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外见闻中的“文学”

晚清西式新闻纸和译书机构逐渐出现，中外见闻因之扩张，相互之间的认识逐步加深。新闻纸最初在广东沿海创设，随着五口通商后中西交流中心的北移，沪上报馆相继设立。申报馆开办时，创刊号上发布告白称：“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自我定位即为“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⁵⁹⁾新闻流通的速率加快，就影响而言更胜于旧式书籍，其中也包括“文学”的传布。

1872年，有消息称总理衙门至香港购买活板及各种印字机器，准备印书。5月27日，《申报》刊载文章回顾中西活板印书的历史，称：“中国活字之行始于宋，西国活字之行始于明，相去几二百年。中华为文学渊薮，实开泰西之先声。”⁽⁶⁰⁾活字印书成为文明开化的表征，对“中华为文学渊薮”的判断即源自其文教的兴盛。日本明治初年，开始设立西式学校，文教因之大盛。《申报》报道日本捐费“兴学校，崇文学”之事说：“东洋地方，创建书塾，教习西国文学，已经纷纷告竣。……该国兴学校，崇文学，于此已可见其大凡也。”⁽⁶¹⁾“西国文学”指“西学”，“兴学校，崇文学”则指振兴文教。

类似的用法还出现在兴学报道中。1874年11月14日《申报》报道，英国前任驻北京钦差自回英后，“平日以文学为消遣自娱之计，其所著作之文章，与阐发之议论，可以有益于世事者，屡属登于各馆新报，俾令各国之人可以采择而广见闻，亦习以为常事”。⁽⁶²⁾12月3日《申报》报道：“布鲁斯之伯灵京城内有文学士，拟欲鼓舞英才，提唱风雅，以为大会同志之举。……爰于十阅月之前，拟开大社，明定章程，拟题考试。计其中分为数类，曰史学，曰天文地理，曰性理，归其命题各展才力。……又有诗文著作及拟作说部等书，亦可呈览。膺首选者，则给奖银三百八十五元。……至拆封给奖之日，则凡文学士之曾经投卷者，无不毕来。”⁽⁶³⁾“文学士”涉足史学、天文地理、性理及诗文、说部等书。

与《申报》注重中土的新闻报道不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在京师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则倾向于向中国介绍“西方天文、地理、格物等学”，并设“各国近事”一栏“录中土西邦一切新闻近事”。⁽⁶⁴⁾1873年9月，《中西闻见录》第14号报道，印度新闻纸数量近十年内日见增长，“溯其所以日盛之原，实由各处添设学校而起。盖学校之益，不惟开茅塞、识文字，兼能使民求实学”，而力求改变此前“士恒为士，工商恒为工商……而秉教之婆罗门比丘者（即僧尼之流）龙断文学。其工商只令执斧斤、权子母，不准识一丁”的情况。⁽⁶⁵⁾文学指学校教化。类似的用法还出现在对欧洲东方文会的报道中。《中西闻见录》第16号报道欧洲各国在法国设立东方文会，学习“亚细亚各国文学”之事，称：“泰西之专攻亚细亚各国文学者不少。近闻设立东方文会，于七月间学士大集于法京，共相砥砺观摩，讨论文策，以期广益。更选人将《汉》、《史》译成。”⁽⁶⁶⁾1874年，该会又在伦敦聚集，《中西闻见录》第28号报道：“在会中有专讲埃及像形古文，有专讲巴比伦箭头古字者，有专讲亚拉伯回回国古文者，有专讲印度梵字古文者，不一而足。更有艾、理二先生，讲论中国文学，极一时之盛事。”⁽⁶⁷⁾“中国文学”泛指中学。

如前所述，《海国图志》中已有把“文学”作为图书类型的用法，这种用法再次出现于《中西闻见录》的报道中。据称，英京之书籍博物院“所藏书籍不仅英国著作，实古今各国撰述丛集于此，总计共有一百数十万卷，每年增益者，亦不下数千卷。国史、文学、经济、杂家，无不全备。目录写本一千余卷”。⁽⁶⁸⁾“文学”与国史、经济、杂家并列，是英国书籍博物馆藏书类型之一，这已经具有学问分类的性质。此文在戊戌年间被改为白话，收入裘廷梁、裘毓芳父女所辑《白话丛书》，⁽⁶⁹⁾在一段时期内具有影响。

