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华北和长江下游（1644—1645）

随着大清政权的建立，对中原的征服就开始了。正如洪承畴和吴三桂所预言的，农民军迅速退到了西北山区。在清朝可以宣告海宇平定前，它必须完成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在1642年奔赴北边之前对农民军的征剿。不仅李自成及其分散的各部仍有战斗力，而且北方各地还有许多清军未能控制的城镇，这些城镇掌握在已经武装起来的、分散的地方士绅手中。在山西大同、河南开封这样的重镇，明朝旧将摇摆不定，十年战乱使他们的军队不断扩大。远在西北甘肃，清军还要面对被蒙古草原隔离的边陲，他们发现，突厥穆斯林和回民在反叛的十年躁动不安，而且都被一种好战的宗教意识形态武装起来。在四川，犯上作乱的张献忠通过恐怖手段控制了该地区。他与南京新建立的南明政权之间还有左良玉的军队，左良玉虽忠于明朝，但基本处于自治状态。在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些有地位的文人、地方保护主义帮派、出于自保而武装起来的乡村，他们时而团结，时而对立。抢米风潮演变成政治仇杀，乡勇演变成暴徒，走私者演变成海盗。

效忠南京福王政权的“四镇”手下大约有50万的兵力，他们切断了北方与南方的联系，在开封到扬州一线部署，以保卫南明。6月末，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也到此坐镇，统领各军，并将京旅移往扬州，以防兵变，同时宣布南明政权收复北方的承诺。清廷在面对这些强劲对手之前，还必须先扫清起义军余部，并赢得北方精英的效忠。

自进入北京起，清朝就宣布对前明的官员和士绅普遍进行大赦，所有降官都可原职留用。这年夏天，被多尔衮任命为大学士的有：明朝最后一任顺天巡抚宋权，前明大学士、北京官僚精英中的资深成员冯铨，以及提议“招抚”而极受尊敬的洪承畴。起初，多尔衮下令，要求官员士绅剃发，以示臣服，但当剃法令遭到抵抗时，他收回了成命。他任命了一批文官而非旗人做招抚使，例如直隶、山东两省的巡抚，并且从各地以荐举的方式选拔了很多官员。他严明军纪，杜绝奸淫和掠奴行为；废除明末引起抗税的军事加派，他还在清军作战地区减免50%的税收，在和平交出册籍的地区减免三分之一的税收[16]。

直隶和山东的大部分迅速为清所控制，证明了招抚策略的成功，重镇大同的守将姜瓖杀掉义军官员，于7月7日降清。到秋天，清廷向山东和陕西派设了巡抚，多尔衮踌躇满志，致书督师扬州的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劝他如放弃南明政权，则可以封王。史可法回信说，他唯有一死。翌年春，多铎率军南下，史可法就印证了自己的话。南下清军势如破竹，然而直到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明遗民自杀式的反抗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才认识到统一大业不仅仅要招降明官、消除藩王、攻城略地，而且正如新的统治者在北方所碰到的洪承畴的问题一样，他们在南方也要碰到史可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难点都在于如何平定地方性的和区域性的集团，后者高度军事化，而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征服者并未陷入此类纷争的泥沼。在这点上他们从三个主要的有利方面获益：首先是军事力量在大批忠诚的八旗将领们中相对均衡的分布；其次是旗地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和旗军有限的开支，第三就是战争势头本身。如依惯例，身体合格的八旗兵中有三分之一参战，那么1644年的八旗军，可参战的兵源约有8万人。普遍认为大约有4万兵力参加了攻打北京的战役。[17]当时，吴三桂拥兵约4万人，李自成的军队估计有6万人。[18]在征服的年代里，八旗军严禁劫掠，他们的军饷由满洲和京畿附近的旗地收入来保障，作战时，军需则由参战旗兵所在牛录的给养部门来管理。由于各支队伍都是从500个以上牛录中等量抽调出来的，因此任何一支万人的军队中不会有20人或以上的旗兵及随从来自同一牛录。24位固山额真，有时也有护军营的统领，通常是作为阵前的指挥官。当需要两位或更多指挥官时，则任命大将军来统筹调度。班师回京后，军队就解散了。在战场上形成的忠诚并未服务于诸王和各派系领袖在京城中的权力纷争。

