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处于前沿地位，在财政理论和政策研究方面亦是如此。20世纪30—50年代以来，政府支出问题和决策问题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对象，马斯格雷夫（R.A. Musgrave）、鲍温（H.R.Bowen）、布坎南（J.M.Buchanan）和萨缪尔森（P.A.Samuelson）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并卓有建树。在财政理论方面，西方学者提出的外部效应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增长理论、公共收入理论等构成西方财政学（公共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我们研究财政问题的分析工具；经济增长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等与财政理论交融，为财政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财政政策方面，当代西方学者主要分析了政府各项开支和收入，探讨了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Hockley（1992）分析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洲的财政政策，包括政府支出和税收。Sandford（1984）对英国政府收支及其控制作了经济分析。Itō（2007）分析了亚太国家包括中国公共财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Hyman（2005）论述了收支平衡并提供了财政政策的分析工具。Semmler（2008）探讨了财政政策包括各种政府开支，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等。
具体到财政科技投入方面，早期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指出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对于科学技术的投入是必要的。约翰·穆勒（1991）认为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国家和人类具有重大价值，政府需要对科研工作人员给予补偿。萨伊（1963）指出科学的进展是社会幸福的增进，支持科学发展作为一种公共消费是必要的。阿瑟·刘易斯（1983）指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近因，不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技术研究投入不够；工业国家对研究的投入主要是私人利益集团，政府仅填空补缺，而不发达国家基本上完全依靠政府。当代西方学者主要阐述了有关国家的科技政策，政府与科技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对于科技的支持。Shapira（2003）对美国和欧洲支持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以及项目进行了评估。Jasanoff（1997）论述了政府和科技的关系，对不同政府的科技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Barfield（1982）分析了从福特政府到里根政府的美国科技政策，重点阐述了政府对R&D的支持。Kraemer（2006）论述了在开放系统中美国政府推动科技创新，利用科学知识和资源增进经济福利和全球竞争力的问题。Delanghe（2009）系统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科技政策，分析了科学政策与创新政策的紧张关系以及国家、欧洲和全球孰优先的困境。Sun、Zedtwitz和Simon（2008）对中国R&D总体投入进行了研究。Guellec和Dominique（2001）分析了政府公共R&D投入对企业R&D的效应。Bai（2003）分析了R&D对中国产业的效应。Helfenstein（2008）对中国R&D投入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Ulku（2005）、Hornung（2002）探讨了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Hong（2003）等就R&D的评估进行了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研究R&D投入最多、最深入的国际组织。1964年OECD编撰了《为调查研究与开发（R&D）活动所推荐的标准规范》（即《弗拉斯卡蒂手册》）。《弗拉斯卡蒂手册》系统地论述了R&D活动的基本定义和基本准则、统计范围、统计方法、各种分类的详尽的说明和统计调查的案例等，为实施R&D活动统计调查的国际标准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我国学者借鉴西方财政理论，结合中国财政实际提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在财政科技投入及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从时间上看，2005年之前财政科技投入的研究成果较少，2006年以后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从研究的重点来看，主要集中于财政科技投入现状、问题与对策，促进科技创新的财政政策，科技金融、财税政策与科技创新，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财政科技投入或支出的绩效评价，财政分权与科技创新的关系，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投入，R&D经费投入现状与对策、财政科技投入的国际比较，等等。
比如：马大勇（2018），方东霖（2012）指出，当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存在着投入总量不足、强度不大、增长机制不稳定、投入结构不合理、投入方式不科学、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王小利（2005），罗介平、李丽萍（2004），乔桂银（2004）指出，我国整体科技投入存在投入规模小、结构不合理、企业科技投入不足和研发能力弱、科技成果专利化商品化率不高等主要问题，提出了改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的思路，如调整财政支持范围、实施政府采购、建立资金支出体系等。唐思慧（2017），张明喜（2016）认为，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总量偏少，强度偏低，应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总量，完善投入方式，提高投入占比。寇铁军、孙晓峰（2007），彭鹏、李丽亚（2003）阐述了政府干预科技事业的基本动因，通过分析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总量、结构，指出财政科技投入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财政科技投入的政策选择。刘春节、刘世玉（2006）对政府科技投入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分析。刘凤朝、孙玉涛（2007）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对其他科技投入的挤入挤出效应。魏杰、徐春骐（2006）对我国科学研究经费投入的总量与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增加投入总量、优化结构的对策建议。韩霞（2007），王旭东（2005）论述了我国科技投入体制的优势和不足，提出完善科技投入体制及经费管理模式的建议。郑振涛（2002）认为制约我国科技投入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劳动者素质和体制性障碍。
