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翻译问题

王宏志*〔1〕

摘 要：1816年抵达北京的阿美士德使团是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前第二次派遣到中国的使团，目的是要争取与中国政府平等交往，改善在华贸易条件。由于使团未获嘉庆皇帝接见，学者普遍认为使团全然失败，未有对中英交往造成任何影响，因而长期受到学界的冷漠对待，连一些至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都未有整理或使用。

本文通过分析中英双方原始史料，尝试深入探讨一个完全被忽略的课题：使团来华期间所出现的翻译问题。本来，英国派遣使团到中国来，语言隔阂是两个国家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翻译的水平也毫无疑问会影响使团的成败，而英方的几位译者不但提供重要的翻译服务，解决双方的沟通问题，且实际上也是英方的外交人员，在使团活动中尽力为英国争取利益。要更完整及全面地理解阿美士德使团，不可能忽略使团的翻译问题。本文希望能通过对使团翻译活动及翻译文件—包括长期以来被埋没及忽略的摄政王国书中译本及嘉庆敕谕英译—的讨论及分析，填补我们对于阿美士德使团理解的空白，同时更好地说明翻译在中国外交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阿美士德使团；马礼逊；小斯当东；翻译史研究

Translation in the Amherst Mission to China in 1816

Lawrence Wang-chi Wong

Abstract: The Amherst Mission in 1816 was the second mission sent by Great Britain to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 in its attempt to secure better trading terms with China on an equal footing. As the ambassadors were not received by the Chinese Emperor and hence could not make any requests, the Mission has generally been considered as a failure with littl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Very few studies have so far been made on the Mission.

The present paper, supported by first-hand material from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British sides, examines a key issue in the mission: translation. While it is inevitable that translation would play a most important role in diplomatic missions, translation issues in the Amherst Mission deserve greater attention because the Qing court was not able to find any translators and al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s were provided by British translators who would represent and emphasize only the interests of the British. By analyzing their translations, in particular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Letter of Credence from the Prince Regent and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the imperial memorial from Emperor Jiaching, we can see that translators were not actually “transparent” but key players in shap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Key words: Amherst Mission; Robert Morrison; George Thomas Staunton;translation history

一

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为争取较佳的贸易环境和利益，曾两次派遣使团到中国。相对来说，一般人认为1793年8月抵达北京的马戛尔尼使团（Macarteny Mission）是较成功的，尽管他们没法取得任何实质改善中英贸易的成果，但最少也得到乾隆（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1735-1795在位）的接见，并能够向负责接待使团的和珅（1750-1799）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1〕。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在1816年所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团（Amherst Mission）便被视为彻底的失败，大使阿美士德（William Lord Amherst, 1773-1857）连觐见嘉庆（爱新觉罗·颙琰，1760-1820,1796-1820在位）的机会也没有，在抵达北京当天即被勒令离开，使团被迫匆匆南下。由于这个缘故，两个使团在学术界所受到的重视也不一样。对于前者，除了大量的论文外〔1〕，我们还见到好几本专著的出现〔2〕，且中英两国也曾为了纪念使团访华200周年而分别举办研讨会，出版研讨会论文集〔3〕，更重要的是第一历史档案馆全面整理收藏在故宫中大量的相关资料，出版厚达644页的史料汇编〔4〕，为研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相反来说，阿美士德使团可以说是受到非常冷淡的对待，迄今未见有任何研究专著，就是论文也为数不多〔5〕，而在资料的整理上更十分落后。

有关这次访华使团，北平故宫博物院在1932-1933年曾整理故宫所藏相关资料，将约 150篇文献辑录在《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内〔6〕。另外，《文献丛编》第10及11 辑亦收有“英使来聘案”〔7〕，所收文献数量比《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稍少；而清廷官方的《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百十八至三百二十四内也收有部分相关上谕，但数目更远比前面所提二者为少〔8〕。换言之，《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已是现在所见公开出版最齐备的中文相关资料了。但这是否已汇集故宫所藏使团全部的相关资料？这是颇值得怀疑的，相较于马戛尔尼使团，这数量似乎太少，然而，也正如论者所指，嘉庆对于来华使团好像没有多大兴趣〔1〕，因而所下圣谕不多是很有可能的。那么，英国方面又怎样？其实，一直没有怎样为人所知，更不要说好好利用的是大量的英文原始史料。

今天最容易见到的英文原始史料，是由马士（H. B. Morse, 1855-1934）以附录形式收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第三册内的几篇〔2〕。毋庸置疑，它们都是有关阿美士德使团非常重要的资料，其中包括英摄政王（George Prince Regent, George Augustus Frederick, 1762-1830;1811-1820摄政）写给嘉庆的国书以及外相卡苏里子爵（Robert Stewart, 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发送给阿美士德的指示，但数量实在太少。除此之外，我们也较容易找到的第一手资料是部分使团成员的回忆录，包括副使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3〕和第二副使（Third Commissioner）依礼士（Henry Ellis, 1777-1855）的〔4〕，而其他如译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5〕、自然科学家及医生Clarke Abel 〔6〕，以及使团船只Alceste号医生John M'Leod〔1〕其实也出版了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是研究阿美士德使团重要的材料。不过，这明显是不齐全的。即以回忆录为例，较少人提及的是作为使团主要译者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所写的一种〔2〕。尽管这回忆录篇幅较短，但由于马礼逊以译者身份直接参与很多的讨论和活动，所知道的比其他成员为多，他的回忆录特别具有参考价值。不过，更大量的重要资料是收藏在伦敦印度部图书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以及英国国家档案局（National Archives）的外交部（Foreign Office）档案。前者方面，主要为东印度公司纪录（Factory Records）中编号G/12/197的阿美士德使团文件（“Papers on the Amherst Embassy”），但也有散见于G/12其他档案的资料。外交部档案方面，使团的资料主要是收录在F.O. 17档里，里面包括阿美士德的几封长信，详细向东印度公司报告使团的进展；而F.O. 1048档则收藏有中文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使团自己所发出的中文文书的抄本或草稿，其中包括从来没有人提及或使用过的使团国书中译本〔3〕。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研究阿美士德使团的重要资料，可以解答很多关键性的问题，可惜知者用者极少〔4〕。

本文通过分析上述的原始史料，尝试深入探讨一个可以说是完全被忽略的课题：使团来华期间所出现的翻译问题。本来，英国派遣使团到中国来，语言隔阂是两个国家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翻译的水平也毫无疑问会影响使团的成败，但很可惜，无论历史学家还是翻译研究的学者，对这课题都没有作过任何处理，这无疑是阿美士德使团以至中英近代外交关系研究上一个严重的空白。

二

在深入讨论与使团相关的具体翻译问题前，首先要看看使团的译者。显然，译者在使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影响使团成败的一个主要元素。即以马戛尔尼使团为例，在使团刚离开北京时就已有人指出，使团无功而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合格的译员协助翻译，没法跟中国朝廷有效沟通〔1〕，因为尽管马戛尔尼曾派遣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到欧洲大陆物色译员，最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传道会（De Propaganda Fide）所办的一所华人书院（College for Chinese）找到两名中国传教士，愿意充当使团的译员〔2〕，但他们不懂英语，中文水平也颇成问题，最后连刚开始学习中文不久、年仅12岁的小斯当东也被视为称职的翻译员〔3〕，由此可见当时语言上的障碍有多大〔4〕。

相比之下，阿美士德在这方面便比马戛尔尼幸运得多，他可以说是得到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中英双语人才陪同出使中国。小斯当东在其回忆录里曾记下正式提供给清廷的使团成员名单，其中四人列为“Chinese Secretaries”（“中文秘书”）:“Mesrs, Toone, Davis, Morrison, and Manning, Chinese Secretaries”〔5〕，他们在中方的材料里则列名为“译生”“米斯端”“米斯迪惠氏”“米斯玛礼逊”以及“米斯万宁”〔1〕。不过，也许除马礼逊外，小斯当东自己的中文水平都比各译员为高〔2〕；另外“医夫米斯彼耳孙”（Alexander Pearson），其实也是略懂中文的〔3〕。因此，在语言沟通实力上来说，阿美士德使团确实比马戛尔尼使团优胜得多，而且，这些懂得中文的使团成员全都是英国人，不存在忠诚的问题。

在这几名懂中文的使团成员中，尽管小斯当东的年纪不是最大，但他是最早学中文的。1792年，他以侍童身份跟随马戛尔尼来华，在旅途上跟随使团译员开始学习中文，进展很好〔4〕，并在抵达中国后协助翻译和钞誊中文文书，甚至在使团觐见皇帝时有机会跟乾隆直接谈话，并似乎能够赢得乾隆的欢心，乾隆从腰带解下一个槟榔荷包赐给他。回国后，小斯当东继续学习中文，1798年4月，因为其中文能力而获聘为东印度公司的初级书记（junior writer）〔5〕,1800年1月抵达中国后，几乎便马上开始为公司与中国官员的纷争担任翻译（页27）。尽管他只在中国住上两年便因为父亲病逝而匆忙回国，但当他在1804年底再度来到中国时，他已获擢升为货监（supra cargo）（页32）,1806年开始担任特选委员会的秘书（页54）。不过，尽管他一直担负公司的翻译和书写中文的任务，但要待到1808年东印度公司在华特选委员会才正式委任他为中文译员，年薪500 镑（页35），只是他很快又离开。在1808至1810年回到英国的时间里，他完成翻译和出版《大清律例》，得到几乎一致的好评〔6〕，并成为欧洲公认的中国通。1810年10月，小斯当东重回到广州，只是在一年左右后又再回国，1814年9月最后一次来到中国，1816年1月开始接任特选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页61），这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组织架构中最高级的位置，而就是在这时候，他获委以副使的身份跟随阿美士德使团到北京去。虽然他不能算是使团的译员，但由于他有丰富的翻译和传译经验〔1〕，使团重要的翻译工作，都是经由他作最后审定，而且，由于他的中文能力以及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小斯当东在整个阿美士德使团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在觐见皇帝的叩头问题上，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在使团结束，小斯当东离开东印度公司回国的时候，广州商馆赠送了一面银盘给他，全部大班还联名签署一封感谢信，表扬他在阿美士德使团的出色表现和贡献〔2〕。

在使团正式译员中，最早学习中文的是万宁（Thomas Manning, 1772-1840）〔3〕。相对于斯当东、马礼逊，甚至德庇时，万宁的知名度不算高，但其实在19世纪中英问题上来说，万宁曾经做过一件在当时可说是石破天惊的事：他是第一个到达西藏拉萨的英国人，这让他在中英关系史上—除参加阿美士德使团外，深深地留下另一道痕迹。由于有关万宁的资料和讨论很少，这里稍作介绍〔1〕。

万宁是英国诺福克郡（Norfolk）人，1772年11月8日出生。有关他学习中文的情况，在他所写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有所自述：

长时间以来，我通过书本以及别人的谈话，知道有关中国古老的历史、状况和语言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让我感到十分讶异。一方面由于资料的匮乏，另一方面对于传教士和其他人缺乏信心，很多年前我便萌生了亲自去这个国家探索的念头，希望通过自己对这些问题和其他奇怪事物的观察和研究，消除环绕这个国家道德和公民历史的谜团和疑窦。……

在那个国家[法国]居住的三年里，我把很多时间用在学习中国语言的基础知识上，我经常跑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上中文课。……

我原来的目的是从英国到俄罗斯，然后从那里自北方出发进入中国；但我发现在英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进一步提高我的中文能力，同时人们又告诉我，没有较高的中文水平，以偷渡形式进入中国，是全然没用的。因此，我放弃了这个计划，现在很热切地企盼有机会在东印度公司的庇荫下在广州住上一段日子，以取得足够的讯息。假如在广州居住期间没有任何机会获得批准到别的地方去，我会在那时候再作决定，离开广州后应该到中国那个地方，以完成我的目标。

因此，我现在的请求是准许我去广州，让我可以在那里学习中国的语文和风俗。〔1〕

在法国的三年里（1802年1月至1805年1月）〔2〕，万宁得到当时欧洲最顶尖的中文老师教导中文〔3〕，其中包括德裔意大利汉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 1757-1819）；回到英国后，他在伦敦曾跟随过一名中国人学中文〔4〕，学者猜想这位中文老师是Yong Sam Tak，也就是马礼逊最初在伦敦学中文时的老师〔5〕。此外，他还用上六个月的时间在西敏医院（Westminster Hospital）学习医疗知识，希望能以医师的名义到广州东印度公司工作〔1〕。

上引万宁的一封信，是他写给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主席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的〔2〕，目的就是要求引荐到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去。除了这封信外，万宁还有另一封在1806年3月24日写给班克斯的信，做出严肃的承诺：假如获准到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居住，他绝对不会在没有得到东印度公司的明确同意前，从澳门或广州进入中国大陆去〔3〕。

就是这样，万宁经由班克斯的介绍，在4月获得东印度公司的批准到中国去，而且一切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万宁更获安排住在广州的商馆里〔4〕。班克斯还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万宁带给当时在广州的小斯当东〔5〕。但他在1807年初到达广州后，要待到11月6日才有机会亲自向按察司提出请求，以天文学家和医师的身份到北京服务〔6〕。不过，行商潘启官很快便向特选委员会主席带来监督的谕令，不但没有批准万宁到北京去，甚至没有把万宁的请求送到北京，理由是北京已有足够的天文学家〔1〕。不过，在写给兰姆的信里，万宁扬言绝不会放弃，会继续和广州的中国官员周旋〔2〕。

