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位之争与清帝国的建立

1643年9月9日，皇太极薨逝，使年轻的大清国面临第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早在26年前，努尔哈赤就希望他的子侄们在其死后能通过八旗共议制度来治理国家。四大和硕贝勒——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和阿敏，轮流行使最高指挥权，八旗也是在八位和硕贝勒中平均分配（见表2—1）。皇太极独自占有两黄旗，而年龄最小的和硕贝勒阿济格却没有一旗。之后，皇太极先是翦除了堂兄阿敏的势力；到1633年莽古尔泰死后，皇太极将其袭爵者发配，又排除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德格类，将正蓝旗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1636年，在代善的支持下，皇太极即皇帝位，不再称汗[3]。

王公世系表

此表是不完整的。它包括了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以及与本章有关的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4个儿子。努尔哈赤共有三位福晋、若干妃嫔、4个弟弟、13位侄子、47个孙子和29个侄孙。

太祖天命汗诸子（见附表2—1）

舒尔哈齐（1564—1611年）一支

表2—1 [4]舒尔哈齐于1611年获罪，被夺爵，幽禁。

附表2—1 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年）系

续表

皇太极将其余五旗划归代善和几个年轻的亲王贝勒，包括阿济格的同母兄弟多尔衮和多铎。阿济格自己旗下牛录有限，部分牛录又是从多尔衮和多铎旗下划出来的。这三兄弟都是努尔哈赤的第三位福晋、大妃乌拉纳喇氏的儿子。在努尔哈赤去世之后，这位大妃在那些年龄较大儿子的胁迫下，按照古老的习俗自杀殉葬了。皇太极即位后，先是抬升了自己母亲——一位侧福晋的地位，在其死后将她追封为孝慈高皇后，然后又通过任命大臣来管理依然受到各旗旗主控制的八旗旗务，进而提升皇权来抗衡其他三大贝勒。爱新觉罗家族以外的某些重要军事将领因战功脱颖而出，并升任了固山额真等要职，或是统领护卫京师的护军营（巴牙喇额真）、负责队列仪仗和打前阵的前锋营、或统领侍卫亲军，以效忠新帝。此外，皇太极还将一些降清的重要汉人文官吸收到内三院任职，担任大学士，内三院相当于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和翰林院[5]。在那里，他们和一些精通汉语的满洲官员一起，管理肇始的清帝国政务。到1643年，这些人被吸收进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皇太极平息年轻贝勒间的公开冲突、翦除莽古尔泰及其母族势力的一支政治力量。1643年发生的继统事件，既考验了他们能否在新帝国中发挥作用，也是对诸王贝勒能否通力合作的一种检验。

之后，多尔衮大权在握使这一政体笃定要经受考验。多尔衮与其兄阿济格曾将军权拱手交给皇太极。在努尔哈赤死后，阿济格被拒主旗，他对自己遭遇的这种冷落一直耿耿于怀。17世纪30年代末，当其他旗主贝勒将对各旗的控制权交与皇帝时，多尔衮的地位却被提高了。1643年，只有多尔衮的正白旗、其弟多铎的镶白旗、代善的正红旗、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在各自的控制之下。两黄旗和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则控制在皇太极及其心腹大臣手中。镶红旗在1638年岳托死时就已经开始分裂。努尔哈赤与大妃的三个儿子——38岁的阿济格、31岁的多尔衮和29岁的多铎拥有两白旗的绝对支持，他们在继统的问题上有很强的竞争力。

如果因袭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那么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将是法定继承人。34岁的豪格是一位战功赫赫的骁将，而且是唯一一位年龄超过16岁的皇子。但皇太极却一直不大喜欢豪格，甚至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几番剥夺了他的亲王头衔——贝勒中的最高爵位。皇太极成功地加强了对上三旗的控制，而豪格则无旗可主，不得不寻求那些效忠皇太极的将领们的支持。但是有一个前车之鉴，努尔哈赤曾提拔长子褚英与自己共执国政，并赐予其和自己一样的贝勒头衔，后来褚英因被怀疑“悖乱”而被努尔哈赤监禁抑或处死，这里不仅没有嫡长子继承的先例，而且，努尔哈赤在处死弟弟舒尔哈齐之前还曾与他共掌汗权，甚至让一个侄子加入到行使治国权力的四大贝勒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先例、唯一审慎的方式，就是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决定皇位继承人。

