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人来华与“文学”变义

中国语言文字本以字为意义单位，今日所说的“文学”，则主要是近代受泰西影响，作为学术分类的一科而成。今人以词为单位从历代中国典籍中查出的“文学”二字，在不同场合有各自的用法，并非专有名词，甚至并非名词，大多时候可作文、学分解，指“文教”“学问”，具体含义则随语境而变化。如《论语·先进第十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⁹⁾根据《论语》《史记》对子游、子夏言行的记载，可知二人长于儒家的礼乐之道，能传承儒家经典，⁽¹⁰⁾此处“文学”即指儒家礼乐教化。这种用法广泛见于《荀子》《韩非子》等书中，在把儒家著作奉为经典的时代具有普遍影响。东汉以后，文章（文辞）地位上升，“文学”开始包含文章，并出现专指文章的用法。如《世说新语》“《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¹¹⁾

唐代佛教流行，“文学”突破此前偏重儒家学说的含义，包含佛经教义。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载：“琳姓陈氏……少出家，住荆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内外，以文学见知。”⁽¹²⁾宋代陈祥道《论语全解》解释孔门四科，说：“德行所以行道，言语所以明道，政事则治人而已，文学则道学而已。”⁽¹³⁾“文学”被解释成“道学”。清末民国时期，人们以后来的固定观念反观古代，大多认为“吾国‘文学’一语，始于孔门四科设教，其后官师习用，大抵以一国之文化学术为其范围，观念既属模糊，界说因而难定。”⁽¹⁴⁾又称：“从前中国人论文学，经史子集，包罗殆尽；显然是不明了文学的涵义和范围所致。”⁽¹⁵⁾可见外来新义占据主导之后，古代观念仍然长期影响人们的认识，制约着“文学”的发展衍化。

欧洲对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的论述可以上溯到耶稣会士的时代，但用“文学”来翻译literature及相关的西文观念却较迟。马西尼曾列出“文学”对译literature的用例，已有学者指出他的举例大多没有根据。⁽¹⁶⁾他所举用例中有明代艾儒略（Giulio Aleni）《职方外纪》的记载：“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¹⁷⁾可是，《职方外纪》只是汉文，且其西文材料来源复杂，尚无直接证据确定汉语的“文学”与西文词汇直接对应。而在艾儒略的另一本中文著作《西学凡》中，“文学”用于指西学科目中的文科。文曰：

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谓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第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禄日亚”。惟武不另设科，小者取之材官智勇，大者取之世胄贤豪。

文科云何？盖语言止可觌面相接，而文字则包古今、接圣贤，通意胎于远方，遗心产于后世，故必先以文辟诸学之大路。其文艺之学大都归于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自撰文章议论。……文学已成，即考取之，使进于理学。⁽¹⁸⁾

其中的“文学”指“文艺之学”，亦即“文科”。学界多把这段描述作为西学科目入华之始，一般根据“勒铎理加”的对音认定“文科”指拉丁文Rethorica。后来中、日两国以文科、理科等名词来表达西学科目，应受此影响，可以想见的是，面对西学分科，用“文学”“理学”等带有“学”字后缀的名词来表达相关观念，具有先天的适用性。只是这种对应关系在清代并未得到沿用。

19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后，中西接触进入新的阶段，西人在中国人帮助下陆续发行中文书刊，相关词语的用法再次发生变化。

1819年出版的马礼逊编《华英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把“文章”译为“a bright assemblage of elegant letters—fine composition，polite literature”⁽¹⁹⁾。1822年出版的第三部《英汉字典》中，literature对译为“学文”，与之相关的literary man译为“有文墨的人、文人”。此时“文学”尚未与literature直接对应，但literature的相关观念却已译为中文。如叙述drama在中国的历史时，把唐代“传奇”、宋代“戏曲”、金代“院本杂剧”都包括其中。novel条解释为“new，新有的；extraordinary and pleasing discussions，新奇可喜之论；A small tale，小说书”。⁽²⁰⁾该字典在来华传教士中较有影响，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中的相关条目即与之类似。⁽²¹⁾这些译名的确定，对后来介绍literature有所帮助。