在广州没法取得去北京的机会后，万宁在1808年3月跟随一名法国人到安南顺化，希望安南那里会有到中国内地的机会〔3〕，但这次旅程给他形容为“完全没有成功”〔4〕,1808年7月，他又回到广州去〔5〕，为东印度公司作翻译。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这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广州商馆里唯一懂中文、且刚获正式聘任为公司译员的小斯当东，在1808年3月已动身回英国去。在这段日子里，万宁协助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翻译文书，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正式成为公司的雇员。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到中国内地的计划。万宁一封在1811年8月27日写给班克斯的信透露他的计划：先尝试去西藏，如果能到达拉萨，便从那里出发到北京、南京、广州，然后会回到英国去，在那里教授中文。不过，这封信最重要的讯息是他希望英国政府能尽快派遣另一个使团到中国，而从中更表现一种极其强烈的自信，他在信中说：“什么时候他们才找到像我具备这样聪明才智和能力的人！”不过，他又明确地说，他并不是要担任使团里的什么位置，他只希望英国真能早日派出使团，但另一方面又说：就是再等五百年，也找不到像他这样聪明的人〔6〕！

更有意思的是：他真的着手写了一封信给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1738-1820; r. 1760-1820），请求班克斯代为转呈。在信里，他没有直接提出派遣使团的要求，只是说假如英国有计划派出使团，他便会回到广州等待，然后作为使团一份子到北京去。他也没有说出要以什么身份或职位参加使团，只是说愿意尽力为使团服务〔1〕。不过，信中的一段说话，不但值得注意，甚至会惹来侧目，那就是其中所表现万宁对自己中文能力超强的自信心：

有着这样崇高荣幸呈写这封信给国王陛下的一名英国人，付出过很大的努力，取得在中文语言的巨大知识—包括口语和书写两方面，他相信从来没有任何欧洲人达到这样的水平。〔2〕

如论者所说，他就是不只已经超越马礼逊，甚至连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也要给比下去〔3〕。我们不能确定这封信最终有没有转达到乔治三世手上，原信今天可以见到跟万宁写给班克斯的信一起收藏于澳洲新南韦尔斯省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 New South Wales）班克斯文档（Papers of Sir Joseph Banks）内〔4〕。不过，万宁这封信是一式三份抄送的〔5〕，毕竟，就是班克斯也不会相信万宁的中文水平高于所有欧洲人，最少不会认为他所熟悉的小斯当东会比不上他。

在发出这封信后，万宁出发去西藏，成功到达拉萨，并与达赖喇嘛见面，虽然住上几个月，但始终找不到去北京的机会，而万宁相信，他未经批准擅自跑去西藏的消息给朝廷知道了，皇帝下旨拘捕和处决他，他只好在1812年回到印度，然后在加尔各答住了一段短时间后便乘船回广州，住在东印度公司的商馆里〔6〕。德庇时在1813 年到广州任职时见到万宁，形容他是东印度公司商馆的客人（“guest”），书桌和图书馆都是一流的，很配合他的品味〔7〕。1816年，万宁加入阿美士德使团作译员，报酬是2 000元〔8〕。

关于万宁作为使团译员的任命，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小插曲。阿美士德在第一次跟万宁见面后，向小斯当东提出：由于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并没有大力推荐万宁，他对于是否应该让万宁跟随使团到北京去，抱有很大的怀疑（“strong doubts”），原因有二：一是万宁一直穿着中国人的服饰，更蓄有大胡子，阿美士德认为很不合适；二是有报告说中国政府对万宁有所不满。不过，小斯当东向阿美士德解释，万宁愿意穿回英国人的服饰，只是胡子方面他不愿意作改变，因为那是花了很多年才蓄起来的；至于第二个问题，小斯当东说只是一些行商对万宁有所不满，他们从来没有收到来自中国政府不满的消息。最后，由于小斯当东强调万宁的中文能力对使团会很有帮助，阿美士德同意让万宁参加〔1〕。

跟万宁的背景不同，使团的另外两位译员端（Francis Hastings Toone）和德庇时，一直以来都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而且都在商馆里学会中文，其中端更是在1805年以前已加入商馆做书记，因为公司在1812年的纪录里，端在广州商馆服务已超过七年，那一年他更获得1 200镑的佣金，并开始跟随马礼逊学中文〔2〕。不过，他在1813年曾回国近两年，至1815年才回到广州〔3〕，看来，他在1816年参加阿美士德使团的时候，学习中文的时间不很长。但从1817年开始，他开始领取译员津贴100镑〔4〕,1818年更开始加入特选委员会成员，担任委员会的秘书〔5〕,1819年11月因病回国〔6〕，至1823年才回来，在特选委员会里主管出口事务（Superintendent of Exports），最后在1826年11月26日离开中国，返回英国〔7〕。

必须指出，从现在所见到的资料看来，无论是端还是万宁，他们在阿美士德使团中并不活跃，在翻译的工作上看来没有帮上很大的忙。这点从现在几种较易见到的使团成员回忆录中清楚显示出来。无论是万宁还是端，在大部分情形下只不过出现在他们报道使团的成员名单内，又或是在讨论安排船只时提到他们的名字而已〔8〕，几乎完全没有述及他们参加过什么翻译活动。端的情况还稍好，最少他曾经负责过把一些书信和文件带给直隶总督，另外也负责过一两次传译工作，其中较重要的是在8月30日使团快要离开北京，负责接待使团的苏楞额及广惠在晚上十时多带来皇帝的谕旨，接受使团部分礼物，由于马礼逊及小斯当东早已就寝，因此由德庇时和端作传译〔1〕。至于万宁，尽管他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曾承诺会为使团提供最大的帮忙，但由于他参加使团的动机不是为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2〕，因此他看来并没有很投入在使团的工作，再加上他的性格比较古怪独特—几乎所有人都用上“eccentric”来形容他，很难想象他能够为阿美士德出使团作很有建设性的贡献〔3〕。跟万宁感情不错的德庇时〔4〕，曾经颇为细致地评论万宁在使团的表现，虽然算不上十分负面的批评，但也确实说出了他的问题：

他很少认认真真的，也不会怎样严肃地争论任何问题，老是用风趣轻松的语调，幽默地维持一种最奇异的矛盾，而他在说明问题时往往是很有趣的。……他以自己一套古怪奇特的方式去做每一件事。有一天，我听到很奇怪的吼叫声，出去查看，原来是万宁要过河去，但却找不到人来帮忙，于是便开始像狗一样大声吼叫，还夹杂着一些中国口语的谩骂。很自然，接待我们的中国官员会认为他是个疯子，便马上把他送到对岸去，而这正是万宁所想要的。1817年，使团结束后他要回国去，我便再没有见到他，也看不到他写过任何跟中国有关的东西。 〔5〕

相比之下，德庇时虽然年纪较轻，学习中文时间最短，但在使团中作出较重要的贡献。德庇时在印度出生，因为父亲Samuel Davis（1760-1819）是东印度公司董事，德庇时得以在1810年受聘为初级书记，1813年调派到广州〔6〕，开始跟随马礼逊学习中文，更由于当时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益花臣（John Fullerton Elphinstone,1788-1854）刚批准马礼逊的建议，重整商馆的中文班，设立特别部门，德庇时获挑选出来，从1814年开始不用承担书记的工作，专心学习中文〔1〕。

德庇时学习中文的进度很不错。1814年10月20日，商馆派遣他以译员身份跟随小斯当东到广州与中国官员开会，处理十分棘手的问题〔2〕。会议结束后，小斯当东对德庇时的表现很感满意〔3〕。此外，在学习中文的最初阶段里，德庇时即着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1815年1月，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通过批准出版由德庇时翻译李渔（1610-1680）的〈三与楼〉〔4〕，并于同年与马礼逊的一些《京报》选译一起出版为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 〔5〕。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版，德庇时成为第一位直接把中国文学作品译为英文的人〔6〕。此外，德庇时还长期坚持学习中文，东印度公司的纪录显示他是学习中文时间最长的雇员—直至1828年，德庇时还继续在公司里领取学习中文的额外津贴〔7〕，从1814年开始计算，前后共15年。而他翻译中国文学的活动也持续一段颇长的时间，除了像〈好逑传〉〔8〕 、〈合影楼〉、〈夺锦楼〉〔9〕 、〈老生儿〉 〔10〕和 〈汉宫秋〉 〔11〕等戏曲外，还翻译诗歌、谚语格言〔1〕等，且正式在英国出版。另外，他也有好几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十分全面地介绍中国的状况〔2〕。在使团结束，德庇时重回广州工作后，自1817年开始即领取译员津贴100镑〔3〕，这时候，他才学了中文三年。不过，这已经是在阿美士德使团以后的事，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了〔4〕。

在使团出使期间，德庇时参与不少活动，当中很多更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处理的。举例说，8月6日，当使团船只停泊在天津对开海面时，德庇时被派登岸，去查探接待使团的情况，他能够非常称职地完成任务，还提供个人的看法〔5〕。此外，8月27日，使团一封很重要的函件—明确及最终地告诉中国官员他们不会行三跪九叩礼—也是交由德庇时去送呈的〔6〕。对于他的表现，小斯当东是最为满意的。在回忆录里，他对德庇时做这样的描述：

德庇时先生虽然是公司年轻的雇员，但在中文学习方面展现很大的才华，且投入巨大的热情，这使得他的看法得到超出他年龄所应得的关注。〔7〕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使团中担任最主要翻译活动的是马礼逊。尽管人们会更熟悉作为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的马礼逊，而在翻译方面也更多人关注他是最早翻译出版《圣经》中文全译本的人，但其实他在近代中英外交方面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从1809年2月受聘为东印度公司译员开始，他即实际上参与不少涉及中英两国的政治翻译工作，不单负起双方沟通的任务，更逐渐改变中英过去的外交翻译模式以至沟通模式。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会在这问题上作深入讨论，只会集中处理马礼逊在阿美士德使团中所扮演的角色〔1〕。

正如刚指出过，马礼逊担负使团主要的翻译任务。这是在使团刚开始时各成员所达成的共识〔2〕，但在使团送往朝廷的成员名单中，这并没有标示出来，四位译者同样称为“译生”，在排名上也没有显示马礼逊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以致在清廷发出的正式招待名单中，也只是根据英方送过来的原稿把马礼逊排在几名译生中的第三位〔3〕。夏爕（1800-1875）《中西纪事》和王之春（1842-1906）的《清朝柔远记》都说马礼逊是副贡使〔4〕，这错误的说法自始至终并不见于往来朝廷的正式文件中。事实上，嘉庆对于使团各成员的人数、职衔及位置极为关注，且曾多番追问〔5〕，因此，清廷其实是清楚知道马礼逊的“译生”身份的。

不过，“译生”，也就是“通事”，在中国官员眼中地位是低微的，跟在使团里受到重用很不一样。即以马戛尔尼使团为例，副使斯当东便在回忆录里多次抱怨使团译员只准站着工作，即使大使已强调译员是他的秘书也不能坐下来〔6〕。而在这次阿美士德使团里，负责接待他们的苏楞额便曾指责过马礼逊没有把所有讯息翻译出来，并以手指指向他狠狠地说：“都是你的错！”以致马礼逊要求立刻停止所有不恰当的个人批评，否则以后不再为他们作传译，最后得由小斯当东和阿美士德来调解，而苏楞额也马上作出改变，以较为友善的态度对待马礼逊〔7〕，这主要是因为清廷在翻译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必须倚靠英方提供的译员。尽管朝廷从刚知道使团要来访开始便一直要求“慎选谙晓夷语夷字之诚实可信”的通事〔8〕，但经过好几个月还是找不到〔1〕，待到使团被指令离开北京，准备启程南下的时候，中方通事才见到出现。事实上，广州那边原来共派了四名通事过来，其中二人去了舟山，二人来到北京〔2〕。在这情形下，清廷只得先决定以“言语尚为明白”的英方译员马礼逊同时为中方官员作翻译〔3〕，但中国官员其实也抱怨过“其语音究有不同”，需要连日沟通后才能适应熟悉〔4〕。从中国的立场来说，这绝对不是理想的安排，因为马礼逊明显只会代表及照顾英国方面的利益。

其实，除阿美士德跟中国官员见面时的传译主要由马礼逊负责外，所有文书上的翻译都几乎全由马礼逊负责，最重要的自然是摄政王的国书中译，另外还有礼物清单、使团人员名单，以及在马礼逊笔下所谓“其他一些官方文件”等〔5〕。必须同意，这些文书的中译文本在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都是从使团正式传递到清廷方面的讯息，从中可以展示19世纪初中英两国的外交问题和关系。

三

1816年7月28日，阿美士德使团一行抵达天津外海大沽口，8 月4日，清廷所指派负责接待使团的长芦盐政广惠，派遣属官张五纬及寅宾与使团人员见面。在这第一次礼节性拜访时，他们即要求提供使团成员名单及礼品清单，而使团也马上把这两份资料交给他们〔6〕。