作为皇室中的资深元老、努尔哈赤众子中最长者代善，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使命。会议召开时，各方势力立场鲜明，但最终的结局却令人难以预料。多尔衮曾向三官庙的满官征询过意见，后者向他解释了皇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于是他明白只要皇太极的儿子在世，皇位就该由他继承。多尔衮的询问使官员索尼在护军营有权势的同僚里斡旋，以确保这些由先帝任命的官员坚持由先帝子嗣继位。

索尼时任领侍卫大臣，其叔父是掌握多种语言的大学士希福，二人都是清帝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盟友还有任护军统领的图赖，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图赖的侄子、官衔较低的鳌拜等人，他们都曾为显赫氏族的成员，是努尔哈赤把他们合并成为一个联盟，他们注定要在顺、康两朝发挥重要的影响。在1643年选立新帝的会议上，由于这些人有勒王护军的支持，他们得以利用皇太极集权措施的影响，对诸王贝勒的决定施加压力。

尽管皇太极曾使某些新机制运转起来，议政王大臣会议依旧是一个公开的、激烈交锋的场合。据《索尼传》所记，阿济格和多铎宣称多尔衮文韬武略最有资格即位。当多尔衮表示推辞时，阿济格则称自己也有资格即位[6]。他不仅骁勇善战，亦名在太祖遗诏。多尔衮则指出，大学士们和两黄旗护军都主张立先帝的儿子为新帝，如果皇室身份和年龄是决定性的因素，豪格会比自己更符合条件。《索尼传》记，阿济格[7]随即又倾向于推立资格最老的亲王代善为帝。代善以年迈为由坚辞，但提议说，既然多尔衮不答应，那么会议就应该指定先帝的一位幼子即位。事态表明，皇太极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明白，他们只能选择多尔衮而非豪格之时，才能达成共识。最后，诸王与那些将多尔衮即位视为不合法统的将官们达成了妥协，会议同意代善的提议，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5岁的福临为帝，由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为辅政王[8]（见表2—2）。

表2—2 1643年诸王简表，其年龄与领旗

新帝登基数月后，妥协的效果渐渐显现。议政王大臣会议后不久，拒绝接受妥协的多尔衮的支持者，包括代善的一子一孙，企图敦促那些年长的贝勒们撤销妥协，谋立多尔衮为帝。诸贝勒将阴谋册立者处死以巩固他们的团结。10月4日，在选举辅政王时，包括索尼和谭泰在内的两黄旗将领宣誓效忠新帝；两天后，福临继位。二辅政王宣誓忠于新君，继续完成统一大业。但多尔衮的权势并非仅仅来自于其睿亲王和辅政王的身份：大清处于战乱之中，而他则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大将。翌年春，他便获得了两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与何洛会的效忠，他们成为多尔衮在战场和朝廷的心腹。不久，何洛会告发豪格与两黄旗的一些大臣共谋破坏摄政，豪格因此被削去亲王爵位，贬为庶人，有罪的大臣被罢官，由效忠多尔衮的官员取代。何洛会成为内务府大臣，索尼和其他官员此时发现，多尔衮大权在握，而自己的地位却一落千丈[9]。

对于满洲人来说，所幸，继位风波很快随着征服辽东地区的胜利而平息了。一年前清军取得了松锦之战的胜利，汉军旗兵力增加到3万，使他们的地位得以提高[10]。此时处于清军和北京之间的只有最后一位明将吴三桂。攻占京城的时机成熟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明廷在对清作战时丧失了它的精锐，国力大大受挫。给明军士气致命一击的还有这样一条传言：明朝总督中最有才干的洪承畴没有战死沙场，而是率部投降了大清，洪承畴后来成为满洲人最重要的军师。当形势继续朝有利于农民军、不利于明朝的方向发展时，满洲的领导层很好地搁置了内部的小纷争，转向问鼎中原的统一大业。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75天内，他的军队在华北平原所向披靡，出人意料地攻陷了北京。4月25日，李自成兵入北京，发现崇祯皇帝在3天前便已自尽，明朝灭亡。李自成直到6月3日才匆匆即皇帝位。此时形势对清军极为有利，李自成只得放火烧宫，向西撤退。在此期间，北京城的百姓和官员都饱受蹂躏，这使他们把入侵的清军当作复仇者。6月5日，多尔衮进入北京城，替明帝复仇正是他所扮演的角色。