因此，清军在数量上的劣势，便由其精诚团结和严明的军纪来弥补。多尔衮在占领北京后不久，随即派阿济格穷追西逃的李自成部。他派何洛会去盛京，准备扈从皇帝，并负责清政府在那里的行政事务。何洛会是固山额真，曾揭发过豪格的阴谋。豪格本人于1644年秋被重新封为亲王，并被安排暂时负责山东的战事，但很快就被谭泰以及前锋营的其他将领取而代之。两年之内豪格都不曾被委以重任。两白旗和两黄旗中效忠于多尔衮的其他将领则加入到西征的阿济格和多铎的部队中。

1645年春天，清军兵分两路围攻李自成在西安的根据地。阿济格部从蒙古直入延安地区，自北南下西安；多铎部则招降了河南的南明守将许定国，在陕西的门户潼关以东严阵以待。统领图赖率领一支精锐的八旗军尾随李自成的军队至潼关关口。当阿济格和多铎率军进入西安城时，李自成已经由汉水向南撤退了。

攻克西安后，多尔衮任命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是位汉军旗人，自1630年起就与满洲人在一起。他加入到固山额真巴彦和李国翰的旗中，后者在十年战乱中堪称清军在西北和西部的主力军。多铎被封为征讨南京的南明政权的大将军，阿济格则受命沿汉水流域追剿李自成。

多铎不费吹灰之力来到了扬州城下。早在2月，由于大将高杰为试探总兵许定国是否忠诚而冒险去了开封，南京政权便失去了对这些将领的控制。许定国为掩盖降清的事实，设宴款待高杰，然而在席间，许定国杀了高杰。史可法原本仰仗高杰来控制长江以北的军队，这些军队自高杰随李自成起兵时就一直跟着他，而后又一道为明朝招抚。此时，高杰的部将们为争夺军权而开始了内讧，威胁着保卫扬州所依赖的各派势力间的平衡。

4月，当多铎准备开战时，南京政权意识到，必须把忠心耿耿的北方将领转移到南都以西，来抵御左良玉叛军。左良玉十分清楚清军在西北战无不胜，而左右朝纲的北方将领对此却无能为力，他显然希望保持住复明的力量。这种内讧加速了南方防御的失败。左良玉死在了去南京的途中，他的军队随之倒戈。在南京政权颠覆后不久，左良玉之子及部下便投降了阿济格。

在一个月间，多铎收编了13.8万名投降的明军，而后，这些降兵随他攻打扬州。史可法至死抵抗，清军则对扬州进行了屠城。多铎留下汉人的军队在扬州奸淫掳掠，他的部队则用计骗过守军，渡过长江直奔南京。6月8日，在多尔衮的部队占领北京一年之后，南都的宗室贵族以及一小撮官员就在列队迎接他的弟弟多铎了，而且没有丝毫抵抗就拱手交出了城池；又有十万军队被胜利者收到麾下，在其将领率领下，与贝勒尼堪一道，沿长江挺进芜湖，并俘获了出逃的福王。[19]

扬州屠城无疑是对江南百姓的一个警告，对那些在南京投降多铎的官员们来说，也是警钟长鸣。投降的官员中有著名的翰林和文坛领袖、苏州府常熟人钱谦益。钱谦益很清楚江南文人那种固化的理想主义情操——诚如两个月后在嘉定率先以此明志的那个人（此人曾做过钱谦益之子的先生），也很清楚他们对史可法的赞美和景仰，所以他的降清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清朝招抚使安抚江南各地的一篇声明中，钱谦益赞扬了多铎的军纪，呼吁文人要想到“万千生灵”。清朝作为正义之师替明帝复仇的理由此时要比在北京时更加充分。多尔衮高度重视以帝礼为崇祯皇帝发丧，亦坚持北京明陵的神圣性。八旗军队已经消灭了李自成的起义军，福王及其将领或死或降，扬州的抵抗已招致了极度恐怖的大屠杀，只有接受清朝在南京的统治才能换取繁华之地的和平。钱谦益认为，这是再明智不过的选择了。[20]

