用。文件明确了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四大目标：（1）加强与国际科研先进国家合作；（2）在国际范围内开发创新潜能；（3）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科技教育合作；（4）承担国际义务，应对全球挑战。[36]
2009年5月，德国联邦教研部实施了依靠科技创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创新与增长八点纲领》。该计划包括：加强教育培训体系建设，推进高科技战略，促进德国东部创新，建立利于创新税收制度，引进技术工人，鼓励学术自由，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等。[37]
2010年7月，德国政府发布《德国高技术战略2020：思想、创新、增长》，作为对“高技术战略”的延续。新战略提出在气候与能源、健康与营养、交通、安全和通信5大需求领域开辟未来新市场，重点推出10个未来项目，并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对于10个未来项目，联邦政府计划在2012—2015年投入84亿欧元。[38]
2012年3月，德国政府推出《高科技战略行动计划》，计划从2012年至2015年投资约84亿欧元，以推动在《德国2020高科技战略》框架下10项未来研究项目的开展。
2012年5月，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部长公布了《技术激情——勇于创业、促进增长、塑造未来》的创新纲领，确立了三项具体目标：第一，到2020年成为世界顶级的技术和创新友好型国家；第二，到2020年研究型企业数量增加到4万家，创新型企业增加到14万家；第三，进一步扩大德国的技术出口领先地位，成为技术出口冠军。[39]同年，联邦教研部又推出了一个专项计划“2020——创新伙伴计划”，计划在2013—2019年投入5亿欧元，以支持德国东西部研发创新合作，形成研发创新合作联合体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技术创新结构。
2012年10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科学自由法》，使受国家资助的高校之外的科研机构在预算、人事、投资和建筑施工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与灵活度，以更有效地使用科研经费，进而提高科研机构的竞争力。
2013年4月，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提出“工业4.0”战略，计划投入2亿欧元，研究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旨在使传统制造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融合，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德国的竞争力。
2014年8月，德国政府通过《数字化行动议程（2014—2017）》，确定了以宽带扩建、劳动世界数字化、IT安全问题等为主要内容的数字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4年9月，德国政府发布《新高科技战略——为德国而创新》，该战略更加凸显了跨行业特色，设置了新的主题和新的创新促进工具，旨在推动德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国家。
2016年3月，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发布“数字战略2025”，涉及数字基础设施扩建、促进数字化投资与创新、发展智能互联等。2017年3月，德国经济部发布《数字平台白皮书》，制定“数字化的秩序政策”。
2018年10月，德国政府发布《高技术战略 2025》，作为德国未来高技术发展的指导方针和德国政府为继续促进研究和创新而确定的战略框架，明确了德国未来7年研究和创新政策的跨部门任务、标志性目标、技术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创建创新机构即“跨越创新署”，并通过税收优惠支持研发。为此，在2018年德国政府财政预算中，教育和科研支出达到175亿欧元，政府还承诺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3%提高到2025年的3.5%。
2019年11月，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最终版，提出完善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法律框架、加强新技术研发和促进私有资本进行研发投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德国工业的技术主权等。
意大利
为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意大利政府于1997年6月提出《关于国家科研体系改革大纲》，旨在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加强科研机构合作，加大科研投入。1998年意大利大学科研部颁布《科学技术研究评估、协调和计划条例》，提出制定新的三年期“国家研究计划”，建立国家科技咨询体系、国家科研评估制度和科研项目匿名评审制度。1999年7月，意大利大学科研部颁布关于“重组学科，简化办事程序，支持科学技术研究、技术扩散与转移及科研人员流动”的改革方案，旨在提高生产领域的技术竞争力。
2000年6月，意大利政府出台新的《国家研究计划》，强调科技在知识经济和新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国家将大力加强知识在生产系统中的应用工作，决定优先发展南方的科技系统，支持科技与市场的结合，提出加大对科技的支持力度，计划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03%提高到2003年的1.49%，到2006年再增至1.87%，接近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新《国家研究计划》的战略行动分为中长期战略行动、中短期战略行动和横向战略行动。[40]
2002年4月，意大利发布国家研究指导方针，提出科技发展的四大方向，即加强基础性前沿科学，支持跨领域关键技术，加强知识转化及高附加值产品能力的工业研究和相关技术，加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
2004年9月，意大利大学科研部发布《2004—2006年国家研究计划》，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业研究和高技术领域的聚集；确定了计划的主要任务、重点领域、战略重点、主要资助科目等；提出2004年和2005年国家预算对研究与开发拨款增加17.61亿欧元。[41]
2005年1月，意大利大学科研部发布《2005—2007年国家研究计划》，强调大力加强知识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将研究和创新作为竞争优势的源泉，增强工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计划提出了未来科技发展的四大方向：加强基础性前沿学科的研究，支持跨学科关键技术的研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工业研发，增强中小企业生产加工的创新能力。计划确定了国家未来十大战略重点领域，并给予11亿欧元的支持。[42]
为支持科技发展和推广新技术，2006年意大利政府成立了国家创新局和国家科技评估局。2006年11月，意大利经济发展部提交了旨在促进工业研究与开发、振兴工业及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工业2015》法案，并于2007年开始正式实施。法案确定了3条原则：制定至少10年期限的保证研究与开发投入稳定增长的规划；形成促进研究与开发的自动机制；推动公—私部门的合作。提出给予大学和研发机构税收信用额度，对高技术企业创业阶段给予免除各种社会负担的优惠，选择部分工业项目给予重点资助等措施。[43]
2011年5月，意大利大学科研部发布《2011—2013年国家研究计划》，该计划按照2010年欧盟提出的《欧洲2020战略》，以发展知识经济和科技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而制定，分列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地方科技发展、科研国际合作、大学和科研机构改革、人才政策五大方面，确定了14个重大科研专项和8个重点项目，总预算为60.89亿欧元，其中用于支持14个重大科研专项的资金为17.72亿欧元。[44]
2012年5月，意大利大学科研部推出“国家技术集群”计划。国家技术集群是有组织的企业、大学、公共或私人研究机构和活跃在创新领域的金融机构的聚合体，主要特点是产学研结合、公私合营模式共同作用。大学科研部将调配3.68亿欧元支持集群的创建和发展。[45]
2014年1月，意大利大学科研部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了《意大利国家研究计划2014—2020》，该计划将在未来7年每年提供9亿欧元的研究资助，共计63亿欧元，用以重振意大利的研究，鼓励研究人员成长和自主从事研究。该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所面临的11个重大“社会挑战”而制定。[46]
加拿大
为加强研究能力，199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设立创新基金，5年内每年投入11.8亿加元。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加拿大在渥太华召开了首届加拿大创新会议，讨论了加拿大最新科技发展问题。2000—2001年度，加拿大联邦政府对科技的投入高达66.8亿加元，达到历史新高，占加拿大政府总预算的比重也上升到4.3%。加拿大全社会的研发投入也有大幅度提高，从1999—2000年度的139亿加元升至2000—2001年度的165亿加元，年增幅高达18.7%。[47]
1999年6月，加拿大联邦议会工业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科技报告《研究资助：强化创新资源》，对改进科技计划、提高科研效率、追求实效等提出了16条建议。2000年4月发表了第二份科技报告《生产力和创新：一个繁荣和竞争的加拿大》，提出了36条科技发展建议。2001年6月，加拿大联邦议会工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加拿大21世纪创新议程》的报告，分析加拿大科技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18条科技发展建议，主要内容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传播，建立更多的研究与开发密集型企业，增加对非营利机构和大学的科研投入等。