像明朝政府对输得一败涂地没有准备一样，李自成对即将到手的胜利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他挥师东进保卫山海关之前，他只在宫里待了短短的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那些可能帮助他建立地方政权的降官进行拷掠，放任他的士兵杀戮、奸淫和偷盗而使民众疏远，他也没能在那些随他入京的将领中树立起权威。明朝大将吴三桂不久前响应明朝皇帝的勤王之命，把军队从长城以北的宁远调入山海关，李自成原本希望把他争取过来，所以把其父吴襄扣在北京做人质。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记载不尽相同。一说李自成对吴三桂许以高官而吴三桂迟疑未答，导致其父被残杀；一说吴襄带信告诫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会给忠于明朝的父亲带来耻辱。总之，其结果是，吴三桂投降了清军。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当李自成气势汹汹地对抗明朝的最后捍卫者吴三桂时，却发现对手是清军[11]。

在此关头，多尔衮与皇太极时任用的官员进行妥协，对他大有好处。希福、刚林这样一些满汉兼通的大学士站在了他的一边，又有索尼这样的通译[12]和内三院其他官员的辅佐，此外，多尔衮还可以从饱读经典的汉官那里汲取治国安邦的良策。当清廷得知北京陷落的消息后，洪承畴——这位昔日明朝的讨寇主帅，如今站在清朝一边，力劝多尔衮采取他提出的平乱方略。洪承畴认为，叛贼是遇弱则进，遇强则遁，目的只是打胜仗和抢财富。他们现在占领了京城，拥有很多财富，所以一旦知道清军强大，势必远遁。只要清军在追剿李自成时别像后者那样行事，同仇敌忾，上下同心，保持军队士气和纪律，被围困在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一定会欢迎清军的。洪承畴对起义军和清军的优劣势都很清楚，进而设计出清帝国在西北完成统一大业[13]的策略。

洪承畴的建议实际上是要清廷放弃汗国以往以掠夺土地、财货和奴仆为目的的策略，认为八旗兵是要代表圣明天子去抚平天下的。如果多尔衮能够采纳这一建议，那么他就可以成为明君——至少可以成为圣明的摄政王，而洪承畴本人则可以成为一位贤臣——这一点是他在衰颓的明王朝所做不到的。当然，对于旗人来说，由这样一位圣明天子施仁政所带来的利益要远多于战争所带来的好处。洪承畴的建议得到了大学士范文程的鼎力支持，后者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敦促皇太极完成统一的“洪业”。范文程起草了书信、文告和谕旨，把清军描绘成替亡明复仇的代表。

此信一发，对吴三桂颇有触动。5月20日，清廷得知，吴三桂表示，愿与清军联盟，以便从李自成叛军手中夺回北京。吴在其信中说，自己是作为已故明朝皇帝的忠仆与“北朝”亲王结盟的。清只有讨伐明亡后的那些乱臣贼子才是正义的，现在明帝既已驾崩，清军与在各地蜂起的大批忠明力量一般无二。如果清军加入到忠明队伍中讨伐贼寇——此乃前所未有——可以救民于水火，此乃仁义之师，即使占据北京，也会受到明朝忠臣和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的竭诚欢迎。

多尔衮的复信是由范文程起草的，该信避免提及满洲和吴三桂的宿怨，只是强调共同目标——此时他们都是被乱贼亡国的明朝皇帝的臣民。他指出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是出于对明朝的不满，因为后者不承认对其父、祖之死负有责任[14]，这也是满洲早年三次入侵明“国”的原因所在。然而，在目前的事态下，清朝的领导层只是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清国准备扮演正义的复仇者角色，并且乐于与吴三桂合作，以躬行仁政。吴三桂曾把他建议的联盟说成是“中兴”，就像东汉光武帝那样。多尔衮的信用了一种不同的历史隐喻，将吴三桂比作古代政治家管仲，管仲在辅佐齐桓公之兄公子纠时曾试图杀掉齐桓公，后来又投效桓公。在转而效忠胜利一方之后，管仲能帮助齐桓公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吴三桂愿意发誓效忠于清，他也可长享富贵[15]。

当这一交易发生时，多尔衮正在向山海关调兵遣将。5月27日，清军抵关，吴三桂亲自迎接，已准备接受清廷的条件。两天后，多尔衮率部入关，加入到对李自成的战斗中。清军击溃了农民军，后者退回北京，焚宫败逃。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多尔衮率八旗军以顺治帝的名义占领了京城。多尔衮向在李自成政权的蹂躏下幸存下来的官员发布文告，此文告极有可能出自范文程之手——大意是，本王发誓替已故的崇祯帝报仇，此具帝礼以葬之。作出这一承诺后，清廷就开始为礼部征招官员，政权就这样易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