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中国“文学”源流（1819—1876）

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特征之一，是分科治学取代旧有的学问之道。钱穆晚年总结所亲历的学术发展说：“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¹⁾针对的是胡适提倡的以西学条理中学所造成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错解和隔膜。

为解决这一问题，钱穆试图以既有的分科门类与中国的四部之学相会通。对于集部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中国集部之学，普通称之为文学。但论其内容，有些并不是文学，而与子部相近。若就文学的广义论，在中国，四部书中都有在文学上极高的作品，惟专注重文学的集部之出现，则在四部中比较属最迟。”⁽²⁾又说，孔门四科中，“游、夏文学，亦乃为文章之学，乃称文学，而亦岂诗歌辞赋骈散诸文之始为文学乎？故中国，如屈、宋乃至如司马相如诸人，为‘辞赋家’；陶、谢、李、杜为‘诗家’；韩、柳为‘古文家’；而独无‘文学家’之称。今日国人之称文学，则一依西方成规，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无之。”⁽³⁾在钱穆的时代，文学与集部相接近的观点已经相当普遍，所牵涉的问题主要有三：四部分类体系的确立及集部的成形，从古代到近代“文学”概念的衍化以及二者何时相嫁接。

中国古代图书目录与学问有着密切关系，从经籍目录中可以窥见学问脉络。⁽⁴⁾《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而成，总群书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诸子十家九流，各有官守，“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小说家为诸子十家之一，被视为不入流。从历代艺文志各叙中可见当时人对学问流别的认识。诗赋略叙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上古诗赋多有“风谕之义”，然自宋玉、唐勒，汉代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雄，“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本义。⁽⁵⁾魏郑默《中经》、晋荀勖《新簿》而后，始定四部：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至《隋书·经籍志》，乃确定经、史、子、集的四部体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集部总叙称：“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⁶⁾集部为文章集合，后来形成的“文学”观念与之略有近似，因而有集部之学相当于文学的认识。

四部分类为后世所沿用，虽各有损益，大体不出此范围。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则增加诗文评、词曲类。集部总叙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近代以来，将词曲与小说并称，实则发展的源流各异，品类高下亦有不同。词曲类小叙称：“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⁷⁾近代以西式分科嫁接中国旧有学术后，截断众流，反不能得其渊源脉络。

前人治学并无条分缕析的专门分科。清代章学诚推尊郑樵，主张学分专门，其见解及其所推尊的郑樵并不见重于当世，却为受西学分科影响、主张分科治学的近代学者奉为圭臬。分科既为后出，则由源及流地讨论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实有必要。

目前，国内外文史学界对“文学”在近代中国流变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⁸⁾资料的搜集亦逐步推进。唯受制于后来形成的观念，多以对译literature作为“文学”的“现代意义”，返回近代文献中寻找相似的用法，对历史的复杂性有所忽视，为此研究留下了空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以后来观念为取舍，回到历史现场，按时序梳理19世纪前期的“文学”词语及其观念的渊源流变，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