1837年，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文介绍“欧罗巴诗词”说：“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之诗，希腊诗翁推论列国，围征服城也。细讲性情之正曲，哀乐之原由，所以人事浃下天道，和马可谓诗中之魁。此诗翁兴于周朝穆王年间，欧罗巴王等振厉文学，诏求遗书搜罗，自此以来，学士读之，且看其诗相埒无少逊也。”⁽²²⁾“文学”的西文对应词究竟为何，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诗、词包含于“文学”之中。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组织人员翻译西书西报。《四洲志》即从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的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摘译而来，其中对各国风土的记载，出现了不同的“文学”事物：“暹罗文学亦同缅甸，大抵阐扬佛教，其赞颂四百，似有音律，须六礼拜之久，始能诵毕”⁽²³⁾；“惟安南文学独遵中国，较缅甸、暹罗为深奥”⁽²⁴⁾；“巴社素称文墨之邦，先日以诗名者，有哈斐士。……然古时文学早已残缺，近日王重文学，每日必有诗人在侧。……医学、星算诸馆，亦与文学并重，各有教授传习之人”⁽²⁵⁾。又记载土耳其在阿细亚洲者，“风俗、教门、文学，大约与欧罗巴洲之都鲁机同”⁽²⁶⁾。其中所说“文学”，近似“文教”。

此外，还出现了“文学馆”等机构名称。如记载日耳曼国分国麻洼里阿“政事设立两麻占，一为总领大官大教师办事之处；一为首领教师办事之处。首领教师并管理文学馆、技艺馆”⁽²⁷⁾。俄罗斯“土人俱崇额利教，设天文馆、算法馆、乐器馆、技艺馆、文学馆”⁽²⁸⁾。限于材料，“文学馆”“技艺馆”的具体分工及内容，不得而知，但显然区别于旧时用法，成为独立名词，而且彼此之间可以大致分别。

该书的教学门类记载美国“风俗教门各从所好，大抵波罗特士顿居多。设有济贫馆、育孤馆、医馆、疯颠馆等类。又各设义学馆，以教文学、地理、演算法”⁽²⁹⁾。“文学”成为设馆教学的特定内容，与文教一类宽泛含义有很大不同。《四洲志》所据英文原本在英美多次再版，且所译为摘译而非逐字对译，难以找出具体文本比对。

林则徐组织翻译的1840年6月20日澳门新闻纸中，有罗伯聃（Robert Thom）所译《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的介绍，其中出现所指不同的“文学”。原文如下：

《依湿杂记》原系士罗所译，转之英吉利字，今在本礼拜内印出为中国字，可为学中国字之英吉利人所用。……此书之序云：……

我等与中国历来相交之事，皆系为贸易之故，惟在如今各样事势大抵似要改变，虽甚有智识之人，亦难以预料其后来之事。……其古时之法律经典，皆可以为圣人之利益，其文学亦为读书之人所喜悦。……

在马礼逊之意，即以为若略学中国之字，即为甚容易，但若要深识中国言语文字，即为甚难。马礼逊有云：在我自己若说是深晓中国文字，即系甚远，只不过系略识而已。马礼逊尚且系如此说，谁人敢说是容易学之乎？……学习中国人之言语，虽系一件极难之事，又无人可以设法令人易学，然我等亦当要尽心设法清除阻塞，依中国人之文字，做出有此等一本书，或可以为我等国中之人所用。……然我等现在做此本书，并不是为贪赚钱，又不是为贪名。盖在著名之人之庙，做此等工夫之人，没有坐位，凡做字典之人，乃系算是人中之不幸，即做杂说者，亦难免不为不幸之人。然我只欲以此为文学之开路，经过此等无望之坑堑而已。⁽³⁰⁾

前人已经指出，《澳门新闻纸》主要取材于《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³¹⁾现难以找到这两份报纸，但《中国丛报》第9卷第4号刊登了1840年广州周报馆出版的《伊索寓言》的书评，其中就收录了罗伯聃序的原文。上文中的两处“文学”各有所本，原文如下：

Our relations with this vast empire have been hitherto purely commercial. The scene, however, is about to change, ...whose ancient laws and maxims may form a subject of interest for the sage, and whose lighter literature may delight and instruct the general reader; ...

