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明新剧社的更迭竞争与跨界先锋

1913年9月27日，上海《申报》第12版刊登了一则题为《请看上海战争活动影戏：亚西亚影戏公司假座新新舞台，开演从来未有之中国影戏》的广告，预告影片将于两天后（1913年9月29日）的夜戏首映。内容摘抄如下：

亚西亚影戏公司布告

活动影戏为欧美电学大家所发明……年来输入中华　观者同声赞美　至于中国之种种色色　从未摄入影片　引以为憾　本公司有鉴于此　爰将最近淞沪战事暨社会新剧摄影制片　先行试演以饱沪人士眼福　所有二大特色详列于后

特色（一）淞沪战事

……本公司特派写真专家冒险亲赴战地　摄取各种惨状……大费手续制成活动影片　本公司珍如拱璧　不肯示人　且美大总统威尔逊君来电催索即欲携归美国……

特色（二）改良新剧

本公司前次厚资聘请新民社诸君扮演中国戏剧如家庭新剧《难夫难妻》滑稽新剧《三贼案》《风流和尚》《横冲直撞》《赌徒装死》等出无不惟妙惟肖　尽善尽美　且目睹斯剧定必拍手叫绝　较之舞台演戏有过之无不及　此中国演剧摄入影片洵为海上破天荒之第一次也

根据黄德泉的考证：由美商开办的上海亚细亚影片公司，从1913年春夏成立至1915年年初解散，公司业务涉及影片的摄制、发行、放映以及进出口，其中放映工作由专门附设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负责。出品的新剧电影短片均由新民社的新剧名家编演，继而由民鸣社负责。

“亚细亚”拍摄中国影戏的合作伙伴，由以郑正秋为核心的新民社编演名家更迭为以张石川为核心的民鸣社，发生于1913—1914年，对张石川本人以及萌芽期的中国电影来说都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

1914年5月1日出版的《新剧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管义华撰述的《一年来上海之新剧》，详细记录了这一更迭过程：

去夏，美人某在上海摄各处风景欲携回本国作影片用，事竣有余具，杜君俊初因影片仅有西人演摄，欲集中国人创办，商之于经君营三、张君蚀川。二君以为然，言之美人，美人亦然之。于是组织新民公司专摄影戏，张君赴宁镇各处，遍请新剧中人教之演戏，更请郑君正秋为之编戏。郑君夙于新剧有经验者也，于是事成。月余影片尽，会二次革命起，上海有战事，因此辍演。此时之新民公司，困苦异常，各艺员茹苦含辛，百折不挠，新民公司乃能生存于狂风骤雨之中。至月余益不支，郑君发议开演新剧以为补助，经君等甚以为是。初欲演于沪南新舞台，未果。杜君乃假爱提西戏院演剧两天，所演者为正剧《恶家庭》，郑君手编也。时当新剧履败之后，沪人对于新剧颇有一种不信任之心，故各艺员虽竭尽心力，而观者寥寥。因是愈困，尝往观剧者，辄称赞不绝口，各报亦皆为之揄揭。郑君甚以为有机可乘也，谓为背城借一之举，爰假谋得利戏园试演。方其初也，观者并不踊跃，天雨之日，座中只有十余人。而各艺员不少懈怠，一如平昔，其毅力为不可及。匝月，信用渐溥，观者有增靡已，而新民社办事人存居奇之心，欲排去旧同志，郑君不能阻，因是各艺员亦多为之不欲。经、张、杜三君不善新民社之行也，另行组织民鸣社，不满意于新民社之艺员群焉从之，更由资本家经君润三同出襄助，钱君病鹤亦为办理一切，假座歌舞台开幕……

