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列国纷争的历史画卷——《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所纂集的一部书。班固说司马迁作《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实际上，在司马迁时代，只有名为“国策”或“短长”等的名籍，并无“战国策”。“战国策”作为书名，是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图书时才确定下来的。

《战国策》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对战国纵横家策谋之辞的纂集。在诸侯混战造成的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这些被刘向称为“高才秀士”的纵横家们，善于揣摩王侯心理，能够提出扶急持倾、兵革救急的计谋，他们利用翻手成云、覆手为雨的雄辩之术，对当时诸侯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往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策士们的巧言辩辞，根本目的在于打动王侯，其中充满了机心算计、挑拨离间。正如清人陆陇其所言：“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但是站在战国时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来看，纵横家十分明确的政治目标与其说辞可能发挥的政治影响，给他们附加了一种时代喉舌的作用。他们的言语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时代脉搏与价值取向。

与思想内容的备受批判相比，《战国策》的语言艺术达到了当时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最大程度地体现了纵横家游说王侯的语言习惯。与《左传》的沉懿雅丽相比，《战国策》的语言表现出了恣肆辩丽的特点。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在记叙苏秦游说失败之后有一段文字：“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采用骈辞俪句，把苏秦落魄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战国策》非一人之作，非一时之记。其中除纵横家恣肆辩丽的游说之辞、饱受诟病的机心算计之外，其中也记录了不少很有意义的历史故事，如《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写荆轲，写得沉雄悲壮，司马迁几乎一字不改地把它录入了《史记》。燕太子丹从秦逃归，秦将灭燕国，兵临易水，燕丹想要使人行刺秦王，问计于田光，田光推荐荆轲，并且自杀以激荆轲，荆轲要借秦国逃亡在燕的樊将军的头作为见秦王的礼物，樊将军慨然自刎。这个叙述过程，把“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悲壮写到极致。之后的易水送别则是全篇最动人的一段：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忼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自从秦孝公变法图强之后，秦国力量日渐强大并表现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气势与雄心，使之成为关东诸侯眼中的虎狼之国。在人人谈虎色变的形势下，荆轲刺秦无异于以卵击石。“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作为可以预知的必然结果，强化了参与者与记述者的慷慨悲壮的感觉，整段文字饱含着充沛浓烈的感情，人物形象饱满，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