必须指出，在《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里并没有收录从英方送来的使团成员名单和礼物清单—广惠的一份奏折原来是附有使团成员的名单的，但《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原注有“附件内之贡使名单原缺”〔7〕，而该书所收录其他文书甚至没有提及提呈礼物清单。不过，在东印度公司文档以及英国外交部的档案里，我们既可以找到礼品清单以及成员名单的英文底稿，也见到正式抄写好的中译文本及几个草稿本〔1〕。整体来说，这两份文书的翻译是比较简单的。在礼物清单方面，明显这一次并没有像马戛尔尼使团那样，构成很大的翻译和理解上的难题，因为这趟使团带过来的礼物比较普通，主要是一些银盘、玻璃镜、蜡烛台、磁器，以至画像等〔2〕，没有什么天文、军事或音乐的器具，无论在翻译上还是理解上都没有很大的困难。

但使团成员名单则大有问题。表面看来，清廷接待官员以至嘉庆及他的军机大臣好像只在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上做过质询和纠缠。在一份上谕里，军机处要求查证为什么在使团成员名单里有“笔帖式兼译生”的出现，因为“笔帖式系属满洲官名，上次英吉利国来使及从人内均无此名目”〔3〕。为此，苏楞额专门在一次见面中提出来，并向他们解释笔帖式是北京朝廷专用职衔〔4〕。显然，这只是翻译上的错误，马礼逊不知道这专门的用法，以为是泛指一切管理文书的人，所以用来翻译 Secretary。不过，这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正如德庇时在回忆录所说，中国人自己最能确定中文的使用方式，因此他们很乐意依照中国官员的建议去作改动〔5〕，而苏楞额也很乖巧地在回报给朝廷时为英人制造了一个体面的借口：“因仰慕官名”才用上这职称〔6〕，但最终朝廷还是要求改回“译生”〔7〕。然而，这反带出另外的问题：马礼逊在使用“笔帖式”时是用来翻译secretary，而不是翻译interpreter的，在使团里四位译员，他们身兼secretary和interpreter两个身份，因而中译名单中有“笔帖式兼译生”的说法。在他们四人的情况下，拿走“笔帖式”，只保留“译生”，那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阿美士德的私人秘书（private secretary）Henry Hayne，改为译生便很不恰当，因为从清廷发送过来使团名单中见到，原来的“正王差自用笔帖式米斯咸”被改为“正贡使自用译生米斯汉”，但他其实是全然不懂中文，不可能当翻译的〔1〕。

但无论如何，这始终是很小的问题，实在没有必要由军机处特意提出质询。但另一方面，他们表面上没有正面处理的另一个问题—至少他们没有直接向使团提出来，其实却很严重。不过，在这问题上，清廷立场明确，没有商量的余地，根本就不用跟英国人商议，只是自己直接处理，那就是有关使团的性质和使者身份的问题，而这问题其实是一直从马戛尔尼使团开始延续下来的。

不能否认，清廷一贯以天朝大国思想观照天下，把所有遣使来访的国家都看作是到来朝贡的藩属小国，就是从欧洲远道而至的国家也一样，同样要行三跪九叩礼，而来访使者一律被称为贡使，带来的礼物都是贡品。阿美士德以前的马戛尔尼使团也没有例外，乾隆自始至终把马戛尔尼称为贡使，拒绝接受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甚至在使团离开前还有“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 “嘉许”该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的“恭顺之情”〔2〕。毫无疑问，对于阿美士德使团，嘉庆所采取的态度是相同的，在他所发出的上谕中，无论在用语和内容上，表达的都是这种天朝思想，例如在接到兼署两广总督董教增（1750-1822）有关英国遣使的奏折后，他所下达的第一道上谕即要为使团定位：“外夷输诚向化，自应准其入贡”，且已马上指令要阿美士德“叩头谢宴”〔3〕。而最充分展现这天朝思想的就是在使团离开时所颁发的敕谕，内中充满“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远国小臣，未娴仪度”、“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的说法，而最后更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的指令〔4〕。当然，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且也在预料之内。但对于阿美士德及其团员来说，这是没法接受的，因为里面涉及一个基本但又非常严重的问题：使团的性质。他们不肯认同使团来华是为了朝贡，而是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地位对等的外交往还。二者的矛盾最明确的表现自然是在叩头的问题上。尽管外相卡苏里子爵发给阿美士德的指令中说到要遵守清廷方面所使用的仪式，但又同时要求他们不能损害国家的荣誉和大使的尊严〔1〕。从外交部档案以及团员的回忆录看来，使团内部在这问题上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关注的是怎样能在觐见皇帝时的礼仪上显示一种对等的关系。因此，使团的性质和使者的身份，确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马戛尔尼使团所呈送给清廷的中文本文书里，马戛尔尼的身份是“钦差”〔2〕，但却惹来乾隆很大的不满，他在看到使团送来礼品清单内把马戛尔尼称作钦差后，指令军机处发送上谕，声明“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并明令以后一律改作“贡使”〔3〕。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乾隆明确地要把使团定位为朝贡的使节，同时也就把英国定位为朝贡属国。对此，乾隆还作进一步的说明：

此项贡单称使臣为钦差，自系该国通事或雇觅指引海道人等，见中国所派出差大臣俱称钦差，因而仿效称谓。此时原不值与之计较，但流传日久，几以英吉利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征瑞等不可不知也。〔4〕

这里所谓的“与天朝均敌”，就是要以平等地位交往的意思，无论是乾隆还是嘉庆，这都是没法接受的。但问题的核心是：英国人当时的确是要“与天朝均敌”，以平等地位来跟中国交往，因此，他们不会愿意接受贡使的身份。可是，当他们明确地知道清廷是不准用钦差的说法时，那又可以怎样？

英国外交部档案所藏有关阿美士德使团文件中，有一份誊写得很整齐的使团成员名单，让我们看到英方的处理方法。首先，这份文件的封面题为“英吉利国国差正从人名目”，这里“国差”一词，对应的译法是embassy，不是阿美士德的ambassador的身份，因为在这份“正从人名目”里，我们见到一个由英方提供过来正式的职谓：“王差”。该份名目开首是这样写的：

左王差英吉利国男爵西雅治斯当东

正王差英吉利国侯爵罗耳阿美士德

右王差米斯咸利依礼士〔1〕

显然，“王差”一词是英国人所发明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文献里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对于这个独特的职称，马礼逊曾专门作过解释。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在谈到自己翻译了国书、礼物单、使团成员名单以及“其他一些官方文件”的时候，他加上一段超过220字的注释。注释的开首便马上说，在“这些文件里，大使以及使臣都称为‘王差’，而所赠送的都叫做‘礼物’”；然后他又指出，中国方面希望把他们叫做“贡使”、把礼物称作“贡物”。此外，他还继续以其他例子来说明中英外交用语的差异：中国人还礼的时候会叫做“赏”；外国帝王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函必须叫“禀文”、而中国皇帝发出的信函则叫做“敕”。有意思的是注释的最后一句：

中国人是容许我们使用自己的说法的，且在跟我们说话时，一般也用我们的说法。不过，他们在船上的旗帜怎样写、以及他们自己之间怎样说，我们便没法控制了。〔2〕

这看来是一种各自表述的方式。但从马礼逊的回忆录看来，情况也不是很顺利的，我们知道在口头上最少有一次这样的争拗：当中国官员问谁是正贡使时，英国人的答案是“那一位是正王差”〔3〕。

不过，必须强调，尽管这份“英吉利国国差正从人名目”是由马礼逊所翻译，但“王差”一词看来并不是马礼逊铸造的，而是来自小斯当东。现在最早见到“王差”一词的，就是一封以小斯当东名义写给抚院兼署理两广总督，告知使团已出发的信，其中已有阿美士德的名字以及“大使臣”和“王差”的出现〔1〕。此外，在使团中，只有小斯当东最清楚知道清廷不肯接受钦差的说法，因为他曾参加过马戛尔尼使团，而且，那份遭到乾隆批评的礼物清单中译本，他也是主要的译者。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王差”一词并未见于马礼逊差不多在这时候编写出版的华英字典中，这一方面可以说明这只是英国人自创的新词，另一方面也证明它不是马礼逊所创造的。

对于英国人这样的翻译，清廷采取什么的回应方法？我们刚征引过马礼逊的说法，中国人容许英国人使用自己的说法，但在中国人自己之间怎样说，他们也不能管。可以预想，中国官员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以至朝廷所颁发的正式谕令，全用上“贡使”来称呼阿美士德，这是自始至终没有改变的。不过，其实他们也不是完全容许英国人用自己的说法的。在故宫所藏资料中，有一份来自使团的信，表面看来那是“直接”从英方送过来的，那应该是使团在呈送使团人员名单及礼物清单时同时写给直隶总督的一封信〔2〕。关于这封信，马礼逊是提及过的，他说是要向中方要求派遣船只供使团成员使用，并协助运送礼物〔3〕。不过，现在所见到这封中文函件的内容及说话模式很有意思，值得全信抄录及分析：

英吉利国正贡使罗耳阿美士德书送直隶总督大人，敬达者，于本年正月十二日，身在我英国，扬帆开行，蒙天佑一路平安，本月初一日到此天津外洋。兹请大人转奏皇上俯知之，身自驾有国王大船一只，带贡物献大皇帝，有我英国公班衙大船一只，别有小船三只，带行李食物各东西。今将贡使正从各员人名目与贡物开列送大人知悉为幸矣。

再者，因我洋船大，则恐不能近大沽河口，且请大人派来为起贡物暨行李用，大约二十只舟，为各人登岸，约十只舟，则感谢之极矣，又及。〔4〕

这封信让人很感奇怪的地方是它完全以一种前来朝贡的藩属身份写成，阿美士德被称为贡使，他带来的礼物也叫作贡物。然而，从上文所见王差的使用，我们无法相信这是马礼逊或英方任何译员会对阿美士德采用的称谓方式，那显然是经由中国的官员改动过的，而且，很可能是那些接待官员在送呈皇帝前即作出改动，因为我们没有见到嘉庆提及到王差，但是当他连笔帖式这样的小角色也不放过的时候，又怎可能接受英使团不用贡使的身份到来？不过，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在英国外交部所藏有关使团的中文文书中，见不到这封信件或它的底稿，让我们无法确定英方原来信件是怎样写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自己是不会用贡使的，而由此看来，上文所讨论英使团呈递的“英吉利国国差正从人名目”，也很可能在转呈皇帝前经由苏楞额等人作修改，否则嘉庆是不可能不提出来质询的。

不过，最明确地表现英国要“与天朝均敌”的立场，是使团所带来的国书，而由马礼逊所翻译的文本更可以说是刻意加强这方面的意思，清楚地向中国传达英国人要以平等地位来跟中国交往的信息。

四

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英摄政王为使团所发的国书是在1816年1月25日由外相卡苏里子爵发送给阿美士德的〔1〕。今天这封国书原文可以在马士所编写的《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编年史》中见到〔2〕，而一份当时的手写本则收在英国外交部档案内〔3〕。在使团从英国出发的时候，这份国书还没有给翻译成中文，原因是使团内所有懂中文的成员当时都身在广州或澳门，要待到使团在7月10日到达香港对出海面，与从澳门过来的小斯当东及马礼逊等会合后，使团才有译员来翻译文书，并且决定交由马礼逊把国书翻译出来〔4〕。根据马礼逊的回忆录，这份国书是使团在前往北京途中由他自己所译出的〔5〕，而就小斯当东7月22日的日志所记，马礼逊所译出的国书已经由他自己审阅和批准，并呈交了给阿美士德〔6〕。

从阿美士德向英国印度事务委员会主席（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的汇报看，清廷最早问及和知悉使团带来了国书的是8月4日两名叫“Chong and Gin”的官员的到访，他们在使团到达天津，马礼逊上岸与一些官员见面后，来到阿美士德船上来〔1〕。核对中方的资料，这两名中国官员应是由负责接待使团的长芦盐政广惠所派遣的张五纬及寅宾〔2〕。在这第一次会面里，他们除已经提出叩头的问题外，还探问到国书的内容，但阿美士德向他们说会亲手把国书呈递皇帝，但同意在这以前会先把国书副本送呈最高级的大臣（“the Minister”）〔3〕。

现在所见到已出版中方的材料《清代外交史料》里对此并无记载。事实上，全部材料中只有三几处地方简略提及国书，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资料是嘉庆明确地说过他自己并没有看过这份“表文”〔4〕，这当然是因为使团还没有觐见皇帝前即在抵达北京当天被勒令离开的缘故，所以也就没有机会呈递国书。事实上，当时盛怒下的嘉庆确曾正式发出上谕，明确指示不用呈览这份国书：“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览，其贡物俱著发还”〔5〕；虽然后来他改变主意，愿意收纳部分礼物，也向使团送赠礼品，但在〈颁给英吉利国王敕谕〉中仍然说“尔使臣既未瞻觐，则尔国王表文亦不便进呈，仍由尔使臣斋回”〔6〕。

但是，清廷方面可真的完全不知悉阿美士德使团国书的内容吗？王之春在《清朝柔远记》记述嘉庆曾阅览这份国书，并对其内容很感不满：

秋七月，……初，英吉利贡使赍表，上览表文失辞，抗若敌体，复铺张伐法兰西战功，有要挟意，又值理藩院迓接不如仪，上故疑使人之慢，绝不与通。〔7〕

王之春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证据，这说法不大可靠〔8〕，但另一方面，尽管在《清代外交史料》以至《文献丛编》内都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谈及中国官员是接收过使团国书，但从英方各主要成员的报告和回忆录中，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英使团早已把国书交送到苏楞额及广惠手上，只是这些中国官员从没有把它呈送给嘉庆。