Dr. Morrison has recorded his opinion, that, though a smattering of Chinese may be easily acquired, yet he considers it very difficult to attain to 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and adds,that,“such 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is what he views as an object yet afar off!”...

But though we admit the perfect acquire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be a matter of extreme difficulty, and further, that no efforts of our's or of any man's can ever render it easy, yet much may be done to clear away those superfluous difficulties which continually beset our path, and to make the outset of his career, less discouraging to the young student than it has hitherto been. ...that we have resolved to publish a series of elementary works (of which this is the first), comprising the various styles in which the Chineselanguage is written. Looking upon it as work that may perhaps be of service to our country, we shall not stop to consider the relative chances of gain and loss...⁽³²⁾

第一处“文学”对译lighter literature，第二处“文学”则为意译，并无直接对译词，从前后文来看，是在讲学习语言文字。此段译文后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时有所删改：

其古时法律经典皆可长久，其勇敢亦可与高加萨人相等……马礼逊自言只略识中国之字，若深识其文学，即为甚远。在天下万国中，惟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故凡撰字典、撰杂说之人，无益名利，只可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堑而已。⁽³³⁾

删去了对译lighter literature的“文学”，原来对译such 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is what he views as an object yet afar off的“若说是深晓中国文字，即系甚远”，删减为“若深识其文学，即为甚远”，“文学”指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意思近于语言文字之学。

1844年仲夏古微堂出版的五十卷本《海国图志》中，辑录了《四洲志》《澳门月报》，二者得以流传。《海国图志》多次再版并被引入日本，《四洲志》被王锡祺辑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³⁴⁾。上引《澳门月报》中的文字也被姚莹收入《康輶纪行》。⁽³⁵⁾

在此期间，马礼逊父子接续完成的《外国史略》，记载了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的政教情况，称：“自道光十年后，佛国王自操权，按国之义册，会商爵士乡绅以议国事……有司国玺之大臣，理兵部、教门、外国务之大臣，理水师、藩属地之大臣，理国内务之大臣，工务农商之大臣，文学大臣，司刑之官，千六百三十员。审狱之司一千员，别有定商务拟断之司，派兵弁之司，与中国无异。”⁽³⁶⁾ 1830至1848年间，法国七月王朝内阁更替频繁，内阁机构也经常变动。1830年7月31日成立的巴黎市政委员会，设立：Minister of the Interior，Minister of Public Works，Minister of Justice，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Minister of War，Minister of the Navy，Minister of Finance，Minister of Public Education。此后，Minister of the Navy改为Minister of the Navy and Colonies，Minister of Public Education改为Minister of Public Education and Worship，另又改设Minister of Commerce and Public Works。《外国史略》并未详记是哪一届内阁，从上文来看应非严格一一对译，而“文学大臣”应当是取“文学”的文教含义，指Minister of Public Education（法文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外国史略》因咸丰元年增补《海国图志》为百卷时辑入而得以流传。

1844年10月24日，耆英与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签字画押的《佛兰西贸易章程三十五款》第二十四款规定：

哂人在五口地方，听其任便雇买办、通事、书记、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请士民人等，教习中国语音，缮写中国文字，与各方土语。又可以请人帮办笔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各等工价束修，或自行商议，或领事官代为酌量。哂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者，亦可以发卖哂书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³⁷⁾

法文条款如下：

ART. XXIV.—Les français, dans les cinq ports, pourront choisir librement et à prix débattu entre les parties, ou sous la seule intervention du consul, des compradors, interprètes, écrivains,ouvriers, bateliers et domestiques; ils auront, en outre, la faculté d'engager des lettrés du pays pour apprendre à parler ou à écrire la langue chinoise et toute autre langue ou dialecte usités dans l'empire, comme aussi de se faire aider par eux, soit pour leurs écritures, soit pour des travaux scientifiques ou littéraires. Ilspourront également enseigner à tout sujet chinois la langue du pays ou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et vendre sans obstacle des livres français, ou acheter eux-mêmes tout sortes des livres chinois.⁽³⁸⁾