“文学”指具体学问类别的用法，在晚清译书活动中逐渐流传开来。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创办，傅兰雅（John Fryer）、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先后担任翻译，除了翻译外国史地、格致等西学著作外，还翻译外国新闻纸供官绅阅看。1873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西报中，就有英国学问“格致”和“文学”：“同治癸酉年七月初十日至十六日西报（西历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四日），英议官斯丹合请援照营律奖武例，饬备功牌量奖格致、文学之精通者，以示鼓励。相国格兰斯顿不从。”⁽⁷⁰⁾梁启超1896年所作《读西学书法》称，《西国近事汇编》“所译者英国《泰唔士报》也”，“事实颇多”，为欲知近今各国情状者所最可读。⁽⁷¹⁾可见，其中的“格致”与“文学”应来自西文观念。

类似把“文学”作为图书类别的用法，也出现于传教士的刊物中。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Faber Ernst）完成《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寄往教会新报馆。《教会新报》第271卷将花之安自序及华人王谦如所题序刊诸报端，并在卷首前言中介绍说：“书中有西学译著，圣教各种经书，兼天文、地理、算学、格致、海防、文学、武备、国史、医理等书之名。”⁽⁷²⁾事实上，花之安该年完成的《德国学校论略》中所列“西学译著书目略”的分类为：圣经、经解、道学、历算、数学、地舆、游历、格致、艺器、海防、武备、医学、志乘、交制，并无“文学”类。⁽⁷³⁾《教会新报》所说“文学”的内容无从得知。

与这种“文学”指称不够固定相比，艾约瑟的“文学”用法所指则具体得多。此时，艾约瑟延续了此前对希腊历史文化的介绍，《亚里斯多得里传》一文中说道：“当中国成周安烈之世，为泰西希腊国文学弥盛之时。耶稣降生前三百八十四年，亚里斯多得里生于希腊国之斯大该拉城。……亚力散大嗜文学，重诗人，喜习医道之术，兼务格致之功，皆亚之所教也。”⁽⁷⁴⁾“文学”包含诗，也涉及医道和格致。

国人对外国的认识不仅来自新闻报道，还从直接交往中获取知识。1872年11月23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因法国使臣热福理（Geofroy François Louis Henride）函称“法国文学苑”备书籍供给同文馆肆业泰西文字之用，希望与之交换书籍。⁽⁷⁵⁾“法国文学苑”与《海国图志》中的“文学馆”相似，指法国的学术研究机构。

1874年夏，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的郑昌棪得到英人麦丁富得力所辑书，后与林乐知将之翻译为《列国岁计政要》。其中记“法国学校”称：“国学有文学部大臣主持，乡间无塾，百分内有三十分不读书。”⁽⁷⁶⁾“文学部大臣”掌管国学教化之事。记载英国学校：“英国夙号文献之薮，近二十五年文学更盛。一千八百七十年，议院议定新章，凡属英之本省暨威立士地方一乡一镇，皆设初学义塾。”⁽⁷⁷⁾记俄国学校“文学经费，由国库拨给银款一百五十四万一千八百六十三磅”。⁽⁷⁸⁾“文学”用来指文教、教化，与《外国史略》中的“文学大臣”相似。

从1875年开始，由美国北长老会牧师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在上海创办的《小孩月报》连载《游历笔记》一文，“将前时返美国，所记各处经过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逐段详载”⁽⁷⁹⁾。其中记载经过日本所见明治初年效法西国的维新之政就包含“文学”，原文说：“现在日本许多事情效法西国，造铁路、开公司，一切例法、政治、刑罚、文学、制造、印书、房屋、道路、桥梁（石踏步改为平桥便于车行），无不照西国的法子。”⁽⁸⁰⁾又记载希腊国“古时百姓，都循规蹈矩，又有许多圣人写许多诗文，讲许多性理。又有人写天文、算法、地理、史鉴、列传、医道、博物、志异、文学、言辞、兵法等类，以后传至各国，作为西国文学之基。”⁽⁸¹⁾所说“文学”既可用来指政事类型，又可指具体学问类别，还有如艾约瑟所说“西国文学”一类的宽泛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