上文说过，长芦盐政广惠所派遣的张五纬及寅宾在第一次晤面时即询问国书内容，为阿美士德婉拒，那是8月4日的事情。但根据阿美士德的报告，过了几天的8月12日，当使团在天津登岸后，广惠便联同工部尚书苏楞额以钦差身份亲自拜会阿美士德〔1〕。在这次晤面里，他们直接要求阿美士德把国书副本交给他们，但阿美士德最初的反应是说希望能把国书副本交与首相（First Minister）〔2〕，从而开展有关英人在华商贸活动的讨论。不过，钦差明确地说使团不可能会见到什么的首相，负责接待使团的便是他们二人。在当天会晤结束前，广惠和苏楞额还邀约第二天宴请使团，就在这时候，阿美士德答应把国书副本交给他们〔3〕。

关于8月13日宴会的情况，阿美士德作过很详细的报告，主要的讨论以至争拗都是环绕着叩头的问题上，使团成员甚至认为这次所谓宴会是要测试他们对叩头问题的态度，因为中国官员说这次宴会是皇帝所赐，所以在宴会前必须先向皇帝叩头谢恩，这自然是为英使所拒绝〔4〕。但在宴会结束前，阿美士德就遵守承诺，把国书副本交给他们，跟着便马上离开〔1〕。阿美士德所提供的这个资料，得到马礼逊和小斯当东的确认，二人的回忆录也同样记下他们在8月13日（闰六月二十日）把国书交给苏楞额及广惠〔2〕。不过，阿美士德和马礼逊都只说交了国书的副本，没有说明是英文本还是中文译本，只有小斯当东在回忆录里两次说到是把国书的译本交给苏楞额和广惠〔3〕。

跟着，阿美士德在随后的报告中便没有再提及国书的问题，但其实事件还有很重要的后续发展：苏楞额及广惠在第二天便把国书退回来。正由于这个缘故，这份国书中译副本就是从来没有呈递给嘉庆，因此也不可能收藏于故宫档案内。同时，由于使团最终没有机会觐见皇帝，因此，就是国书中译的正本也同样不可能见于故宫的收藏。在这情形下，过去所有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的讨论，都从没有人提及过这份国书中译本，就好像它是不存在一样。但其实，阿美士德使团中译本一直都藏于英国外交部的档案〔4〕，只是没有给发掘出来罢了。

从现在所见藏于外交部档案的国书中译本，第一页上有两段批注：“To His Excellency Soo-Ta-Gin and to His Excellency Guang-Ta-Gin”及“Copy of P. R.'s Letter given to Kwang & Soo and by them returned” 〔5〕。根据马礼逊和小斯当东的回忆， 8月14日晚上，苏楞额及广惠来访，并在谈过一下叩头的问题后，便把国书译本交还。小斯当东说，钦差们认为国书写得很好，很恰当，但却要求另一个文本，删除其中的一些字眼，另外还建议一两处地方在文辞上稍作修改 〔6〕。马礼逊的说法相差不远〔7〕，也是说国书写得很好，但也要求作出删改。不过，他们都很正式地提出修改的要求，更明确说不作修改则没法把国书呈送皇帝。对此，小斯当东和马礼逊的回忆录都说英使团各成员当时没有作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但就在这次晤面里，阿美士德让他们看了装有国书的黄金盒子。据马礼逊说，苏楞额和广惠很紧张地询问国书中译本是否也放在里面，并得到肯定的答案〔1〕。为什么苏楞额和广惠会很紧张？那是因为他们很担心这样的一份中文本最终会送到嘉庆手上，惹来轩然大波。

其实，尽管这些老练的中国官员说得很客气，但显然他们认为国书中译本有严重的问题，所以不肯把国书向上呈送。马礼逊记下他们要求改动的其中一个用词是“皇考”，在国书中用作使团对乾隆的称呼，苏楞额认为不正确。他自然是对的，因为“皇考”那只能是嘉庆去述及自己已经去世的皇父乾隆才会这样使用，不可能由英摄政王把乾隆称作皇考，这说明马礼逊中文修养上有问题〔2〕，但这改正是简单的。可是，苏楞额所指的另一个问题便严重得多了，那是在“钦差”与“王差”以外另一个涉及中英两国当时地位和位置的问题。

根据小斯当东和马礼逊回忆录所记，苏楞额曾经明确地指出了使团国书中译本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小斯当东说引来不满的是译文中“兄弟和朋友”（“Brother and Friend”），而马礼逊则说他们要求删除“兄”字。核对于国书译文，苏楞额所指的其实是“友兄”，在译文里共出现两次，一是在国书开首时，摄政王向嘉庆问候“：书送请友兄大清国大皇帝万福崇安矣”；另一则在国书的结尾，“如此特愿大皇帝友兄贵体金安，真福无疆矣”〔3〕。对照于国书原文，这“友兄”并不是小斯当东所说的“Brother and Friend”，而是用来翻译“Brother and cousin”的。国书原文开首的祝愿是写成“to the most high mighty and glorious Prince the Emperor of China our Brother and cousin health and true happiness”；而结尾其实是下署名：“Your Imperial Majesty's Most affectionate Brother and cousin, signed/GEORGE P. R.”〔4〕这种各国国王君主间以兄弟相称的做法，在当时欧洲是很普遍的，背后的理念就是各国地位平等，无分彼此的意思。应该指出，英国人以这样的文书方式来跟清廷沟通，并不始于阿美士德使团，在马戛尔尼使团的国书里，也有同样的写法，国书最后的部分说：

... and it will give Us the utmost satisfaction to learn that Our wishes in that respect have been amply complied with and that We are Brethren in Sovereignty, so may a Brotherly affection ever subsist between Us.〔1〕

这里所强调的也是两国君主地位平等，是“各有主权的兄弟”，彼此之间应该有着“兄弟般的情谊”。但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清国来说，这是他们所没有、也不会接受的理念。因此，我们在故宫军机处所藏文献中见到的一份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本，便把这重要的部分删除，换上一段阿谀奉承的说话：

贡使起身，已详细嘱咐他在大皇帝前小心敬慎，方显得一片诚心，能得大皇帝喜欢下怀，亦得喜欢。〔2〕

我们至今不能确定这份国书中文本是谁翻译出来的，但这版本显然是从清廷的立场和角度去制作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一份由马戛尔尼使团自己的译员柯忠孝（1758-1825）和李自标（1760-1828）在使团出发前翻译出来的中文版本，便准确地把原国书的两国君主地位平等，俨如“兄弟”的关系翻译出来了，除了有“极愿合万岁相亲，似乎同昆一般”的描述外，国书最后下署“眷弟”热阿而卓〔3〕。我们没法完全确定乾隆究竟有没有看到这份跟他称兄道弟的文本，更不要说知道他看到后有什么反应，而且，这份相对忠实的国书译本，直至今天还没有在故宫档案里找到，只是作为一份钞本一直收藏于英国外交部的档案里〔4〕。

其实，除“友兄”一词外，阿美士德国书中译本里还有别的地方是隐含了两国平等思想的，只是苏楞额等没有注意到，又或是没有指出来了，那就是中英两国的名称。在国书中译本里，可以见到英人以两种方式来指称清政府：大清国和中华国。这表面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可是，当我们见到中译本内怎样指称英国时，便可以见到其中微妙之处。译本以“英吉利国”开始，里面又有“我英国”的说法，这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文中有两处地方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说法“：大英吉利”，这就是用来翻译原国书中的“Great Britain”，且是现在知道“大英吉利”最早出现在中文书写里的地方，比原来以为1824年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最早使用“大英国”早了八年〔1〕。这是十分重要的标记，因为“大清国”是一直很通用的说法，但过去却从没有“大英吉利”或“大英国”的出现。阿美士德使团国书中译本首先铸造了这新词，含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我们还很可以确定马礼逊在国书译本中使用“大英吉利”是刻意的做法，这除了因为“大英吉利”在译文中出现过两次外，更因为里面有以“两大国”指称中英两国，这都是要表明两个国家是对等的。事实上，国书中译本中还见到“两国”一词的出现，也是要把中英置于平等的位置〔2〕。

我们不能确定苏楞额及广惠是否意识到马礼逊使用“大英吉利”的意图，又是否曾要求英国人对此做出修改，因为小斯当东和马礼逊都说过中国官员要求他们改正好几处地方，但除了“皇考”和“友兄”外，他们没有把所有问题逐一说出来，我们不能知道“大英吉利”是否在内。当中国官员把国书中译本交回，并提出要在修改后才可以呈递皇帝时，使团并没有理睬。马礼逊的记录是“：对于这个要求，我们没有答应”, “由他们去说说，我们并不承认”〔3〕。而小斯当东则说：“对于这些要求，我们在这时候没有觉得需要作正面的回答。”〔4〕在随后的记录里，无论是马礼逊还是小斯当东，甚至阿美士德，都没有再提及国书中译本的问题，更不要说做什么修改了。当然，由于使团最终没有跟嘉庆见面，无法呈递国书，但既然他们完全没有意思要对国书中译进行处理，那么他们原意就是要把那份足与“天朝均敌”的国书送给嘉庆的。这种以平等地位来跟中国交往的立场，在阿美士德使团来说是至为重要的。事实上，他们早已决定，即使使团完全失败，阿美士德不能觐见嘉庆，他也不会以叩头行礼。马礼逊还以阿美士德名义向清廷写了一封信（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二十七日，1816年8月20日），向嘉庆阐明英使只愿意行“跪一膝俯首”之礼，“且再三行”。但他跟着说，这在英国出使的使团中是最恭敬的礼数，除觐见“中华国大皇帝”外，其余都不会行此礼的〔1〕。

不过，国书中译里面有关皇考、友兄的问题，还有一段后续的小插曲。过了几个月后，当使团已离开北京，负责护送船队离开的直隶臬司盛泰上了一道奏折给嘉庆，报告他跟马礼逊的一次交谈：

言谈之际，马礼逊称伊国为友邦，表文内称高宗纯皇帝为皇考，称我皇上为大皇帝友兄等语。〔2〕

这段交谈令这位直隶臬司盛泰付出沉重的代价。嘉庆认为他只不过是负责护送，没有降旨给他诘问贡使，尤其不应“无端论及表文”, “实属大胆妄为，甚属狂纵”，结果是立即“革职发往盛京，交晋昌以苦差委用，以为越分多事者戒”〔3〕。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马礼逊的回忆录里对这个交谈以及后果都有所记录〔4〕。由此可以见到，马礼逊对这问题是很关注的，不然不会在使团离开后还跟护送的官员谈论这问题，更不会关注盛泰的下场。

其实，除英王国书的中译外，人们一直没有关注甚至几乎未见任何历史学者提及的，还有另一重要文献的翻译，那就是嘉庆〈颁给英吉利国王敕谕〉〔5〕。这份上谕在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16年8月29日）发出，也就是使团被逐离京的第二天，送到使团的手上已是十一月十九日（1817年1月6日），那时候，使团已到达广州了〔6〕。对于这次颁送敕谕的种种问题和最终解决方法，阿美士德曾向英国印度事委员会主席乔治·坎宁做过详细的汇报，并把整份敕谕的拉丁文本抄录下来，又批评说以译者Father Amiot温和的性格，拉丁文本一定会把原来敕谕高傲无礼的语调淡化，因此，他请马礼逊根据中文原本重新把敕谕翻译出来，提供一个更能“忠实地表现皇帝感情和语言”（“faithful representation of the Emperor's sentiments and language”）的文本〔1〕，以免把错误的信息带回英国去〔2〕。

毫无疑问，马礼逊确是十分小心谨慎地去执行这份重要的翻译工作。在仔细对照两个文本后，可以见到译本是忠实的，而且能够清楚传达原敕谕中嘉庆的天朝大国思想和态度。举例说，在翻译敕谕开首“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这样一句可以说是所有敕谕一定出现形式化的开场白时，马礼逊以“The Imperial Potentate”来翻译“皇帝”，并且认真地加上一个批注去作解释：“‘皇帝’一般会译作Emperor，但力量不够，无法表达原文的意思。”〔3〕换言之，他非常着意去强调清帝在敕谕中所表现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样地，在翻译“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时，他也加上批注来说明“慕化”的意思：

慕化：他们认为中国是最早及最好地能够理解正确的道理和社会秩序的国家，而中国就位处世界的中央，世界偏远地区的部族和国家会把中国视为文化的中心。〔4〕

然后不厌其烦地把全句译成“Your country situated remotely, beyond a vast ocean, tenders an offering of sincere devotedness, and turns with ardent affect to the transforming influences /which emanate from this land”〔5〕，这都是要把中国人的天朝思想更清晰地说明给英国本土的读者。此外，马礼逊在译到“朕”的时候，每一处都用上“I the Emperor”，对应于“尔国王”的“You O King”，制造一种强烈的高下对比效果；而“远国小臣”译成“a petty officer of state from a remote country”、“仰承恩宠”译成“enabled to look up and receive imperial favor and affection”、“笃于恭顺”译成“truly sincere in feelings of respect and obedience”、“倾心效顺”译成“pour out the heart in dutiful obedience”，以至结尾处“俾尔永遵，故兹敕谕”译成“this Imperial Mandate is now given that you may forever obey it”，都非常准确地把敕谕那种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话语及风格翻译出来，造成一种煽情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贡物”一词的翻译。上文看过马礼逊等坚决反对“贡使”“贡物”等字眼，并在自己发出的文书中以“王差”“礼品”等来代替。但在翻译敕谕时，马礼逊便很忠实地用“articles of tribute”来翻译“贡物”。我们不是说这翻译不准确，但却与他们平时的惯用方法很不同，这也显示马礼逊就是要刻意强调中国人把使团看作来自偏远小国的朝贡使节。就是这样，整篇敕谕译文也的确能做到阿美士德所要求，“忠实地表现皇帝感情和语言”〔1〕，纵然这中国皇帝的“感情和语言”对于“大英吉利”的尊严是很可能会造成伤害的。