两相比对，“文学”“文艺”分别用来表达scientifiques和littéraires。⁽³⁹⁾此前，中美签订的贸易章程中已经出现允许学习语音、帮办文墨、购买书籍的条款，但并无“作文学、文艺等功课”一条。⁽⁴⁰⁾据研究，拉萼尼事先曾参考中美双方的条约。该条约形成的程序是，在谈判前拉萼尼拟定约稿，谈判时由法国翻译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译为中文。⁽⁴¹⁾1858年6月27日，中法签订的和约第十一款继承了该项条款。⁽⁴²⁾1865年，比利时国使者金德前来议约，所拟条约“均系从各国条约内采摘凑集而成”，最终确定的《比利时国条约四十七款》中第十三款与前款相同。⁽⁴³⁾1869年，奥斯马加国使臣毕慈前来修约，“所拟条约四十九款，均从各国内采摘芟节凑集而成”，最后达成的条约第十二款也继承了以上内容。⁽⁴⁴⁾

1847年，潘仕成所编《海山仙馆丛书》收录葡萄牙人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辑译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其中“欧罗巴全志”记载：“欧罗巴虽为地球中五州之至小者，然而其处文学休雅，技艺精巧，较之他处大相悬殊，故自古迄今常推之为首也。”“文学”与“技艺”相对。又记其“文艺”说：“天下五州之内，所有文学、技艺，其至备至精者，惟欧罗巴一州也。其余各州亦皆有之，但未能如其造于至极焉。譬如各文学、镌刻、地理、音乐等书，他州各国通行者，殆皆系欧罗巴人所著作者也。”⁽⁴⁵⁾两处“文学”有所不同，第一处与前述相同，后者则指书籍分类，这是前所未见的情况。百卷本《海国图志》辑入了该书，或许是“文学”作为书籍类型的指称不明，辑录者删去了后一处“文学”。⁽⁴⁶⁾

1854年前后，墨海书馆出版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地理全志》记各大洲地理状况，有相似的“文学”表述。所记“亚墨利加州”之“文艺”称：“州内文学、技艺，大与欧罗巴同。盖自明以来，西洋人迁徙，开垦而居之，生齿日繁，熏陶渐染，于是文学堪嘉，技精艺巧。”记大洋群岛“学俗”：“州内文学、风俗不一。诸岛土民、生番，渔猎为业，鄙陋裸体。”⁽⁴⁷⁾“文学”都是用来指当地的教化情况。

中西接触之初，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适，相关词语、观念的表达存在多样性。1857年初，伦敦会传教士主持的墨海书馆出版了《六合丛谈》。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第1号上发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其在英文目录中的标题为Greek the stem of Western Literature，“文学”用来对应literature。此时王韬等人在墨海书馆帮办笔墨，对译文的具体用词是否及如何发挥作用，尚不明确。

该文开篇指出：“今之泰西各国，天人理数，文学彬彬，其始皆祖于希腊。”并特别强调对“诗古文辞”的重视：“列邦童幼，必先读希腊罗马之书，入学鼓箧，即习其诗古文辞，犹中国之治古文名家也。文学一途，天分抑亦人力。”随后介绍“初希腊人作诗歌以叙史事，和马、海修达二人创为之”，并以明人杨慎《二十一史弹词》与之类比，开以弹词比希腊史诗的先河。

至此，似乎可以认定文中所说“文学”专指诗古文辞，但该文笔锋一转说：“希腊全地文学之风，雅典国最盛。……其从事于学问者凡七，一文章，一辞令，一义理，一算数，一音乐，一几何，一仪象。其文章、辞令之学尤精。以俗尚诗歌，喜论说也。他邦之学，希人弗务。”又介绍希腊文教之兴盛道：“希腊人喜藏书，古时仅有写本。至罗马国，其始椎鲁无文，皆希腊人教之。……近人作古希腊人物表，经济、博物者一百五十二家，辞令、义理者五十四家，工文章能校定古书者十三家，天文算法者三十八家，明医者二十八家，治农田水利，多识鸟兽草木者十二家，考地理、习海道者十七家，奇器重学者九家，制造五金器物者六家，刻画金石者七家，建宫室者三十二家，造金石象者九十五家，诗人画工乐师四百家。”几乎全篇都在叙述希腊文教的兴盛，最后总结为“希腊信西国文学之祖也。”⁽⁴⁸⁾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学”并不专指诗古文辞，而是近于文教，泛化为一切学问的指称。⁽⁴⁹⁾这可能与literature的词源含义比较宽泛及其在历史上发生变化有关。⁽⁵⁰⁾