根据此文以及当时其他一些史料可见，新民社的前身是张石川、经营三和杜俊初组织的新民公司，原计划将当时在新舞台上演、且上座率很高的文明剧目《黑籍冤魂》拍摄为电影。但实施过程遇阻：一是美方认为这个题材会影响美国人在华的鸦片生意，二是张石川原本通过郑正秋找到新舞台的名伶夏月珊等人，想让文明剧的原班表演人马出演电影，但夏月珊索要3万元（银元），超出了依什儿的预算，计划只好作罢。张石川随后邀请有新剧经验的郑正秋加入进行原创题材的编写。在合作方式上，“亚细亚”供给拍片资金及影片发行放映，新民公司负责拍片业务，雇用了“一班半职业半业余的新剧家”作为演员。

郑正秋回忆，当张石川来邀请他一起与“亚细亚”合作的时候，“我本来是三天倒有两天在戏院子听戏的人，对于这种工作，当然十二分的有兴趣，所以一口答应，马上编成功一部《难夫难妻》的社会讽刺剧”。在分工上，张石川负责“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郑正秋则负责“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而据付永春挖掘出的新史料，“亚细亚”的摄影师威廉·林奇担当了张石川和郑正秋的“启蒙者”角色，教授他们操作电影设备以及运营电影公司的知识。这期间共拍摄了前文《申报》广告中提及的家庭新剧《难夫难妻》、滑稽新剧《三贼案》《风流和尚》《横冲直撞》《赌徒装死》等短片，摄完一个多月后，胶片用尽。

此时上海战事起，即前文提及的9月27日《申报》的影片广告中的“淞沪战事”，为声讨袁世凯，始于1913年7月23日的“攻打制造局”之战役，亚细亚公司还“特派写真专家冒险亲赴战地”拍摄了《上海战争》，由此与新民公司的合作中断。新民公司的演员失业，生活无着，陷入困境。其间郑正秋提供他们吃住，他在《新剧经验谈》中提及此事：“适亚细亚影戏公司邀我作主任，乃召新派剧人应之，时在癸丑。新剧人大抵落魄穷蹇，我乃赁居居之，推食食之。影戏停映三月，吃住仍无一日辍。闲来无事，演讲修身之道，治家之义，居然大诸成效。”于是郑正秋将新民公司团体改组为新民社，1913年9月初起开演新剧创收以供给演员的生活。新民社排演的都是郑正秋编剧的正剧，以家庭剧为主，逐渐赢得观众，获利颇多，也因此促成了接下来的新剧“甲寅中兴”。但同时因利润分割，新民社内部的人事矛盾出现。于是经营三、张石川和杜俊初退出新民社，在经润三的资助下另立民鸣社排演新剧，并“以重价挖了新民社大部分社员”，“于1913年即民二癸丑十一月”成立，成为新民社的重要竞争对手。

关于这次团体分裂的原因，《新剧杂志》虽声称“非欲推崇民鸣社”，但杂志本身是张石川、经营三和杜俊初于1914年5月创办，态度上偏向张石川等人是很有可能的。时论为郑正秋鸣不平亦有之，如1913年11月15日《时报》上有文称，新民社新剧上演一个月后受观众热烈欢迎：

而新民社初组织时之主其事者三人亦出场要求再行加入矣　正秋以为既不能同遇患难既无合享权利之资格　乃不许　于是彼等遂下种种卑劣手段　忽而令流氓围场　忽而向谋得利挖租剧场　今又以巨金邀去该社社员数人另觅剧场与郑正秋作营业竞争之举动矣　虽然去者多饭桶　新民社人才济济　依旧无恙也

