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荀子》和《韩非子》

荀子，名况，战国末年赵国郇（今山西临猗县）人。时人尊称为荀卿或孙卿，生卒年不详，大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末，主要活动于公元前3世纪。荀子曾游学于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的“祭酒”。后被谗去齐入楚，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令。春申君遭李园暗杀后，荀子的官职被废，遂定居于兰陵。面对诸侯相伐，灭国无数的社会现实，面对思想领域混淆是非的奸言邪说，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著述数万言而卒。其所著文字传至西汉末年，经刘向整理成书，定本32篇，这就是传至今日的《荀子》。

《荀子》一书，以隆礼义、治当世的伦理政治观为中心，构筑起了一个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包含了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等丰富内容的学术与知识的完整体系：“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劝学》）“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儒效》）荀子尊崇经典、树立权威的自觉意识，成就了荀子备受后人称颂的传经之功。而他在《非十二子》中对十二子学说“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不足以经国定分”“不可以为治纲纪”等缺陷的批评，也足以说明经国定分、合文通治，为“壹天下建国家”后出现的大一统政治出谋划策，是荀子学说的重心所在。而《荀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有明确的论旨与能揭示主旨的篇题，各篇布局严整，体制宏大，分析详尽。这说明专题论文形式的散文到荀子时代已最终形成。其中的《天论》《礼论》《乐论》等，明确以“论”为题，围绕着“天”“礼”“乐”展开论述，开创了以“论”命题的新文体。

《荀子》中的文章一方面以平稳、切实、全面、谨细见长，另一方面，荀子对浊世之政的不满，对混乱视听的奸言邪说的愤怒与鄙视，又使他的议论性文字抑制不住地表现出了浓烈的感情。如《非十二子》中对学者之嵬容、贱儒之丑态的描写：

吾语汝学者之嵬：其冠俯，其缨禁缓，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儢儢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謑訽：是学者之嵬也。

连用十三叠词，把“学者”平素的衣冠容态、举止气质以及在“酒食声色”“礼节之中”以及从事“劳苦事业”等特殊场合中不同的丑陋表现刻画得淋漓尽致。紧随其后的对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贱儒典型特征的摹写亦极为传神逼真：

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荀子的内在激情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一是广泛的设譬取喻，二是频繁的排比、偶句。前者如《劝学》，用一连串的比喻，把抽象而且不易阐明的道理论述得生动形象，令人信服，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召力。后者如《天论》，使整个论说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令人不能不从的气势。

除论文外，荀卿还写过《成相》和《赋》两篇韵文。

《赋》是荀卿赋体作品的结集。内含《礼》《智》《云》《蚕》《箴》五篇，及《佹诗》一首。这五篇赋分别描写一个事物，大致先以四言句形容事物的状态，然后用反诘和直陈两种方式加以解说，篇末才点出所咏事物的名称。刘勰谓“荀结隐语，事数自环”（《文心雕龙·诠赋》），即指这种谜语式的回环往复的写法。荀赋在形式与风格上皆有独创性，后世咏物赋多受其影响，“赋”作为文体名也导源于此，也正是由于“赋”被荀子首次用作篇名，荀子才与屈原一道，被推上了“辞赋之祖”的位置。

韩非（约前295—前233），战国末年韩国公室子弟。据记载，其人口吃，不善言谈，但很能著书。他与李斯同学于荀卿，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政治腐败，国势日衰，曾上书规谏，但韩王没有采纳。忧愤之余，写了《孤愤》《五蠹》《说难》等篇。其书传到秦国，得秦王嬴政激赏，为得到韩非，秦王派兵攻打韩国，韩国因此派韩非入秦。之后，韩非受李斯妒害，自杀于狱中。他的著述后来被汇编成集，称为《韩子》。至唐代以后，由于韩愈被称为“韩子”，为避免混淆，才被改称为《韩非子》。

韩非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思想家。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倡“法”“术”“势”并重的法制思想，强调以法为本，明法、任势、用术，这是保持君权、统御群臣、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韩非的法术思想中，最受人诟病的就是与政治阴谋、权术诡计密不可分的种种“治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韩非对“术”的强调与重视，实际上是战国时代列国之间、君臣之间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政治现实的忠实反映。这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韩非对政治与权势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注定了他悲惨的结局。因此，司马迁在为韩非作传时，不由自主地发出慨叹：“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韩非子》中，除《说林》和《储说》等是故事、传说的类辑之外，其余各篇都是专题论文。这些文章中，充斥着韩非对治国者“不务修明其法制”的疾恨以及“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的悲哀，因此，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把韩非视为发愤著书的圣贤之一。如《孤愤》：

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围绕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利害关系，君主对待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态度，抒发了作者面对“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的现实所产生的孤独、愤懑之情。与荀子的平稳、切实、稳健相比，韩非的文章锋芒更加尖劲锋锐，针砭时弊的峻刻风格与法家的刻薄寡恩有其内在一致性。

《韩非子》区别于先秦诸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不仅利用寓言和传说来推论说理，而且还大量收集、整理、加工、创作了许多寓言故事并分类汇编，在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韩非子》里的寓言，多数以人物为描写对象，如“守株待兔”（《五蠹》）、“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矛盾之说”（《难一》）、“智子疑邻”（《说难》）等，都是广为传诵的名作。除此之外，韩非还创作了为数不多但意趣盎然的动物寓言。如《说林下》的“三虱相讼”：

三虱相与讼。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三虱曰：“争肥饶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于是乃相与聚嘬其血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杀。

以虱子比喻只顾眼前利益的贪婪小人不顾国家安危，一味争权夺利的现实，笔致辛辣、刻峭，读之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