2002年2月，加拿大政府发布《加拿大创新战略》，明确提出在改善知识成就、提高技能、改善创新环境和强化社会团体作用四个方面的长远目标、近期目标和政府优先工作。希望通过10年的努力，使其研发水平从当时世界排位第14名进入前5名，实现产品和服务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目标。[48]其主旨文件是工业部发表的《追求卓越：投资于民众、知识和机遇》，提出了知识效能、人才技能、创新环境和社区创新四个方面的规划和目标。强调优先支持生产系统、IT和通信、能源、环境、交通、农业食品、健康、文化产品等领域。[49]
由于加拿大全球竞争力排名下降，2005年加拿大政府对科技政策进行适时调整，从强调可持续发展到可持续发展与增强国家竞争能力并重。2005年9月，加拿大工业部长大卫·爱默生宣布，为促进创新和新技术的运用，加拿大政府将推出“技术商业计划”，以取代实施多年的“加拿大技术伙伴计划”，鼓励更多企业参与技术创新，向中小企业倾斜，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创新风险，加快研究成果的商业化。[50]
2006年12月，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出台题为“为加拿大服务的科技”2006—2010年科技新战略，目的在于继续支持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领域的科学技术，将科技广泛运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措施是提高工业要害部门的竞争力和社区经济的生存力，加强科技创新机制建设，为加拿大未来的卫生与健康、可持续能源、环境保护等优先领域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51]
2007年5月，加拿大政府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让科学技术成为加拿大优势》，确立了未来政府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的原则及策略，提出“推进卓越、突出重点、鼓励合作、强化责任”的基本方针，明确加拿大的三大核心优势是企业创新优势、知识优势和人才优势，确定四个重点发展领域为环境保护、能源资源、生命科技和信息通信技术，强调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通过科技引领建设一个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有独特优势的加拿大。[52]
2009年1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加拿大政府实施“经济行动计划”，分直接经济刺激阶段和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采用降低税费、增加公共开支、提供就业机会等方式；在2011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更强调通过创新驱动增长，主要采取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研发人才培养、支持产业创新、促进研发成果商业化、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53]
加拿大政府在2011年预算中宣布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增加财政投入支持数字技术研究和信息通信产业发展。
2011年10月，加拿大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布《创新加拿大：口号到行动》，针对以往政府支持企业创新资助计划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独立的工业创新委员会、整合创新资助计划、改革国家研究理事会、加大风险资本支持力度等措施。[54]
（三）发展科学技术在我国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要“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1956年1月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口号，强调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61年7月党中央同意了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拟订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该意见当时被誉为“科技宪法”，明确了科学研究机构出成果、出人才的根本任务。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喊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响亮口号，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一次把发展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85年3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改革。1989年12月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提出“要坚持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1995年5月颁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随后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投身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事业，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为胜利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1999年8月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强调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2006年1月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强调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2012年7月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深刻分析我国科技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部署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大科技投入，发挥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加快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实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5%以上的目标。2016年5月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强调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明确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我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大力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进步，催生了以人工合成胰岛素、“两弹一星”、杂交水稻（南优2号）、“银河”巨型计算机系统、“神舟”飞船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科技成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取得了丰硕成果，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目前，在人工智能、智联网、金融科技等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为了系统地引导科学技术为国家建设服务，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和今后12年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对项目、人才、基地、体制进行了统筹安排。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的观点，作出了重点项目规划，事业发展规划，农业、工业、资源调查、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专业规划及技术科学规划、基础科学规划等，设立了1800多个项目和课题，还制定了12条具体措施。1978年10月中共中央转发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方针，明确了奋斗目标、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科学研究队伍和机构、具体措施、关于规划的执行，确定了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为新时期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1983年2月开始编制《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55]，规划贯彻“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强调突出重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提出500多个科技项目，确定了优先发展6个新兴技术领域。1986年3月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坚持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以前沿技术研究发展为重点，统筹部署高技术的集成应用和产业化示范，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的先导作用。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批准实施“星火计划”，旨在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普及科学技术、带动农民致富。