究竟哪种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现已很难考证，何况两位当事人在1935年各自写下的导演回忆录里对此事都语焉不详。但从这些史料记载中可以推测，推促张石川等人另立民鸣社的重要动力，显然是他们见识到了文明新剧在当时正在兴起的城市观众中的受欢迎度及其在盈利上的潜力。与郑正秋组织新民社的艰难起步不同，张石川既获得来自经润三的民间商业资本的支持，同时与“亚细亚”一度停顿的影戏合作也在此时重新启动了。1913年底“亚细亚”运来胶片，张石川和民鸣社成为这一时期其在中国拍摄影片的合作伙伴。管际安回忆，“那年（即1913年）冬天，亚细亚公司影片（即胶片）续到，再由经营三、张石川出面管理，重复摄取影片，一面组织民鸣新剧社前后两次摄成十余本影戏。大半是属于滑稽性质，比较的略有情节就是《杀子报》《蝴蝶梦》一类的旧剧”。张石川组织民鸣社，使用同一班人马，白天在“亚细亚”租在香港路5号的露天摄影场拍电影，晚上在民鸣社与亚西亚影戏公司共同办公地——位于法租界的歌舞台演出文明戏，所拍成的短片本身也取材文明新剧，同时作为晚上公演文明戏前或演出间隙穿插以调节气氛的“节目”，如《申报》记载，“（1913年）11月28日，张石川等主办的民鸣社开幕，歌舞台的主要任务便改为演出新剧，‘活动’影戏成为加演的节目”。

真人表演与银幕放映轮番出现，这种特殊的映演方式道出了亚细亚影戏公司与张石川的民鸣社拥有相比此前与新民公司更为实质性的跨地域、跨文化的合作关系。据张石川的妻子何秀君和民鸣社的演员钱化佛回忆，依什儿和亚细亚公司还将这批短片发行到了南洋群岛，映给当地华侨看，获得大宗收入；而且，萌芽期的中国电影捆绑着受市民观众追捧的文明戏作为额外赠品推出，成为民鸣社与新民社竞争的一个重要吸引力，为培育中国电影的市民观众打下基础，也为此后早期中国电影长时期受到文明戏的跨媒介经验性培植埋下生长基因。1905年以来，一批文明新剧专业剧社先后组建，汪优游、王钟声、朱双运、陆镜若、徐半梅、任天知等人活跃于此，但张石川无可置疑地在其中成为早期文明新剧跨界电影的先锋实践者。

民鸣社是以商业资本介入新剧界，在与新民社的竞争过程中，也是通过种种方法，“挖新民社人才、上演新民社编的剧目、请名人编剧、投合观众嗜好演弹词戏、宫闱戏、加演电影、降价、观剧中大奖……”如周剑云在《新剧概论》中称其为“更有效托辣（拉）斯之举动，以垄断新剧界者”。争夺编剧、演员等人力资源、以观众喜好为创作风向、广泛采用市场营销等也是后来张石川在电影生产与经营过程中屡试不爽的商业手段。这次竞争结果是，新民社在经济上渐渐不能周转，1915年1月在张石川等人的主动邀请下并入民鸣社求生存。1月18日，郑正秋在《申报》上登告《新剧进步之先声，民鸣新民成一家》：“民鸣张君蚀川、经君营三等，绞脑索肠，求所以挽救之方，乃创合并之议，经六月之磋商，始克底于成功。……二社合而为一，则向之新民，办事上、彩景上每多缺点者，入民鸣而可以悉臻完备，民鸣手续上、布置上犹嫌不足者，并新民而可以无美不备。”合并的标志性事件为1月19日起，聚两社人员合并演剧，以民鸣社的名义演出新民社的代表剧目《空谷兰》，陆续演至2月18日。

民鸣社兼并新民社实质上是商业资本与观众娱乐要求占了上风的胜利。合并后的民鸣社成为最具实力的新剧社，实行经理负责制，张石川任经理，郑正秋、顾无为任编演部正、副主任。从新民公司成立及改组新民社，到民鸣社另起炉灶，再到新民社并入民鸣社，其间经历数度分合，揭示出商业主义法则在此时期文明新剧社更迭竞争中运作的轨迹，也彰显了张石川善于把握时机的财商，而民鸣社的发展壮大充分显示了张石川的经营管理才能。郑、张二人也迅速化解了矛盾，郑正秋继续从事新剧革命直至20年代被张石川重新召集与之合作创办电影公司，而张石川在接下来的几年，先后运营新剧社、制作电影、经营游艺场、筹建交易所、供职洋行，身兼数职，在各种跨界实践中积攒了人脉，扩大了交际网络，把自己从一个“洋行小鬼”推到了上海娱乐业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