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散文的兴盛与《国语》的文学意义

《周礼·天官·宰夫》记述宰夫八职，其六为史职，掌管官书。这种属性天然地决定了它与文献典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礼记·玉藻》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以说，正是史官文化传统中文书制度的发达推动了先秦历史散文的萌芽、发展与兴盛。

战国之前的历史典籍，除了《尚书》《春秋》，以及《世本》和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中的相关部分之外，书名见载于史籍的，有《左传》所说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有《孟子》提及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有墨子读过的“百国《春秋》”等。但是，在经历战国时代长达数百年的诸侯战争、秦帝国建立后的焚书禁语，以及秦末战火的摧残之后，“百国《春秋》”仅存经孔子修订、由儒家弟子传承的鲁《春秋》而已，其他历史典籍，都随着那个混乱的时代湮灭于滚滚的历史洪流之中，后人无由得窥其面目了。但是，它们曾经存在过，这种存在为当时及稍后的历史叙述积累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且作为史学传统的一部分沉淀下来，延续至今。也正是这批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典籍所积累和提供的历史经验，才出现了《国语》《左传》《晏子春秋》这样一些历史事件详实、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精彩生动的历史著作。它们既是先秦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先秦文学史上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国语》一书，从司马迁开始就被认为是左丘明的“发愤”之作，但从其书的内容来看，它更像是一部史料汇编。从司马迁开始就被认为是《国语》作者的左丘明，应该就是《国语》这部语类史料集的编者。而左氏世为鲁国史官的出身，也为左丘明编辑《国语》提供了必要的史料条件。

《国语》全书共21卷，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每一国别内大略依时代先后，排列记载了大约五百年间的事情。其中时代最早的是《周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为西周中期祭公谋父进谏周穆王的事情。时代最晚的则为《晋语》“晋阳之围”，发生在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453年，讲述晋国智伯联合韩、魏，欲灭赵氏，反被韩、赵、魏联合消灭之事。从整体来说，《国语》记事没有系统性，只是有重点地记述了若干历史事件。其内容也比较庞杂，对于古今政纲、礼制、祭典，先王遗制，神话传说，乃至占相卜筮之辞，都有详细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国语》还记载不少有文学价值的神话传说。

《国语》里所表现的思想也颇为驳杂。除儒家思想外，它还兼容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其成书当时及神话传说时代的社会文化意识，如重民、重农、崇礼、畏天命而慎祭祀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而这种内容的驳杂，也成为其具有可读性的原因之一。尤其让后人耽嗜不已的，是《国语》中深闳杰异的语言。《国语》以记言为主，因此，善于记言也是其文学价值的主要表征。引经据典，善用排比是《国语》语言的重要特征。排比句式的运用，尤其是一连十多个句子或历史典故的排列，不但使论述委曲详密，分析深入透彻，而且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