究竟马礼逊这份忠实的译本在送回英国后最终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原来这份敕谕原件一直没有拆启，存放在英国外交部，然后最终交还中国，但那已经是七十五年后的1891年。当时，薛福成（1838-1894）出使英国，3月7日（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记有英国外交部通知，他们在清理文书档案时或有中文的文件，要求中国使馆参赞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2〕代为认辨。跟着，马格里为身在巴黎的薛福成带来了一份“要件”：

外部[英国外交部]有一匣，黄绫包裹重迭，庋存室中七十余年矣。但相传由中国寄来，并不知为何物。今启视之，则匣内复以黄绫包裹竹筒，筒内有函轴，展示则嘉庆二十一年仁宗睿皇帝赐英吉利国王敕谕也。系清文、汉文、腊丁文三样合璧。……而敕谕则随后由粤海关监督，交洋商赍寄伦敦。……恭读敕谕，辞义正大，洵足折服远人。但昔年风气未开，中西语言文字莫相通晓；观其包裹完好，久庋外部，盖英廷固无人能读者，实未尝启视也。〔1〕

然而，薛福成所不知道的是，随团译生马礼逊早已解决了“中西语言文字莫能通晓”的难题，把敕谕忠实地翻译成英文了。

五

在上文里，我们分析过阿美士德使团的主要翻译活动，从中可以看到，尽管阿美士德最终没有跟嘉庆见面，不可能提出什么要求或建议，整个使团活动被视为彻底的失败，但他们始终坚持着派遣使团的一个初衷，就是要争取与中国平等交往的地位。过去人们只把焦点放在叩头的问题上，却一直忽略翻译在这问题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其实两国往来文书的文本也是较劲和竞争所在。在清廷强烈的天朝大国思想下，使团送来的文书怎样做出应对？尤其关键是文书中译本的翻译问题，因为作为清廷所能直接阅读的文本，当中的遣词用字足以影响清廷对使团的理解。

毫无疑问，阿美士德使团在翻译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多位译者不仅具备中英双语能力，且对英国政府及使团绝对地忠诚，除提供翻译服务外，更积极参与使团的其他活动，显然不是所谓“透明的”客观译者。可以说，在阿美士德使团的个案里，英方的译者与外交人员几乎是合为一体，成为使团重要的元素。他们不单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作出大量的贡献，且因为熟悉中国的情况而对使团提供很多重要的意见，发挥关键性的影响。他们一切的活动都是以英国为中心，无论是在进行翻译或提供意见时，处处考虑维护英方的利益，积极向中国争取平等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可说是举足轻重的。

但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清廷上下对于自己的翻译人员都是采取一种不信任、轻视以至敌视的态度，通事往往被看成是通番卖国的汉奸〔2〕，以致外国使团到来时他们没有自己阵营内可以信赖和重用的译员，最后不得不以马礼逊等提供翻译服务。但是，对于那些精通中文，长期在广州居住、熟悉中国情况的西方人，中国官员也存有很大的戒心，特别担心“汉奸与之交结往来”〔1〕，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马礼逊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作译员，早已与中国官员时有摩擦〔2〕。马礼逊便说过“中国的官员几乎全都不是友善的”〔3〕，甚至认为“这时候担任中文译员是冒着相当的风险的”〔4〕，他在1814年1月2日所写的日记说得最为明确：

有人告诉我，总督府官员曾多次提到我的名字，有的指责我，有的称赞我。他们通常不喜欢像我这样懂得中文和他们习俗的外国人。在这季里，行商把我的名字清楚报告给政府，说所有的英国商行的译文，都是出之于我手。中国官府在一些发布的文件中，都使用了严厉的措词，指斥帮忙起草公文的人都出于极坏的不良动机，总督还下令拘捕他们。〔5〕

不过，大概由于远在北京的官员并不认识马礼逊，根本不知道他与广东官员的矛盾，只把他看作一名普通的译者，因而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甚至看来马礼逊在使团中的翻译表现还得到中国方面的官员所认同。在清廷官方的纪录里，我们看不见对于马礼逊有什么负面的批评，对他整体的评价甚至是颇为正面的，中国官员还多次谈到马礼逊时都说他态度恭顺〔6〕。其实，上文已交代过，马礼逊不能算是态度恭顺，跟中国官员在翻译问题上是有过争拗的。

但另一方面，以副使身份出现，但实际参与了所有重要的翻译活动，甚至作最后裁决的小斯当东，却受到很大的关注，承受巨大的压力。这是因为他在1814年曾代表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官员开会，处理好几个棘手的问题，消息早已传到北京去，军机处在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谕令，要求两广总督调查及汇报“英夷司当东有无劣迹”，当中措词十分严厉：

英吉利夷人司当东前于该国入贡时，曾随入京师，年幼狡黠，回国时将沿途山川形势俱一一绘成画册。到粤后又不回国，留住澳门已二十年，通晓汉语。……司当东在粤既久，英吉利夷人来粤者大率听其教诱，日久恐致滋生事端。〔1〕

尽管这次来自北京的质询得到暂时的化解—两广总督蒋攸铦（1766-1830）在一个月后（正月二十八日）作了回复，奏折写得颇为正面，先说小斯当东虽然“粗通汉话，兼识汉字”，但“并不谙绘画”，间接否定军机处对小斯当东年幼时已将山川形势绘成画册的指控；然后又连续三次说他“尚无不妥，亦无教唆勾通款迹等情”〔2〕—但经军机处这样的查问，小斯当东在华的活动便更受监视了。当署理两广总督董教增等知悉“粗知汉语汉字，曾于乾隆五十八年随从贡使入都，谙习礼节”的小斯当东也随团充任副使时，便立即奏明朝廷，“批饬磋查”，更提出建议，“自应严禁与汉人交接往来，以杜勾串教诱之渐”〔3〕。不过，董教增还是难逃申斥，“当其禀请出洋迎探贡船，即应斥驳不准，乃听其私出外洋，办理实属错误”。更明确指令，假如斯当东回到广东，必须“严密防范，不许听其私自往来”〔4〕。由此可见朝廷对小斯当东的戒心和防范。但其实，当时广州方面确是有所行动的，在听到小斯当东可能加入使团的消息时，行商伍浩官（1769-1843）和潘启官（1755-1820）曾出面劝止〔1〕，只是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在召开会议后，决定不会为此而作任何改变，小斯当东先静静离境，然后才作书面解释，这样，中国官员便不能找到他，再在这问题上纠缠了〔2〕。

然而，小斯当东一直为朝廷所忌，嘉庆在指令使团离开北京后，还下达一道针对小斯当东的谕令：

该副使斯当东，久住澳门，通晓内地语言，人本谲诈，此次该使臣等反复狡猾，料必系伊从中播弄。斯当东到粤时即饬令同该正使等一并回国，勿许停留，伊若请于回国后仍来澳门充当大班，亦严词饬禁，断不许其再来，并谕知各洋行，勿许私自容留，违者治罪。〔3〕

其实，从这份上谕可以见到，清廷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指控，更不要说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料想是他一定会从中播弄，却即构成以后不准再来中国的罪状〔4〕。而事实上，在使团结束后，小斯当东在1817年6月即回到英国去，正式离开东印度公司，自始再没有踏足中国的土地。然而，当小斯当东在很多年后撰写回忆录时，仍然认为使团取得巨大的成绩，是任何欧洲国家所派遣到北京的使团所不及的〔5〕。此外，他对于自己在使团的表现和角色深感满意。不过，从上面所述清廷怎样对小斯当东作出针对，我们只能说这是小斯当东一厢情愿的看法，甚至会同意论者所说，阿美士德使团加入小斯当东，令到使团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因为小斯当东不但早已开罪广州的中国官员，更重要的是他原来一直都是北京朝廷所不欢迎的人物〔1〕。

然而，无论是马礼逊还是小斯当东，甚至德庇时和万宁，他们在阿美士德使团中确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单提供重要的翻译服务，解决中英双方的沟通问题，且实际上也是英方的外交人员，在这次使团活动中尽力为英国争取利益。由此，如果我们要更完整全面地理解阿美士德使团，便不可能忽略使团的翻译问题。

本文就是希望能填补我们对于阿美士德使团理解的空白，同时也希望可以更好地明白翻译在中国外交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附录：

（一） 阿美士德使团礼物清单（F.O. 1048/16/32）

礼物大概开列

英吉利国嗣王命王差罗耳阿美士德亲带送

大清国

大皇帝礼物大概开列如左

1． 大金盒一个盖中绘嗣王像周围镶艾萨克斐耳宝石外有红宝石似日射光此盒为载 嗣王送 皇上之书用王差亲手递呈

2． 金鼎同金盖鼎身镂以故典

3． 金碟载金鼎用碟边镂雕以壳叶等物并

4． 巧盒以英吉利桏[? ]做的为载金鼎用

银过的大玻璃镜长约十尺宽约六尺两块

5 ． 圆镜宽约三尺同细精架两个

6． 大银盘四个最精工为设宴用

7． 圆银筐四个为载菓子用

8． 圆银鼎有精镂雕[? ]盖四个为载甜食用

9． 大银盘上有银筐照英吉利规矩皆散在桌子中

10． 圆银盘有脚可载桌上便用之物

11． 银茶壶有角四个

12． 银子做成的蜡烛台每台插得三条蜡烛

13． 英吉利国出的最精磁器三十九件

14． 顶上好磁器鼎六个

15． 英吉利国朝里用的轿子两乘

16． 玻璃做成的最精的蜡烛台两对每对插得七条烛

17． 大玻璃悬的蜡烛光台插三十六烛工夫细精之极

18． 英吉利出的玻璃食饮用的各样美碗碟二十七件

19． 英国用的各样梳洗金修的美物

20． 醇酒与各样甜物五十七

21． 英国出的各色玉花石

22． 顶好的水车以灭火用失火时大有益两个

23． 地理图四张即英吉利，依伯耳尼，士戈地兰。三合成 英国其第四张乃郭罗斯国

24． 各样赛马的画

25． 上好大呢绒黄红蓝各色四十四疋

26． 英国王与王后穿朝服大像两张

27． 皇布咖撒咪咡黄蓝各色十六疋

王冕为在像顶上用两个

28． 铜板印的英吉利国山水人像等画九十五张

剪绒洋白纸上好皮等物

（二） 阿美士德使团人员名录（F.O. 1048/16/38）

英吉利国国差正从人名目

奉

英吉利国嗣王命带礼物进都朝谒恭请

中华国

大皇帝圣安各人正从名目开列

左王差 英吉利国男爵西雅治斯当东

正王差 英吉利国侯爵罗耳阿美士德 三位大人

（三） 英摄政王国书中译（F.O. 1048/16/42）

书

英吉利国太子嗣王热阿尔卓代尊父热阿尔卓三世蒙

神天恩佑奉大英吉利与依伯尔尼耶及夏那瓦诸国王

兼布伦士革及露嫩布尔等地之君保信德者书送请

友兄

大清国

大皇帝万福崇安矣因我尊王父贵体以为不自在

故国政尽归我掌理向我刻想以是事紧书知

皇上欲用各善法与

中华国

皇帝存和好之心如

皇考高宗纯皇帝与我王父及两大国向幸和好焉今蒙

天皇全能者赐我王父之各地连西天诸国皆获太平故乘

此幸时将我亲爱忠臣御前议国政兼内阁待卫王体并

为大英吉利与依伯尔尼耶等国侯爵威林比地罗耳

阿美士德向屡充过要差而为我全信者封以满权

正王差遣前往

中华国

圣主

御前亲将我恭敬慕爱

皇上之诚意

奏知又将此书送

皇帝恩接矣正王差罗耳阿美士德同带些我英国方物

物工作为礼送 上以表我诚恭之意望

万岁欣纳也因想

皇上睿智仁爱常善君赤民念及其下情或有命特信之

大臣同我王差设诉何事与两国有益便之处我已命示

王差恊[协]心相议并自陈数件据我看来属是要情也

如此特愿

大皇帝友兄贵体金安真福无疆矣

自英吉利京师王殿一千八百一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即国王登位五十年间付

（四） 阿美士德呈嘉庆有关觐见仪式的信函（F.O. 1848/16/45）

英吉利国王王差阿美士德伏奏

大皇帝恩典府接

英吉利国王王差阿美士德伏奏

闻

大皇帝我英国嗣王怀诚恭之心慕

大清国

圣主且想照王父和

高宗纯皇帝待王父修好之美意故命臣亲至朝谒

万岁爷恭将我国主敬恭之意

奏

闻因国家之大事以照前办为妙故我国主令臣在

大皇帝面前时即行我王差于乾隆五十八年在

纯皇帝面前所行之礼即是跪一膝俯首且再三行

此礼依最恭之数也我英国各王差除

中华国

大皇帝外实不行是大礼与何国主矣臣仰

皇上为万国中之至大国

主且望将见

万岁爷行此礼之日为一生至幸之日也臣伏求

皇上施恩念臣遵我国主命之该当致准即赴

御前将在本国主敬奉之书恭呈

上俯接是为臣所伏求矣

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二十七日奏

（五） 〈颁给英吉利国王敕谕〉英译（F. O. 17/3/134-136）

Translation of a letter from the Emperor of China to H.R.H. The Prince Regent. Rec'd Jan. 7th 1817.