198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火炬计划”，旨在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1991年12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和《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纲领》全面总结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成就、经验和教训，阐明了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发展重点；《纲要》进一步选择了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紧迫性的27个领域（行业），对中长期的重大科技任务进行了详细分析。1994年5月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共同组织，并成立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开始启动编制《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1998年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讨论后未对外正式发布）。1997年6月4日，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旨在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对人类认识世界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学前沿问题，提升我国基础研究自主创新能力，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基础，为未来高新技术的形成提供源头创新。2001年5月国家计委和科技部联合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在“面向、依靠、攀高峰”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总体跟进、重点突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方针，并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了指导方针、发展目标和总体部署，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若干重要政策和措施，科技投入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人才队伍建设等；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2006年10月科技部发布《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了未来五年我国科技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要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形成合理的科学技术发展布局，力争在若干重点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和跨越发展，R&D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使我国成为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科技大国，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奠定基础。2011年7月科技部发布《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确立了总体目标：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支撑，基本建成功能明确、结构合理、良性互动、运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由目前第21位上升至前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力争达到55%，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提出研发投入强度大幅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2.2%；对未来五年我国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的战略任务进行了部署。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切实加大对基础性、战略性和公益性研究稳定支持力度，完善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机制。2016年7月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了总体目标：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进入前15位，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强调发挥好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激励作用和市场配置各类创新要素的导向作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创新，形成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多方投入的新格局；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大幅提高。
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国务院于1978年12月28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于1979年11月21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两个条例1984年4月25日第1次修订，1993年6月28日第2次修订）。1984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1993年6月28日修订）。1999年5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2003年12月20日第1次修订，2013年7月18日第2次修订，2020年10月7日第3次修订）。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务院设立了五项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每年举行一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但哲学社会科学尚无国家级奖励。
我国成立了专门的科学技术管理机构。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科学院便正式成立；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1956年5月，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1958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其合并为科学技术委员会，成为主管全国科技事业发展、制定科技方针政策的职能机构。1970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科学技术委员会，其后与中国科学院合并；1977年9月再度恢复科学技术委员会，1978年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根据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8年3月，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批准重新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即将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并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经国务院于1986年2月14日正式批准成立，依法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负责资助计划、项目设置和评审、立项、监督等组织实施工作。
2018年以前，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无专门管理机构，主要由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承担相关职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和项目资助管理，由中宣部下属的成立于1991年6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18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扩充职能建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主要职责是：1.负责督促落实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决策部署，分析研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并提出工作建议。2.负责组织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研究制定实施有关专项规划。3.负责联系协调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和研究力量，组织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人才工程等相关工作。4.负责联系协调全国性社会科学学术社团，加强对社团建设和重大活动的指导管理。5.负责组织开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工作，协调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6.负责管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组织基金项目评审和成果转化应用等工作。7.