马学（2007）着重分析了财政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动因即科技的公共产品属性、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和战略性，指出财政支持科技的途径即财政科技投入、税收激励政策、政府采购政策和风险投资。苏盛安、赵付民（2005）定量测算了政府科技投入对我国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丛树海（2008）强调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分析了我国公共科技投入的规模、结构，并进行了国际比较，提出公共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方法，论述了促进科技发展的财政政策包括政府科技投入政策。房汉廷、张缨（2007）系统描述了1978—2006年我国支持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演化轨迹，分析了各阶段的政策效力。辜胜阻、王敏（2012）提出完善财税政策体系，以支持创新型国家建设。张玉喜、赵丽丽（2015）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指出短期内科技金融投入与科技创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然而长期看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
祝云、毕正操（2007），张顺（2006），韩振海（2004）研究指出科技投入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凌江怀、李成、李熙（2012），师萍、韩先锋、任海云（2010）指出经济增长和财政科技投入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率，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内生集约增长。裴璐（2005）分析了我国政府科技投入与GDP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
王刚、池翔（2014）对我国构建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必要性作了分析，指出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难点。田时中、田淑英、钱海燕（2015）构建了财政科技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介绍了三种评价方法。张缨（2005）对我国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勾勒了绩效评价体系基本框架，设计了绩效目标方案，构建了绩效指标体系。岳洪江（2008）通过对社会科学研究投入产出进行建模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效率。
周克清、刘海二、吴碧英（2011）认为财政分权能够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水平。肖广岭（2007）阐述了科技投入相关概念，重点考察了上海市区县和北京海淀区等市县财政科技投入及管理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刘军民（2009）从财政科技投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财务制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等多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政策的具体建议。
陈实、孙晓芹（2013）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中的R&D经费的分离统计进行了分析。师萍、张蔚虹（2008）分析了我国R&D经费投入的现状及绩效，论述了我国R&D投入包括企业R&D投入的制度支持。
韩霞（2007）提出构建和完善有效的科技投入管理机制。孙红梅、师萍、杨华（2006）指出了我国科技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
贾康（2006）分析了国际科技投入的新趋势，阐述了我国科技投入的现状、成效、问题，说明了科技投入需求和政府的供给能力，提出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和科技投入管理模式。莫燕、刘朝马（2003）对我国科技投入结构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吴松强、蔡婷婷（2015）概括了美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曾梓梁、胡志浩（2006）对中外政府研发投入总量、占GDP的比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进行了国际比较。
我国学者对于西方国家科技政策、科技投入的研究，除对美国、日本的研究相对较强外，对其他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薄弱，仅有少量文章发表。[65]
综观而言，国内已有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如对研究与开发（R&D）投入、科技投入的研究较多，而专门对财政科技投入的研究较少[66]；对财政科技投入的规模、结构以及绩效分析的较多，对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分析的较少；指出投入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的较多，对政策沿革、影响因素、决策机制、政策评论的较少；对财政数据分析的较多，对相关经济学理论及财政理论阐述的较少；对财政现象分析的较多，对深层原因剖析的较少；分时分阶段分省市研究的较多，对整个新中国及长时间跨度研究的较少；对投入机制研究的较多，对管理体制研究的较少，等等。有的研究引用数据陈旧、不全面；由于使用统计口径和指标不同，不少研究成果的结论还相互矛盾；有的规范分析缺乏必要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等。本书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弥补不足，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