The Supreme Potentate, * who has received from Heaven and revolving Nature (the**government of the world) issues an Imperial Mandate to the King of England with which let him be thoroughly acquainted.

Your country situated remotely, beyond a vast ocean, tenders an offering of sincere devotedness, and turns with ardent affection*** to the transforming influences (which emanate from this land).

Formerly, in the 58th year of Keȅn-Lung, when the reign of the exalted, the honorable, and the immaculate Emperor approached its close, you sent an Embassador across the seas to (our) Palace.

At that time your Embassador with veneration and respect performed the ceremony without excess or defect, and in the observance of the forms of decorum, he was enabled to look up and receive (imperial) favor and affection; to see His Majesty;to be entertained at a banquet; and to have gifts, numerous and elegant, conferred upon him.

This year, you O King! again sent an Embassador, to present a written representation, and who was provided with the productions of (your) territory to introduce (to me).

I the Emperor considering that you, O King, were truly sincere in feelings of respect and obedience, was exceedingly pleased, caused forthwith former records to be examined; and regularly enjoined a great number of officers to wait for your Embassador, that on the day of his arrival he might respectfully see the Imperial person, and be entertained with a banquet, in all things exactly according to the ceremonies of the preceding reign.

Your Embassador began to hold intercourse at Teȅn-tsin. I appointed officers to be there to confer an Imperial banquet. Behold! when your Embassador was to return thanks for the banquet, he would not be obedient to the prescribed ceremonies.

I, the Emperor in reference to a petty officer of state, from a remote country, did not deem forms and ceremonies of great worth; it was a matter in which indulgence and compassionate forbearance might be shewn; and therefore especially ordered great officers of State to be accommodating with your Embassador, and when he arrived at Pekin to tell him that in the 58th year of Keȅn-Lung, your Embassador in performing the ceremony, completely (or always) knelt and bowed the head to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the stated forms; upon this occasion how could a change be admitted?

Your Embassador told my Great Officers, face to face, that when the time came, he would obey, and would perform the kneeling and bowing the head to the ground;that no excess or falling short of the established forms should occur.

My Great Officers, in conformity to and in reliance upon this declaration, reported it to me, and I sent down my pleasure that on the 7th day of the 7th moon, your Embassador should be ordered to see the Imperial person; that on the 8th, in the great hall of light and splendor, a banquet should be conferred, and rewards bestowed; and again that in the garden of mutual pleasure, food should be conferred; that on the 9th, leave should be taken; and on the same day, it should be granted to ramble amongst the hills of ten thousand ages; that on the 11th, at the gate of great concord, rewards should be conferred, after which (he) should repair to the board of rites to a banquet; and that on the 12th, he should be sent to proceed on his journey. The day of performing the ceremony and the etiquette to be observed, my Great Officers all previously stated to your Embassador.

On the 7th, the appointed time for your Embassador to see the Imperial Person, he had arrived at the Palace, and I the Emperor was about to enter the Hall of Audience. The Embassador suddenly affirmed that he was exceedingly ill and could not move a step. I thought it a possible case that the Embassador was taken suddenly ill, and therefore ordered the Assistant Embassador to enter and see me; but both the Assistant Embassadors also affirmed they were ill. This was rudeness which was never exceeded. I did not inflict severe chastisement, but sent them away the same day with an order to return to their country.

As your Embassador did not see the Imperial Person, it was also inexpedient to send in the written representation brought from you O King. It is, in the state it was, carried back by your Embassador.

It is considered that you O King, from the distance of several times ten thousand lee, respectfully presented a written representation, and duly offered up presents; that your Ambassador's inability to communicate in your behalf with profound veneration and sincere devotedness, is his fault. The disposition of profound respect and obedience felt by you O King, I indeed really perceive.

I took from amongst the articles of tribute only maps, landscape prints, and portraits, and highly commend your feeling of sincere devotedness just the same as if I had received them all. There were conferred upon you O King, a white corundum Joo-ee (an emblem of prosperity); a string of Court beads; two large purses and eight small ones, to manifest tender and indulgent treatment.

Your country is distant from the central and flourishing Empire (China) too remotely. To send an Embassador such a distance over the waves of the sea is not an easy business. Further, your Embassador cannot understand and practice the rites and ceremonies of China. The subject involves a severe labour of the lips and tongue, to hear which is by no means pleasant.

The celestial empire does not value things brought from a distance. All the extraordinary and ingenious productions of your country also it does not look upon as rare pearls.

That you O King should preserve your people in peace, and be attentive to strengthen the limits of your territory, that no separation of that which is distant from that which is near, should take place, is what I the Emperor in truth highly commend.

Hereafter there is no occasion for you to send an Embassador so far, and to be at the trouble of passing over mountains and crossing seas. If you can but pour out the heart in dutiful obedience, it is not necessary at stated times, to come to court, eer it be pronounced that you turn towards the transforming influences, which emanate from this land.

This Imperial Mandate is now given that you may for ever obey it.

Kea-King 21st year, 7th moon, 20th day. (Sept. 11th, 1816).

* 王宏志，工作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及翻译研究中心，电邮地址：lwcwong@cuhk.edu.hk。

〔1〕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1793-1794(Hamden:Archon Books,1963),p.150.

〔1〕 较值得关注的有J.L.Cranmer-Byng,“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4,issues 1-2(May 1958),pp.117-186;Earl H.Pritchard,“The Kow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2,no.2(1943),pp.163-203；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1分（2007 年3月），页35-106；王曾才： 〈马戛尔尼使团评述》, 《中英外交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79），页17-40；赵刚： 〈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18世纪世界视野中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 《视界》第9辑（2003年2月），页2-28。

〔2〕 Alain Peyrefitte,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792-4,trans.Jon Rothschile(London:Harvill,1993);James 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3〕 Robert A.Bickers,ed.,Ritual&Diplomacy: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1792-1794(London:The Wellsweep Press, 1993)；张芝联（编）: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5〕 不过，就笔者所知，现在最少有一篇硕士论文和一篇博士论文是以阿美士德使团为题目的。吴晓钧： 〈阿美士德使探析—以天朝观之实践为中心〉（台北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未出版硕士论文， 2008）; John Malcolm Wilson, “Mission to China: Lord Amherst's Embassy, 1816, ”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8)。

〔6〕 故宫博物院（编）: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193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台一版]），第五册，页一至六十二；第六册，页一至四十，总页461-584及595-673；内中所收资料已包括嘉庆朝上谕档内的文件。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1及22册。

〔7〕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 《文献丛编》（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1930-1937），第10及11 辑。

〔8〕 《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32集。

〔1〕 张顺洪：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对华评价与态度的比较〉《，近代史研究》第3期（1992年5月），页9。

〔2〕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vol. 3, pp. 278-304.

〔3〕 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in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selected by Patrick Tuck,vol.1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0).

〔4〕 Henry Ellis,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Comprising a Correct Narrative of the Public Transactions of the Embassy, of the Voyage to and From China, and of the Journey from the Mouth of Pei-Ho to the Return to Canton(Philadelphia:A.Small,1818).

〔5〕 John Francis Dav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Between Peking, Nanking, and Canton, with Notice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Present War (London: Charles Knight & Co., 1831)；在中方的文献里，Davis名字给译成“迪惠氏”。〈英贡使等进表听戏筵宴瞻仰陛辞人数拟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三一至三二，总页520-524；但英方外交部所藏的“英吉利国国差正从人名目”里，译名是“爹惠氏”，见F.O. 1048/16/38。不过，在后来出现的历史文献里，Davis有不同的译名，如在1834年出任商务监督时的中文文献称他为“德秘师”。佐佐木正哉（编）: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东京：岩南堂书店，1967），页2、41。不过，今天最为流通的中文译名为德庇时。

〔6〕 Clarke Abel,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ransactions of Lord Amherst's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Pekin,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Country Which it Visited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8).

〔1〕 John M'Leod,Voyage of Her Majesty's Ship Alceste,to China,Corea,and the Island of Lewchew,With an Account of Her Shipwreck(London:John Murray,1819).

〔2〕 Robert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London:Hatchard&Son,1920).

〔3〕 F.O. 1048/16/42.

〔4〕 就笔者所见，〈阿美士德使探析—以天朝观之实践为中心〉和“Mission to China: Lord Amherst's Embassy, 1816”都用上东印度公司的材料，但没有怎样使用外交部档案，尤其是F.O. 1048所收的中文材料。中国大陆方面，似乎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顺洪在英国撰写博士论文时是留意和使用上部分的英文材料。在他后来出版的博士论文征引文献里，他是开列了东印度公司档案 G/12/196-198以及外交部档案F.O. 17/1-3的。但同样地，收有国书中译本以及其他中文材料的F.O. 1048则未见有所参考；而应该指出，论文内主要还是征引一些已发表书籍和文章，里面引用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外交部档案部份是极少的。Zhang Shunhong, “British Views o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Embassies of Lord Macartney and Lord Amherst (1790-1820)” (Unpublished Ph.D dessertation, Birkbeck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1989);Zhang Shunhong,British Views on China at a Special Time (1790-1820)(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1).

〔1〕 Earl H.Pritchard,“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ung Pao 31 (1934), p. 35.

〔2〕 George Staunton,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Philadelphia: Robert Campbell, 1799[Original Edition, London: Stockdale, 1797]), vol. 1, pp. 21-22;George Thomas Staunton,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Bart(London:L.Booth,1856),pp.10-11.

〔3〕 Staunton,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vol.1,p.489.

〔4〕 笔者曾发表过三篇文章，专门讨论使团所涉及的翻译问题。王宏志： 〈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页97-145；王宏志： 〈“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翻译与马戛尔尼的礼物〉，收张上冠（编）: 《知识之礼：再探礼物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外国语文学院翻译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外国语文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2013），页77-124；王宏志： 〈大红毛国的来信：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王宏志（编）: 《翻译史研究（201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页1-37。

〔5〕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51.

〔1〕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未见收录英使团所提供人员名单，只有〈英贡使等进表听戏筵宴瞻仰陛辞人数拟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三一至三二，总页520-524。使团原来提供的名单，题为“英吉利国国差正从人名目”，见F.O. 1048/16/38。二者在译名用字上稍有不同，例如在英人自己所提名单中有一名“正王差自用笔帖式”，译作“米斯咸”，但中方文件中改为“米斯汉”。

〔2〕 小斯当东曾承认尽管自己学习中文比马礼逊早好几年，但因为自己没有像马礼逊那么专注和用功，因此马礼逊最终中文水平是较高的。Staunton,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p.37． 但那是后来在1856年出版自传时的说法，1816年的时候，马礼逊学习中文的时间还不算很长，中文水平应不及小斯当东。

〔3〕 关于各人中文水平的简略分析，见 Patrick Tuck, “Introduction: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Amherst Embassy of 1816,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1635-1842,vol.10,pp.xxii-xxiii。

〔4〕 就是他父亲斯当东在回忆录中也禁不住称赞自己的儿子虽然学习上不够勤快，但由于“感觉敏锐，器官机能灵活，这次证明他是颇为胜任的翻译”，见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vol. 1, p. 489。

〔5〕 Staunton,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p.17；在本段里有关小斯当东的生平事宜，除另行注明外，均录自本书，只在正文里提供页码。

〔6〕 George Thomas 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London:T.Cadell and W.Davies,1810)；在回忆录里，小斯当东便节录了六篇书评。同上，页46-51。

〔1〕 例如小斯当东刚到广州不久便被指派负责“Providence号事件”的全部翻译工作。所谓的“Providence号事件”，是指1800年2月11日午夜，一条中国船试图割断停泊在黄埔的英国皇家舰队接驳船Providence号的缆绳，船员向中国船开火，击伤并拘捕一人，英兵在给他治疗后送回岸上，但该受伤船员却向番禺县令告状，控告英兵伤人。两广总督吉庆在听取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的汇报后，也认同中国船员犯错在先，但仍根据大清律例，指示广东臬司开庭审讯，最终事件得到顺利解决，两广总督甚至表扬商馆处理得宜。从小斯当东写给父母亲的信件中看来，他负责整件事件中的笔译和传译工作，发挥很大的功能，并大大增加了他对自己翻译及传译能力的信心。参G. T. Staunton to Sir G. L. Staunton and Mrs. Staunton, 26 March, 1800, Canton, Reel 27, 357; G. T. Staunton to Sir G. L. Staunton and Mrs. Staunton, 27 March, 1800, Canton, Reel 27, 362; G. T. Staunton to Sir G. L. Staunton, 27 March, 1800, Canton, Reel 27, 367。另外，小斯当东还参与过更严重和棘手的事件，负责全部翻译工作，包括1805年的“Phaeton号事件”及1807年的“海神号事件”（The Neptune Affair）。关于小斯当东的生平研究，可参Lydia Luella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gent for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 1798-1817, ” (Unpublished M.A.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1968)；游博清： 〈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19世纪的英国茶商、使者与中国通〉（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未出版硕士论文，2004）；关于小斯当东为东印度公司负责翻译工作以及他在当时中英关系上的角色，可参王宏志： 〈斯当东与广州体制中英贸易的翻译：兼论1814年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官员一次涉及翻译问题的会议〉, 《翻译学研究集刊》第17 期（2014年8月），页55-86。

〔2〕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India and Its Dependencies 17,no.2(February 1824), p. 213． 另外，小斯当东后来又把这封感谢信全文收录在他自己的回忆录内，可见他对此是颇感自豪的。Staunton,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pp.70-71.