大多数江南文人听从了钱谦益的建议。但被派到苏州府城去的招抚使在那里遭遇了一支正在撤退的明朝部队，其将领名叫杨文聪，这位效忠明朝的将领先前没能保住长江的渡口。他杀掉这位招抚使，然后逃跑了。多铎派了一支千人的八旗军去占领苏州，还派贝勒博洛去杭州，水师提督郑鸿逵与另一个明藩王在那里建立了政权。还没等到这支刚刚投降、军纪涣散的汉人军队进攻，这位明藩王就向博洛投降，郑鸿逵率舰队南遁。1645年8月14日，多铎报告说，南京地区各个府县叛乱均已被抚平。

这份报告恐怕缺乏足够的真实性。当清招抚使将印信、地图和册籍运回南京时，忠明士绅却准备夺取苏州。在城市和乡村，不同的武装群体——街匪、团练、士绅的家丁、勒索保护费的黑社会分子、私人武装，以及地位岌岌可危的豪家奴仆——都加入了战斗。7月中旬，多尔衮颁布了他一生中最不合时宜的法令，他重申了这样的命令：在被抚平的地区，汉人必须依满俗剃发，以示对清朝正统的认同。

在江阴港，为反对剃发令，府县衙役亦发动叛乱。清廷任命的新知县被杀，整个江阴都做好了抗清的准备。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士绅们或抵抗或自杀。苏州人民自杀的消息激怒了腹地的友人们，有的加入义军，准备夺回苏州，有的捐钱，有的自杀殉国，有的夺回了对县衙的控制，还有些人干脆剃光了头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任何剃了头的人成为叛乱者区分敌友的标准。太仓是复社文人和17世纪30年代政治运动的中心，这里的文人一同剃发，利用本地团防保卫城市，以对付敌对的乡民。多铎调来降将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军队进行平叛。

刘良佐的部队前往江阴围城，此时此刻，对于这些清朝的效力者来说，再没有其他地方的抵抗如此激烈了；李成栋的任务是去占领吴淞守军的大本营，那里是上海以北长江口上的防卫要塞，在7月底，他兵不血刃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但在途经某镇时，他的部队侵犯了一些妇女，这些妇女因反抗强奸而被杀，此事激怒了当地百姓，那些决心驱逐北兵、否则毋宁死的武装团体集结起来。这一突发的武力抵抗进一步激发了明遗民的斗志，他们与攻打苏州的义军相呼应，一支小部队还一度占领了位于吴淞与太仓之间的嘉定城，其他部队则在别处攻城略地，一些人夺取了太仓的据点，在那里他们遭遇了剃发士绅的抵抗。在动荡不定的一周内，剃发令的颁布、强奸事件、抵抗高潮，以及义军夺取苏州，先后发生。

接下来便是20多天的血腥屠城。八旗军佯装大意，让半数遗民进城，落入陷阱，使他们夺取苏州的斗争彻底失败。由于没能判断出清军的位置，义军在一次城市伏击中遇难。这时，李成栋重整军队，组织围攻嘉定。他此前失去了一个兄弟，还损失了很多士兵，于是对嘉定进行了报复性的大屠杀，大约有两万多人罹难。拥明势力在各地都遭到追击，血雨腥风中，江南百姓再次陷入自相残杀之中。李成栋部与博洛的部队在松江会师，然后北向，与攻打江阴的刘良佐会师。10月9日，江阴陷落，前所未有的流血开始了。此时江南被最终“抚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超乎想象的。10月24日，大将军多铎回师复命[21]。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的故事被世代相传，在250年后仍激励着民众的反满情绪。对于1645年的清来说，这些事件意味着明遗民会把新政府作为正义之师加以接受的希望打破了。由于清廷使用的是军纪涣散的北方汉人军队，使得吴三桂、洪承畴、钱谦益呼吁百姓做大清顺民的热情成为笑柄。不仅市镇里的和平是通过大规模奸淫屠杀取得的，而且这些作恶者如李成栋、刘良佐之流，本身也是以反贼起家的。他们先是背叛李自成，继而出卖史可法，借此赢得血淋淋的战功。他们的战功象征着一种报复：北方饱经战乱、极度贫困的幸存者对江南地区富庶的士绅实施的报复。江南的富庶给征服南方造成了很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