负责完成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56]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增长依靠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生产要素的投入已到了一个相对极限的地步，要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推动。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在这个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必须把加快科技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为此，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要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尊重科学研究规律，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收益分配机制，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增加财政科技投入，重点支持基础前沿、社会公益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为此，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四）我国科学技术财政投入存在一定问题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长期来看，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有的领域差距还相当大。[57]产生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起引导和支撑作用的财政科技投入方面，长期存在投入总量不足、投入强度不高、投入结构不尽合理、投入方式不够科学、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经费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
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是科技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科学技术财政投入（或称科学研究财政投入，2007年以前该部分财政支出科目为“科学研究”，之后为“科学技术”。一般也被称作财政科技投入）总量较小，增长也十分缓慢，不少年份还呈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3年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财政投入有了较快的增长，但与我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需求相比，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以研究与开发经费为例，近年我国国内支出总额快速增长，已居世界前列，增长率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研发财政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比如：2017年，全社会R&D支出达到17606.1亿元，比2012年增长70.9%；全社会R&D支出占GDP比重为2.15%，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58]2018年全国共投入R&D经费19677.9亿元，比上年增加2071.8亿元，增长11.8%；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9%，比上年提高0.04个百分点。[59]2019年R&D经费支出21737亿元，比上年增长10.5%，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9%，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209亿元。[60]但是从长期来看，我国R&D经费国内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比如：我国2001年R&D经费支出首次突破1000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1%的历史最高水平，[61]而同年美国为2.76%，英国为1.9%，法国为2.2%。研究与开发的财政投入规模偏小，增长速度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占全部研究与开发经费比重较低，占GDP的比重比发达国家低了许多。我国科技人员人均研究与开发经费、全国人均研究与开发经费、人均研究与开发的财政投入等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此外，基础研究投入较少，自然科学基金占基础研究的比例也比较低；地方投入不足，地区投入不平衡；经费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研究与开发的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经费管理缺乏规范制度和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多，创新性不强，优秀成果不多。科技投入绩效还不高，绩效评价方法不太科学，等等。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科学技术的财政投入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和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我们必须从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出发，增加财政科技投入，优化投入结构，完善管理制度，着力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为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充分的保障。
（五）研究的意义
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2]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经为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改变生产力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诸要素，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和主导性因素。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的力量。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科技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它的发展对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经济跨越式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现代社会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通过政府财政直接投入支持和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积极发挥财政促进科技发展的作用，不仅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构建中央地方两级创新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壮大新动能，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因此研究我国科学技术财政投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一个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大国，财政投入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如标志我国科技大国地位的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开始实施，到2005年完成神舟六号飞船发射任务，经费一共花了200亿元人民币，之后再到2013年完成神舟十号的任务，又花费约190亿元人民币。[63]没有国家财政投入的支持，这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为什么国家必须对科学技术进行财政投入？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现状怎样？具体到规模、强度、结构、管理如何？如何改进投入机制，确定适当规模，形成合理结构，进行科学管理，提高使用效益？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政策是什么？政策效果如何？有什么问题和不足？国外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怎样、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教训？等等，在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这些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理论上必须加以阐明，而提出的对策建议在实践中将有助于完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政策。正如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所强调的，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分析科研投入、集体制定优先领域。[64]
本书着重研究并尝试解决上述问题，研究成果将为经费投入部门主要是财政部门、经费使用单位科学确定科学技术投入增长率和总体规模，调整并形成合理的投入结构包括负担结构、使用结构和分配结构，形成科学有效的经费管理体制机制，合规高效使用经费并推动生产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等，提供决策参考和学理支撑，同时还将有助于推动财政支出、经费管理、支出效益、科技创新支持体系等领域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