〔3〕 Thomas Manning名字的中译，今天一般译作“曼宁”。如他的西藏行纪中译本便是这样。见克莱门茨·R·马克姆（编著）、张皓、姚乐野等（译）: 《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不过，从上文所引小斯当东向清廷提出使团成员名单所记，当时的译名是“万宁”。本文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也采用万宁。

〔1〕 有关万宁的资料和讨论很少，他生前并没有出版过什么作品，唯一的例外是一篇发表于1826年的“Chinese Jest”。Thomas Manning,“Chinese Jests, ”New Monthly Magazine and Literary Journal 16(1826), pp. 280-284, 386-392, 573-575． 另外就是在他去世多年后由别人整理出版他到西藏的日志：Clements R.Markham,ed.,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Edited with Notes,an Introduction,and Lives of Mr.Bogle and Mr.Manning(London:Trübner and Co., 1879)；日志编者收录了一份有关万宁生平的简短介绍。“Biographical Sketch of Thomas Manning, ”ibid., pp. clix-clxv． 另外，就笔者所见，有关万宁的研究和讨论很少，有两本关于中英关系问题的专著里有一节专门谈论万宁。Peter J.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1760-18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74-178;Matthew W.Mosca,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71-174．而Reginald Watters的一篇文章是笔者暂时能找到整篇以万宁为中心的论文，但那主要的材料是来自万宁写给兰姆的信件及万宁的西藏纪行，并没有什么新资料或论点。Reginald Watters,“Thomas Manning(1772-1840):‘An Interesting Man,But Nothing More', ”The Charles Lamb Bulletin:The Journal of the Charles Lamb Society new series no.33(January 1981),pp.10-17,http://www.charleslambsociety.com/CLSBulletin(1973-today)/Issue33(Jan1981).pdf, accessed 28 July 2015。笔者另会专门撰写一篇有关万宁生平的文章：王宏志：〈万宁（Thomas Manning, 1772-1840）：鸦片战争前中英交往史中一位被遗忘的汉学家〉。

〔1〕 Letter from Thomas Manning to Joseph Banks,1806,quoted from Peter Auber,China,An Outline of Its Government, Laws, and Policy: and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Embassies to, and Intercourse with, that Empire(London:Parbury,Allen and Co.,1834),pp.218-220．但当中没有标明发信日期，而该信也没有收在班克斯的书信集内。

〔2〕 在一封写于1802年1月28日的一封信里，他告诉兰姆说已经人在巴黎。The Letters of Thomas Manning to Charles Lamb(New York:Harper&Brothers,1926),p.58；而该书信集的编者根据万宁的护照确定万宁是在1805年1月9日从荷兰城市鹿特丹（Rotterdam）坐船回国的。Ibid., p. 92, n. 1.

〔3〕 “Note on Manning, ” ibid., p. 15.

〔4〕 Ibid.

〔5〕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pp.174,251,n.47．我们一直都不知道Yong Sam Tak的中文名字，现在流通的音译为“容三德”，最早见于苏精，他清楚地说：“本文作者检视过的马礼逊文献中，未发现任何中文教师的中文姓名，为便于行文讨论，各教师中文姓名均为音译。”苏精： 〈马礼逊和他的中文教师〉, 《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 学生书局，2000），页57。另外，也有将其称为杨善达的，见净雨： 〈清代印刷史小记〉，收张静庐（辑注）: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 上海书店，2001），页353。张西平亦用杨善达的译名。参张西平： 〈明清之际《圣经》中译溯源研究〉，收陈春声（编）: 《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页341。笔者曾征询苏精的意见，他认为这也只是净雨自己所作的音译。万宁在伦敦跟随过容三德学习中文是有可能的，因为容三德是在1805年来到伦敦的，而万宁也就是差不多在这时候从法国回到英国去。当时的伦敦，根本没有什么能教中文的中国人。据苏精的研究，容三德是经由Captain Henry Wilson带到英国来的；到达伦敦后获安置于非洲青年学校住宿和学习英文，伦敦传道会知悉后，引介和安排马礼逊去跟容三德见面。苏精： 〈马礼逊和他的中文教师〉，页57-64；苏精： 〈来华之路：伦敦传教会的决定与马礼逊的准备〉, 《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页19-20。但当时跟容三德在伦敦见过面的莫斯理（William Willis Moseley）的记述在细节上有些不一样。莫斯理也是说容三德是乘坐Captain Wilson的便船到英国来，不过，莫斯理说是他在Monthly Magazine上看到一份通告，征求读者教导一名年轻中国人英文和科学知识；然后，他偶然地在伦敦的路上碰到一名年纪老迈的中国人，那中国人说是容三德要求他带他到英国来，他便安排容三德乘坐Captain Wilson的船来到伦敦。跟着，莫斯理和这位年老的中国人吃了一顿晚饭，第二天便向伦敦传道会的司库Joseph Hardcastle及Joseph Reyner报告，他们要求他尽快去探看容三德，并同时告诉他有一位叫马礼逊的人正在准备要执行翻译圣经的使命，因此，他们也请求莫斯理带上马礼逊。就是这样，马礼逊便在莫斯理带领下在第二天去Clapham跟容三德见面，他们还把见面的情况向传道会报告，最后决定让马礼逊跟随容三德学习中文。W. W.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and History of the Events Which Included the Attempt, and Succeeded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Simpkin and Marshall, 1842), pp. 83-86.

〔1〕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p.175.

〔2〕 班克斯是英国其中一名最具影响力的博物学家及植物学家，从1778年只有35岁开始，他便一直担任皇家学会主席达41年，就科学发展方面向英国皇室提供意见。他积极派遣科研人员到世界各地采集动植物标本，又向乔治三世提议建造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大量栽种从世界各处殖民地搜集回来的植物，还大力倡议及推动英国的殖民地扩展，尤其是澳洲新南韦尔斯的殖民，班克斯更是主催者。中国方面，他可说是参与了马戛尔尼使团，因为使团成员中两名植物学家便是由他推荐的，他更清楚指示应该为皇家植物园采集什么植物，并与马戛尔尼及副使斯当东早已认识，最后，斯当东出版使团回忆录时，班克斯还负责审定插图，并积极协助出版。关于班克斯，可参Edward Smith,The Life of Sir Joseph Banks: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With Some Notices of His Friends and Contemporaries (London:John Lane,1911)；有关班克斯与英帝国海外扩张的知识领域，可参John Gascoigne,Joseph Banks and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 Useful Knowledge and Polite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hn Gascoigne, Science in the Service of Empire: Joseph Banks,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Uses of Scienc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atricia Fara,Sex,Botany and Empire:The Story of Carl Linnaeue and Joseph Banks(Cambridge:Icon Books, 2003)；对班克斯与马戛尔尼使团作专门研究有Jordan Goodman,2014年3月5日他在英国伦敦大学院科技研究系（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作过一场报告，题目为 “Science and Diplomacy: Joseph Banks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2-1794, ”https://www.ucl.ac.uk/sts/sts-publication-events/calendar_archive/2014_03_05_Seminar（检索日期：2015年7月20日）。相关的专著要在2017年才出版。Jordan Goodman,The Enlightenment of Joseph Banks(New York:Harper Press,forthcoming 2017).

〔3〕 Thomas Manning to Joseph Banks, 24 March 1806, in Neil Chambers, ed.,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1768-1820(London:Pickering&Chatto,2013),vol.7,p.139.

〔4〕 William Ramsay to Joseph Banks, 11 April 1806, ibid., p. 153; Joseph Banks to Thomas Manning, 12 April 1806, ibid., p. 154.

〔5〕 Joseph Banks to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7 May 1806, ibid., pp. 158-159.

〔6〕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71；但我们知道，他主要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另外也受过医学训练，却从没有提及天文知识。

〔1〕 I.O.G12/160.17 November 1807；又见于Auber,China,p.222。

〔2〕 Thomas Manning to Charles Lamb,20 November 1807,The Letters of Thomas Manning to Charles Lamb, p. 101.

〔3〕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71，但马士说他在1808年2月出发，这也应该是错误的了。万宁在1808年3月3日写给兰姆的一封信说，他会在第二天出发到印度支那去。Thomas Manning to Charles Lamb, 3 March 1808,The Letters of Thomas Manning to Charles Lamb,p.105.

〔4〕 “My trip to Cochin China was totally unsuccessful, ” Thomas Manning to Charles Lamb, 18 August 1808, ibid., p. 107.

〔5〕 Thomas Manning to Joseph Banks, 1 March 1809, 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vol. 7, p. 443.

〔6〕 Thomas Manning to Joseph Banks, 27 August 1811, ibid., vol. 8 (Letters 1810-1821), p. 37.

〔1〕 Thomas Manning to King George III,enclosed to letter to Joseph Banks,27 August 1811,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p.38.

〔2〕 Ibid.

〔3〕 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p.175.

〔4〕 CY 3681/275 - CY3681/281, Letters received by Banks from Thomas Manning, 27 August 1811 (Series 20.39), Papers of Sir Joseph Banks, State Library, New South Wales, http://www2.sl.nsw.gov.au/banks/series_20/20_39.cfm, accessed 26 July 2015.

〔5〕 Thomas Manning to Joseph Banks,6 September 1811,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vol.8,p.39.

〔6〕 “Biographical Sketch of Thomas Manning, ” p. clxiii.

〔7〕 Ibid.

〔8〕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259；不过，马士说万宁是在1816年5月才从印度赶回广州，加入使团，这看来是不准确的。

〔1〕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p.8-10.

〔2〕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p.177,178.

〔3〕 Ibid., pp. 191, 229.

〔4〕 Ibid., p. 327；同时开始领取译员津贴的还有德庇时以及James Bannerman。在马礼逊、德庇时以至端等参加使团期间，广州商馆的翻译工作便是交由Bannerman负责，他的表现还令人很感满意。Ibid., p. 259.

〔5〕 Ibid., p. 343.

〔6〕 Ibid., p. 346.

〔7〕 Ibid., vol. 4, pp. 70, 87, 103, 122.

〔8〕 最严重的例子是John M'Leod的Voyage of Her Majesty's Ship Alceste，只在脚注里提及万宁和端的名字，其余全书都再没有提及二人。马礼逊也一样，回忆录中只有两处地方有万宁的名字，一次是交代使团成员的名单，另一处是交代船只的安排。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p.13-14.

〔1〕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p.132-133.

〔2〕 从使团成员回忆录所见，万宁曾为使团的自然学家Clark Abel作翻译，跟一些老百姓谈论医学问题，这大概是他自己最感兴趣的。Abel,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p.216．另外，小斯当东也记述过万宁自己怎样独个儿去买书的情况。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316.

〔3〕 有学者认为，万宁没有能够在使团中发挥作用，是因为阿美士德从一开始便不喜欢他，不想他加入使团。Watters, “Thomas Manning (1772-1840), ” p. 17.

〔4〕 德庇时在一篇文章里说：“我很认识万宁，也喜欢他。他的奇怪行径是没有伤害性的，主要只属于他个人方面的。”（“I knew Manning well, and liked him much. His eccentricities were quite harmless, and concerned only himself personally.”）引录自“Biographical Sketch of Thomas Manning,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p.clxiii。

〔5〕 Ibid., p. clxiv.

〔6〕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191.

〔1〕 关于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开设中文班，可参苏精： 〈马礼逊的中文教学：英国第一位中文教师〉, 《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页43-64; Susan Reed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or the Year 1938,vol.69(1939),pp.46-83。

〔2〕 1814年10月，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为抗议广东官员拘捕为他们做事的通事李怀远，以及反对设立洋行总商制度等种种不满，下令封舱及停止买卖。10月24日，斯当东和德庇时等在广州与中国官员展开谈判，曾经陷入僵局，终止谈判，最后在11月19日重开谈判，达成协议。关于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及谈判，可参王宏志： 〈天朝的译者：从“阿耀事件”看通事在近代中英交往史上的位置〉,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7期（2014年7月），页203-232；王宏志： 〈斯当东与广州体制中英贸易的翻译：兼论1814年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官员一次涉及翻译问题的会议〉，页55-86。

〔3〕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 p. 65.

〔4〕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209.

〔5〕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with Notes(Canton: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5).

〔6〕 Lawrence Wang-chi Wong, “‘Objects of Curiosity': John Francis Davis as a Translat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Lawrence Wang-chi Wong and Bernhard Fuehrer, eds., 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17-19th Centurie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69-204.

〔7〕 Morse,The Chronicles,vol.4,p.165.

〔8〕 John Francis Davis,The Fortunate Union:A Chinese Romance,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riginal,With Notes and Illustrations(London:John Murray,1829).

〔9〕 John Francis Davis,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London:John Murray,1822).

〔10〕John Francis Davis, Laou-Seng-Urh, Or“An Heir in His Old Age”, A Chinese Drama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11〕John Francis Davis,Han Koong Tsew,or The Sorrows of Han:A Chinese Tragedy,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With Notes(London:John Murray,1829).

〔1〕 John Francis Davis,Hien Wun Shoo,Chinese Moral Maxims,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London:John Murray, 1823).

