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综合视角

上述四种视角对族群动员方式选择的解释各有优势和缺陷，在对国别和个案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尝试综合上述理论视角形成适用于个案的理论。

综合了文化主义理论和反应性动员视角的有马健雄对拉祜族的研究。他提出移民的竞争和“改土归流”对拉祜族社会的巨大影响，拉祜族利用佛教运动提升族群认同和凝聚力，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军事组织能力。[57]

综合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视角的有巴兰尼[58]的研究，他将族群动员看作受到政治环境和制度限制的动员者的理性决策过程。提出成功的族群动员需要具备八项先决条件，按照重要层次由高到低包括：政治机遇，族群身份和身份构建，领导力，组织能力，意识形态、资历和活动项目，物质资源，沟通，象征符号。

结合族群竞争和政治过程视角的有路德[59]对苏联解体前的族群动员的研究，他指出族群动员的类型决定族群动员的方式，而激励和制度变革会改变族群动员的类型。他将族群动员分为两类，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的族群动员是为了彰显族群身份，加强族群团结，因此多采取抗议等形式的自发集体行动。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族群动员借用族群的名义，目的是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因此多选择能直接达成目标的动员方式。他指出苏联在晚期对族群企业家的激励条件和制度限制变化时，族群企业家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提高与国家的议价权，不再走制度默许的工具主义动员路线，转而支持制度禁止的原生主义族群动员。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在当代族群动员运动中，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两种目标往往兼而有之，难以清晰区分。另外，这个逻辑的适用前提是一部分人垄断动员资源，他们有能力随时调整动员性质，改变动员方式。

结合了族群竞争和文化主义视角的有雷金[60]对威尔士族群动员的实证研究。文化主义视角和政治过程视角的结合在赫奇特的研究中有所体现。他认为族群动员源于现代化程度的分化，但是族群动员并不是立即产生的，而可能潜伏数十年，在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才发生。[61]

也有一些学者使用综合视角分析印尼的族群动员。伯特兰德[62]融合了反应性族群动员和政治过程视角，提出了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即族群怨愤在遇到制度飓变的“紧要关头”时被激化升级为族群暴力。他提出“紧要关头”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对“民族国家模式”的重新定义，包括伊斯兰教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族群在国家机构中的代表权重以及对印尼民族定义的重新商榷。族群怨愤植根于苏哈托时期的“民族国家模式”（national model），该模式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族群的歧视性政策，使他们被视为异类，在经济和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长此以往积聚了集体怨愤，如“对达雅克人的压制、发展的威胁、政治边缘化和对达雅克文化的不尊重使西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跨越了从前的边界团结了起来”。[63]

上文中提到的冯·克林肯融合了国家整合理论和政治过程视角，提出国家整合程度越高，在遇到突发政治危机时，越容易产生族群暴力动员。[64]

除了上述四种理论视角和综合视角之外，还有研究分析了某些特定的变量或机制对族群动员方式选择的作用。这些变量或机制可以分为三类：社会—经济因素、族群政治—历史因素和动员资源。首先，在社会—经济因素中，族群人口分布对族群动员方式有直接影响。族群构成越复杂的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65]但类似族群人口构成这样的结构性因素对理论和机制的提炼意义不大。

其次，族群的政治—历史因素是动员的一种资源，精英通过其操纵族群议题的范围影响族群动员的组织规模。为了改变语言、教育、歧视等国家政策，族群组织可以在全国建立最广泛的族群联合体，而针对地区性族群问题，小规模的族群组织更有利于寻求草根支持。[66]此外，族群动员的先例也会影响此后族群动员的行动模式。[67]戴维森提出在历史上发生过族群暴力的地区在“紧要关头”时更容易重现族群暴力。他认为1996—1997年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族和马都拉族的族群暴力是此前二十余年小规模族群冲突的延续。不久后在同样地点发生的马来族和马都拉族的冲突也效仿了前者的暴力模式。[68]

最后，动员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不仅对动员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至关重要，而且可能改变族群动员的目标和方式。战略资源丰富的地区经常与族群自治运动和分离运动有联系。地方精英企图独吞财富的“贪婪论”、中央从地方手中强夺资源的“愤懑论”，以及因中央和地方的收益分配不均导致的相对剥夺感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族群动员现象。外部力量的加入往往为族群动员增添合法性、物质支持和知识支持。超国家组织为族群分离主义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69]为族群自决提供合法性的平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