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治过程视角

政治过程视角强调宏观政治情境和制度环境对族群动员方式的塑造作用。[44]此视角源于20世纪70—80年代，将社会运动看作政治的、连续的发展过程，核心论点是政治制度的变化或不稳定提供“政治机遇”，使族群政治活动更活跃。[45]

表2.1 族群动员方式选择的四种理论视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政治过程视角的一般性结论是，当威权政府向民主制度转型时容易产生族群动员，开放的民主空间被反民主的精英占领，用于煽动族群情绪，阻碍真民主的实现，相关案例如塞尔维亚。[46]急剧的制度转型也可能形成国内无政府状态，引发族群间的安全困境，从而引发族群暴力。[47]麦克亚当的经典案例分析解释了1930—1970年美国黑人社会运动方式受政治情境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过程，[48]此后的研究多是在麦克亚当的基础上深化，而几乎没有来自视角内部的根本性挑战。[49]

政治过程视角受到两方面的批评。第一，对案例的时空特征和背景的特殊性依赖程度高。因为政治机遇由三个元素构成：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对挑战者的主要应对策略、对抗挑战者的政治力量组合。具体国家的制度和政治情境决定动员者采用的策略、目标和行动顺序，[50]制度和政治情境如何发挥作用也取决于动员的类型。对特定背景的高依赖性难以形成跨国比较研究或产生有普遍性的结论。第二，政治过程视角弱化了族群动员的原因，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以族群作为动员的理由。政治过程视角更善于解释为什么发生族群动员和何时发生族群动员，但是对族群动员采用的策略和方法的解释能力较弱。

政治过程视角对“紧要关头”（criti cal juncture）的研究是解释印尼民主转型前后族群暴力的重要理论。“紧要关头”指在一段时间前后产生的一系列具有国别特殊性、会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变化。[51]这个概念与政治运动理论中的“时机条件”（conjunctural conditions）有相似之处，后者透过现代化危机、突发的经济危机和暴力机构暂时失灵解释暴力的产生。印尼在1997—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不久，苏哈托控制33年的威权政府倒台，印尼开启民主化进程。1998—2004年前后的政权转型时期被认为是典型的“紧要关头”。伯特兰德提出，在印尼国家民族主义模型下长期积累的族群问题在金融危机、民主转型冲击下形成的“紧要关头”，释放了族群暴力，当族群与国家订立了新制度框架，则族群暴力结束。[52]冯·克林肯[53]和戴维森[54]也同意“紧要关头”是激发族群暴力的导火索，但他们仅侧重于“紧要关头”的一方面影响，即苏哈托下台后军队和警察的机构改革暂时削弱了安全机构的镇压能力，或者安全机构因为从暴力中有利可图而有意延续暴力活动。[55]

综上，政治过程视角强调剧烈的政治变革作为背景，如威权政体的衰落、政变，往往与强暴力、失序的族群动员相联系，[56]因而能较好地阐释印尼民主转型前后的族群动员，而该理论不善于解释制度重建之后的族群动员方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