从第4号起，《六合丛谈》辟“西学说”一栏介绍Western Literature，此前所用“西国文学”改为“西学”，可见此时中西对译多为意译，“文学”可能对应或意译不同西文词汇的意思，而翻译literature的汉语词汇也存在多样性。不过，literature与“文学”对译关系的不稳定，逐渐发生变化，从此后《六合丛谈》所载艾约瑟的多篇译文来看，literature以及与之相关的poet等词汇的中文译名得以确定。如第3号的《希腊诗人略说》，英文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Short Account of the Greek Poets；第7号的《西学说：西国文具》，英文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Bibliographical Materials；第8号的《西学说：基改罗传》，英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Cicero；第11号的《西学说：百拉多传》，英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Plato；第12号的《西学说：和马传、土居提代传》，英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Homer-Thucydides。仅从标题来看，西学即原来的“西国文学”并不专指诗古文辞。这些中文译名的确定，对艾约瑟1880年开始翻译《西学启蒙十六种》，介绍西学分科中的“文学”有所帮助。⁽⁵¹⁾

《六合丛谈》第2卷第1号刊载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六合丛谈二卷小引》一文，介绍西国“学问之道无穷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纷赜变化，莫可端倪，前卷所载略备，而犹有未尽者，今再胪于篇”。随后分别介绍了西国天算之学、地理之学和文学的发展。关于后者，“言乎人事，则文学为先。中国素称文墨渊薮，于他邦之好学，亦必乐闻。西国童孺，入学鼓箧，即习诗古文辞，风雅名流，类能吟咏。艾君约瑟，追溯其始，言皆祖于希腊。因作《西学说》，以是知此学之兴，非朝夕矣”。⁽⁵²⁾“文学”被认为关乎人事，接近文墨，区别于天文、地理，可是又以《西学说》作为论文学的著作。

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通过中日之间的帆船贸易传入日本，对日本幕末明治初期接受西学新知有所影响。《横滨繁昌记》所载的舶来洋书中，包括《地理全志》《六合丛谈》等。⁽⁵³⁾在中国，来华西人的著作持续发生作用，构成华人对西学的最初认识。艾约瑟的文章后被香港《循环日报》所载，《申报》《万国公报》先后从《循环日报》选录登出。⁽⁵⁴⁾《万国公报》刊出的题名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但在页边则题为《希腊为西学之祖》，“文学”与“学”通用。直到1895年文廷式编《新译列国政治通考》时，还将该文收入，⁽⁵⁵⁾后来影响颇大。

与传教士介绍西学不同，外国使臣来华，对“中国理义、文学之盛”的认识成为请求与中国通商的理由。1867年，届临中外修约之期，福建巡抚李福泰的条说中就引用英臣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所说，“各国技艺材能不如中国理义文学之盛，国君亟欲相交等语”。⁽⁵⁶⁾

西人来华，为适应传教通商的需求，必须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869年，高第丕（Tarlton Perry Crawford）与张儒珍完成的《文学书官话》出版，英文书名为Mandarin Grammar。作者在序言中解释了成书意趣及其效用，说道：“文学一书，原系讲明话字之用法。西方诸国各有此书，是文学书之由来也久矣。盖天下之方言二千余类，字形二十余种，要之莫不各赖其各处之文学，以推求乎话之定理，详察乎字之定用，使之不涉于骑墙两可也。”⁽⁵⁷⁾这是晚清较早用西方语法讲解中国“话字”，文学实为语法文法。该书后传至日本，改称《大清文典》予以重刊，正如训点者在例言中所说：“近日于坊间得舶来本汉土文法书，其书曰《文学书官话》。”在日本更多用文典、文法来表达grammar，用“文学”则并不多见。1871年，《教会新报》第165期所登《美华书馆述略》一文，介绍美华书馆所印之书中有《官话文学书》，归入译语之书一类。⁽⁵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