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春秋》三传及其文学价值

从墨子曾读“百国《春秋》”的记载来看，“春秋”最早并非鲁史的专称。只是由于除鲁史《春秋》之外的他国《春秋》未能保存下来，故“春秋”才由一个通名变成了专名。《春秋》记述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1）二百多年间发生在周王室及诸侯国之间的大事。

至于《春秋》的作者，最有影响的说法就是孔子所作。《春秋》之所以能避免“百国《春秋》”湮灭不传的命运，与孔子重修，又有儒家弟子传承密不可分。《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其中隐含了孔子褒贬时事的“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汉书·艺文志》用“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来概括“春秋笔法”的行文特点，“春秋笔法”遂成为史家秉笔直书传统之外另一种著史之法。蕴含于“春秋笔法”中“微言大义”的“不可书见”，必然造成孔门弟子“各安其意”的解说与传承，于是，在《春秋》的传承历史上，就出现的著名的“《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简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穀梁传》是专门注解《春秋》的著作，二者均采用问答体的方式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其中《公羊传》相传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著，最初只在口头流传，至汉初始记于竹帛。《公羊传》解释《春秋》经义时多有发挥。但其书设问自答的解说方式，使全书语言通俗晓畅。不可否认，这类释经之作常有主观武断之嫌，但其辞锋劲锐，文气明快斩截，很为后世文章家推许。为了释经的需要，《公羊传》和《穀梁传》会记述一些短小的历史故事，对于人物细节的刻画生动有致，栩栩如生。如《穀梁传·成公元年》季孙行父与晋郤克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通过故意的重复，把恶作剧者、受辱者及旁观者的心态、神情描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戏剧性。

相对于《公羊传》《穀梁传》为解经而记事之简略精练，《左传》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与《公羊传》《穀梁传》依经立义、经师口说的注经方式不同，《左传》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著述目的。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左传》的写作是要为《春秋》的“微言大义”提供事实基础，“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而且《左传》从一开始就是著于竹帛的，只是为“免时难”，才“隐其书而不宣”。因此，通过倾向性明确的历史叙述，为《春秋》的笔削之文提供有据可循的历史事实，这是《左传》记事最鲜明的特点。在《左传》叙事中，对战争的叙事最具代表性。《左传》记载战争，非常关注战争的性质以及导致战争发生的原因，对于战争的具体过程的记述大都围绕这个中心展开。这样的叙事角度，就为战争过程的描写赋予深刻的意义，耐人寻味。例如发生在僖公三十二年到三十三年的秦晋殽之战，起因是秦国欲偷袭郑国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秦国的有识之士蹇叔明确反对这次战争。《左传》如此记载蹇叔送秦国将领孟明的情景：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蹇叔断定孟明的军队有出无归，必将战死，秦穆公愤而使人骂蹇叔，蹇叔又哭送他的儿子。蹇叔的预言为秦军的此次出兵奠定了基调。除此之外的历史叙述也一再地突出秦师的不义与必败：秦师过周北门时，年幼的王孙满看出它的“轻而无礼”，断定它“必败”；过滑国时，郑国的爱国商人弦高很机智地持了礼物自称奉郑君之命来犒劳秦师，另一方面又派人迅速报知郑国防备。秦师袭郑的目的不能得逞，于是灭滑而归，却在殽地被晋师截击，全军覆没，应了蹇叔的预言。最后秦穆公也以“乡师而哭”的方式承认了自己不听蹇叔的错误。整个叙述明确的倾向性突出了不义战争必然导致兵败的判断与取向。依托于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左传》为《春秋》的“微言大义”提供了有力的事实基础。

《左传》记事，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且，它能够在历史的发展中写出人物性格的前后变化，给人留下深刻而生动的印象。如晋公子重耳是《左传》着墨较多的人物之一，他受骊姬之乱的影响逃出晋国，开始了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开始他是一个没有什么雄图远略的“公子”，在翟国安居12年，之后担心新继位的晋惠公的追杀，于是离开翟国前往齐国，“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他爱恋齐姜，就想安居下来。后齐姜与跟随重耳流亡的子犯、赵衰等人合谋灌醉重耳，用车载着他离开齐国。酒醒之后还大怒，用戈追击子犯。等到他经历曹共公观胁之辱、郑文公的不礼敬，途经楚国最后到达秦国后，就变得非常成熟了，所以在面对怀嬴之怒时，他能“降服而囚”，由此获得秦伯的帮助而回国继位，成为晋君。在城濮之战中，他能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战胜强敌。《左传·宣公十二年》借士贞子之口追述此事说：“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在这一段中，一句“犹有忧色”和一个“喜”字，就把一位深谋远虑的国君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左传》在一些细节的描写方面也有较高的成就。它非常善于用寥寥几笔叙写人物的言行与心理，从而使这个人物的整个精神面貌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如秦晋殽之战中，晋国俘虏了秦国的三帅，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放他们回秦国，“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先轸的深谋远虑及其性情的暴烈，在这一言一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还善于记载行人辞令。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频繁密切的往来为负责外交聘问的行人之官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也留下了许多委婉曲折又语挟风霜，令人无懈可击的行人之辞。如《襄公二十五年》所载郑国子产伐陈后献捷于晋的故事：

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这一次子产的应对得到了孔子的高度称赞：“《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春秋时代的“慎辞”观念，使以行人辞令为代表的语言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左传》在语言艺术上能突破前人，取得令人惊叹的文学成就的历史原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发展和完善了《春秋》的编年体式，在保存史料、成为史学典范之作的同时，从方法上为历史叙述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通过富有文采的历史叙述表达倾向性明确的史学观念与立场，也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成为中国史学传统的鲜明特点。与此同时，《左传》还是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作品，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