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国初年的跨界实践与财商初显
1905年，刚刚丧父、失去生活保障的张石川从宁波来到上海，与几十万操着不同方言、离根的邻省人一样，以移民身份构成了这个城市人口的主体。对于这位处于城市中下阶层的青年来说，迫于生计，同时又是主动寻求出路，上海成为他能够摆脱其先赋出身的阴影而通过其努力争得前程的地方。民国时代学者王孝通曾谈到当时上海移民的重要来源——浙江人表现出来的“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段，特别之眼光”“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的特质
。在沪的浙江人中，尤又以宁波帮为标志，如时人阐述：
宁波帮财力虽则不及山西帮，但谨慎、精密和勤俭，却跟山西帮相仿佛，而没有一点顽固，宁波帮是进步的；又虽则没有广东帮那么的果断决断，能在国外国内活跃，但宁波帮却稳健而着实的，和广东帮正旗鼓相当。在这贸易总汇新式企业中枢的上海，宁波帮种下了根。
张石川的两位舅舅经润三、经营三都在上海经商，其中房地产巨商经润三是号称上海三个半大滑头中间的一个。张石川到上海后，进入经润三所在的华洋公司——一家美国商人在上海经营房地产生意的洋行，从一名“小写”（即抄写员）开始苦干。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学英文。不到两年，就能讲一口洋泾浜的英语，直接应对美国人，由此当上了上海美化洋行广告部买办。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上海租界出现了如学者指出的“精英文化真空的情形”，富有的投资实业家大量涌现，上海发达的经济、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文化使买办、商人成为城市中极有势力、最为活跃的阶层，而英语是能得以受雇的一个基本素质要求。洋行对买办的遴选，首要条件是对洋行东家绝对忠诚，再者看其是否有广泛的商业关系和发展业务的能力，这其中懂外文且知洋务是发展业务能力的关键。由于中外人员接触密切，洋泾浜英语由此产生，“这是一种以英语和上海话为基础的特殊的地方语言，其中还夹带着一些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粤语等，学起来相当方便。开埠后不久，洋泾浜英语就在实际上成为上海地区广为流行的一种交际语言”。能讲洋泾浜英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具备了跨文化交际的双语能力，使张石川在洋行迅速从底层上升，成为年轻的买办，也赋予了他一种杂糅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开阔视野，为他接下来的发展机遇提供了条件。
当时的中国，“既要在大陆内地小心谨慎地保存其意识形态结构，又要以其国内贸易用沿海地区为中介，进入发展中的商业—军事世界的关系网中。这个商业—军事世界，包括主要为欧洲资本主义服务的海上贸易、民族竞争、殖民主义和技术革新。”正如钟大丰所论：“大量新移民的到来改变着上海的人口的文化构成，也推动了世纪之交上海诸多新的文化现象的出现，特别是商业性文艺的迅速发展。”1912年，“民国肇造，百业维新，应运而生之文明剧，乃风发云涌，全国景从”，在洋行从事广告宣传、媒体业务的张石川在媒体界不断扩大自身的关系网，并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后来在新剧界声名大噪的郑正秋。
郑正秋从1910年11月26日在《民立报》发表《丽丽所剧评》开始，先后担任《民立画报》《民权画报》等副刊编辑兼撰稿人，并于1912年11月9日起自办《图画剧报》。郑正秋回忆，“在民国二年的时候，我正在〈图画剧报〉，因为和上海小报社的张石川君很有交情，所以他常来跟我谈话”。这个时候，上海华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儿和另一位在上海经商的美国人萨佛接盘了美籍商人布拉斯基于1909年成立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当时亦有写作“亚西亚影戏公司”），预备在中国拍摄几部影片，想聘请中国人来打理拍片业务，就通过翻译杜俊初找到了经营三和张石川。张石川就想到了郑正秋，“因为是拍影‘戏’，自然就很快地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戏’上去。我的朋友郑正秋先生，一切兴趣正集中在戏剧上面，每天出入剧场，每天在报上发表丽丽所剧评，并且和当时的名伶夏月姗、夏月润、潘月樵、毛韵柯、周凤文等人混得极熟。自然，这是我最好的合作者了”。于是，早期中国电影生产与制作最重要的一对合作伙伴诞生了。
张石川之所以能被这两个美国人选中担任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中国顾问，是因为他“能讲英语，人又聪慧，办事又有能力，关系众多，人缘极好”。而张石川也看到了这个发展机遇，尽管电影业对当时大部分中国商人来说都非常陌生，更不要说对其巨大商业潜能的认知，这就给“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段，特别之眼光”“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的浙江人提供了一个历史机缘。于是，“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差不多为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几张”，张石川便答允下来，从此横跨商界与伶界。当时“中国人把外国人叫洋鬼子，在外国洋行办事的中国人，称之为洋行小鬼”，因而，张石川被视为“洋行小鬼起家的文化商人”。
从以上对张石川从影史前史的简要概述，实际上可解读出张石川在一系列跨界实践中所积攒起来的经验在此后他作为民国第一电影人身份登场，并活跃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电影生产与经营过程中所具有的跨地域、跨文化与跨媒介的范式意义：作为从宁波到上海的跨地移民与作为舶来品在上海落地生根的中国电影，都面临着在严酷的社会环境和竞争压力下必须谋求利润以求生存的境地，在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意义上具有同构性；从“洋泾浜”经验生发出来的混杂性跨文化视野，与商业、半殖民、租界这些代表上海特性的标签挂钩，在“世界的上海，上海的世界”的语境下自觉保持“向外看”的意识的同时又能回望本土传统；印刷纸媒的报业广告人结交新剧界人士共同合作办中国影戏，此种跨越媒介的人际交往和文化实践，则可视为早期中国电影生产过程中不断吸纳纸媒、文明新剧的跨媒介经验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