〔2〕 John Francis Davis,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London:Knight,1836);John Francis Davis,Chinese Miscellanies: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London:Charles Knight&CO., 1841);John Francis Davis,China,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London:Longman,Brown,Green and Longmans, 1852)；另外还有上文提过他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的回忆录，都大篇幅地介绍中国的状况。Davis,Sketches of China.

〔3〕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327；同时开始领取译员津贴的还有德庇时以及James Bannerman。在马礼逊、德庇时以至端等参加使团期间，广州商馆的翻译工作便是交由Bannerman负责，他的表现还令人很感满意。Ibid., p. 259.

〔4〕 德庇时除了在翻译中国文学及介绍中国方面有重大贡献外，他在近代中英外交以至香港历史方面也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1832年1月17日接任东印东公司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一职，是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在1834年结束前最后的一位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Ibid., vol. 4, p. 324.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结束后，德庇时先获英国政府委任为驻华第二商务监督，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在同年10月去世后升任为监督，但在1835年1月即辞职。1844年，在小斯当东推荐下，获委为香港殖民地政府第二任总督。参Staunton,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pp.94-95。

〔5〕 Ellis,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p.62;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26.

〔6〕 Ellis,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p.130;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53.

〔7〕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102.

〔1〕 参王宏志： 〈“我会穿上缀有英国皇家领扣的副领事服”：马礼逊的政治翻译活动〉, 《编译论丛》第3卷第1期（2010年3月），页1-40。

〔2〕 Ellis,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pp.49-50.

〔3〕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37.

〔4〕 夏爕： 《中西纪事》（长沙：岳麓书社，1988），页45；王之春： 《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169。

〔5〕 〈军机处寄钦差工部尚书苏楞额询明英使从人等职分大小及正贡使之子年岁技艺先行具奏并与该使叙言时察其词气亦即奏闻上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十六至十七，总页492-493。

〔6〕 Staunton,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vol.2,pp.133,139.

〔7〕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37;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p.58-59.

〔8〕 〈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董教增等奏飞致浙江抚臣饬员查探英船并慎选翻译人员分送直浙片〉,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三，总页465。

〔1〕 清廷文件中最早提及要从广东选派通事协助翻译的奏折写于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但过了两个多月，在闰六月二十八日仍有奏片说“粤省通事未到”。〈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据天津道禀称英船五只移泊祁口及宁海海面片〉,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四十四，总页548。

〔2〕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124.

〔3〕 〈长芦盐政广惠奏拆阅英吉利贡使书信并传问译生各情形折〉,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十二至十三，总页484-485。

〔4〕 〈钦差尚书和世泰等奏饬令通永道赴祁口海面会同天津镇查探英船折〉，同上，页四十六，总页552。

〔5〕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14.

〔6〕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23.

〔7〕 〈长芦盐政广惠奏拆阅英吉利贡使书信并传问译生各情形折〉，页十二，总页484。

〔1〕 礼物清单英文稿见G12/196/44-47, 144；中文译本题为〈礼物大概开列〉，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 1048/16/32，并有好几份草稿，内容不尽相同。F.O. 1048/16/33; F.O. 1048/16/34; F.O. 1048/16/35; F.O. 1048/16/36． 使团成员名单，誊抄好的正本见“英吉利国国差正从人名目”, F.O. 1048/16/38。同样地，英国外交部档案亦收有几份名单草稿，见F.O. 1048/16/39; F.O. 1048/16/40; F.O. 1048/16/41。

〔2〕 F.O. 1048/16/32.

〔3〕 〈军机处寄钦差工部尚书苏楞额询明英使何以从人内有笔帖式名目其官役兵丁等亦即查明实数并令该使于七月初一二日来觐上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十五，总页489。

〔4〕 笔帖式，满语为巴克什（bithesi），为满洲官制中专用官职，入关前已用来专指办理文书的人，入关后先设于各部院、内行行门，主要掌管翻译满汉奏章文书工作，早年有五、六品的品级，后一般为七至九品。专用满人、蒙古人及汉军旗人，虽然没有任何资格，但由笔帖式出身可补司员，升迁很快。参黄本骥（编）: 《历代职官表》（上海：中华书局，1965）；吕宗力（编）: 《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页693；李成华： 《古代职官辞典》（台北：常春树书坊，1988），页478-479。

〔5〕 Davis,Sketches of China,vol.1,p.63.

〔6〕 〈钦差工部尚书苏楞额等覆奏询明英贡使各情形折〉,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二十四，总页508。

〔7〕 Davis,Sketches of China,vol.1,p.63.

〔1〕 〈英贡使等进表听戏筵宴瞻仰陛辞人数拟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三一至三二，总页520-524。此外，Hayne的中译在中方文件中改为“米斯汉”，但在英外交部档案所见，英人自己所提名单是译作“米斯咸”的。F.O. 1048/16/38.

〔2〕 〈大清皇帝给英吉利国王敕谕〉,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164-165。

〔3〕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那彦成探明英使到津确信亲赴天津会同广会筵宴该使并查明贡使从人兵役贡物各数先行具奏上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三至四，总页465-467。

〔4〕 〈颁给英吉利国王勅谕〉，同上，页五十八至五十九，总页576-578。

〔1〕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orable Lord Castlereagh to the Right Honorable Lord Amherst, Ambassador, etc. etc.etc.Dated 1st January 1816, ”in Morse,The Chronicle,vol.3,p.281；原信见F.O.17/3/17-27。

〔2〕 今天能见到的一份重要文书，那份藏于英国外交部档案国书原来的中译本，马戛尔尼的身份是“一等钦差”、副使斯当东称为“二等钦差”。见F.O. 1048/1。这跟故宫所藏文本完全不相同。另外，乾隆另外提及的礼品清单内使用钦差一词，今天是见不到的，因为外交部档案中仍然找不到这份清单的原件，不知使团译者自己的用法。另一方面，收藏于故宫军机处的档案的〈译出英吉利国表文〉，当中有关马戛尔尼的身份已全译为“贡使”。〈译出英吉利国表文〉《，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162-164。

〔3〕 〈谕军机大臣著梁肯堂筵宴后仍回河工并饬知委员不得称贡使为钦差〉，同上，页40；又见〈和珅字寄梁肯堂奉上谕著筵宴后仍回河工并饬称英使为贡使及赏其米石〉，同上，页120。

〔4〕 〈六月三十日军机处给征瑞箚〉, 《掌故丛编》，页62。

〔1〕 F.O. 1048/16/38.

〔2〕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15.

〔3〕 Ibid., p. 45.

〔1〕 F.O. 1048/16/20；这份禀文没有署明日期，但禀文旁另以英文加注日期为1816年5月28日。

〔2〕 〈英贡使致直隶总督书信〉,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十三，总页485-486。

〔3〕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15.

〔4〕 〈英贡使致直隶总督书信〉，页十三，总页485-486。

〔1〕 Lord Castlereagh to Amherst, 25 January 1816, F.O. 17/3/30.

〔2〕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p.278-279.

〔3〕 G12/196/433-434.

〔4〕 Ellis,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p.50.

〔5〕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15.

〔6〕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13.

〔1〕 Amhers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 8 August 1816, F.O. 17/3/49.

〔2〕 〈长芦盐政广惠奏拆阅英吉利贡使书信并传问译生各情形折〉,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十二至十三，总页484-485。

〔3〕 Amhers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 8 August 1816, F.O. 17/3/49。

〔4〕 〈直隶臬司盛泰护送英贡使无端论及表文兵船之事著即革职发往盛京以苦差委用上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六册，页二十五，总页643。

〔5〕 〈英贡使不能如期觐见即遣回国上谕〉，同上，第五册，页五十五至五十六，总570-571。

〔6〕 〈颁给英吉利国王敕谕〉，同上，页五十九，总页577。

〔7〕 王之春： 《清朝柔远记》，页168-169。

〔8〕 尽管《清朝柔远记》广泛地为历史学者所征引，但近年有学者指出，《清朝柔远记》实非王之春所作，而是他的幕僚潘乃光（1844-1901）所代撰。参见杨经华： 〈谁是历史的撰写者—《国朝柔远记》撰写真相与清代幕府代撰问题〉, 《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4期（2007），页120-123。

〔1〕 阿美士德明确地说“广大人”是钦差（“Guang-ta-gin the Imperial Legate”），然后“苏大人”是第二位钦差（“a second Imperial Legate, Soo-ta-gin”）。Amherst to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 12 February 1817, F.O. 17/3/55-56． 但在中文材料里，只有苏楞额才是钦差，而广惠则一直只具长芦盐政身份。

〔2〕 同上，F.O. 17/3/56。阿美士德在这里所用的 First Minister，指的当是首相或宰相，因为即使在二十多年后鸦片战争要爆发时，英国外相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曾向“the Minister of the Emperor of China”发出公函，说明开战旳原因及要求。见“Viscount Palmerston to the Minister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 enclosure in “Viscount Palmerston to Rear Admiral the Honourable George Elliot and Captain Elliot, R.N., Her Majesty's Plenipotentiaries in China, ”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Part I, Series E, vol. 16, pp. 12-16。在该公函给翻译成为中文时，英方译者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把“the Minister of the Emperor of China”翻译成“大清国皇帝钦定宰相”。佐佐木正哉（编）: 《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编）》（东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页3-7。然而，我们知道清朝并不设宰相或丞相的职位。学者普遍认为这是马儒翰不熟悉中国政治体制所致。王鼎杰： 《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页142。但笔者对此另有看法。参王宏志：〈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昭雪伸冤”：鸦片战争初期一条影响道光皇帝对英策略的翻译〉, 《外国语文研究》第1卷第4期（2015年8月），页49-59。

〔3〕 Amherst to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 12 February 1817, F.O. 17/3/56;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43.

〔4〕 例如小斯当东便用上了“黄色帐幕的测试”（“the test of the yellow curtain”）的说法。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50.

〔1〕 Amherst to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 12 February 1817, F.O. 17/3/66.

〔2〕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33.

〔3〕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p.51,53.

〔4〕 F.O. 1048/16/42． 这是一份誊抄整齐的文本，英国外交部档案还收有一份不完整草稿，内容与正式文本接近，显然是马礼逊翻译时的一部分草稿。F.O. 1048/16/37.

〔5〕 F.O. 1048/16/42.

〔6〕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53.

〔7〕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p.35-36.

〔1〕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p.35-36.

〔2〕 马礼逊《字典》里有“皇考”一条，他译作“late emperor”, Robert Morrison,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 Three Parts,Part III(Macao: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1822),p.248。

〔3〕 F.O. 1048/16/42.

〔4〕“Letter From the Prince Regent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p.278-279.

〔1〕“Letter from King George III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The Chronicles,vol.2,p.247.

〔2〕 〈译出英吉利国表文〉,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页164。

〔3〕 F.O. 1048/1.

〔4〕 同上。有关这长久被埋没的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本的讨论，包括两个不同译本译者的身份，以及乾隆是否看过这较忠实文本的考证，可参王宏志： 〈大红毛国的来信：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页1-37。另外，该文后面附录国书中译本全文。同上，页34-35。

〔1〕 庄钦永： 〈四不像“大英（国）”：大清天朝体制钤压下的汉译泰西国名〉, 《翻译史研究（2013）》，页62。此文非常细致地深入剖析了“大英（国）”作为国名的出现过程。笔者在该文发表前曾阅读全文，但当时仍未有对阿美士德使团国书中译本作研究，所以也未知悉国书中译里已出现了“大英吉利”的说法，未能及时转告，谨此向庄钦永致歉。

〔2〕 同样地，英国外交部档案所藏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本中，也大量出现了“两国”:“两国常远之交往”“相助两国庶民之福”“以除两国不和之基”“方与两远国最有要益”，以及“两国遥隔”等，都是把两国置于平等的位置。F.O. 1048/1.

〔3〕“To this no positive answer was given.”“It was merely said,that was not admitted.”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35.

〔4〕“To these requests no positive reply was at present thought necessary.”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53.

〔1〕 F.O. 1848/16/45． 全信参见本文附录（四）。

〔2〕 〈直隶臬司盛泰陈明护送英使情形禀文〉,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六册，页二十四，总页642。

〔3〕 〈直隶臬司盛泰护送英贡使无端论及表文兵船之事著即革职发往盛京以苦差委用上谕〉，同上，页二十五，总页643。

〔4〕 Robert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f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p.92.

〔5〕 〈颁给英吉利国王敕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五十八至五十九，总页576-578。

〔6〕 〈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报遵旨颁给英吉利国王敕谕并该国贡使抵粤日期折〉，同上，第六册，页三十四，总页661-662。

〔1〕 Amherst to George Canning,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the Affairs of India, 21 April 1817, F. O. 17/3/118-120；拉丁文本见F. O. 17/3/130-133；马礼逊译文见F. O. 17/3/134-136。马礼逊的回忆录只记下使团接收敕谕的消息，但没有提及他负责把敕谕翻译成英文。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55；马礼逊的嘉庆敕谕英文译本，全文参见本文附录（五）。

〔2〕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p.299-300.

〔3〕 “Huang Te is commonly rendered as Emperor. That word however was not strong enough to correspond with the sense of the passage.” F.O. 17/3/134.

〔4〕 “Moo Hwa. It is maintained that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reason and social order were first and best understood in China,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Earth. The tribes and nations which occupy the extremities of the world would turn to China as the centre of civilization.” Ibid.

〔5〕 Ibid.

〔1〕 Morrison,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p.55.

〔2〕 马格理为爱尔兰人，与马戛尔尼有血缘关系，1859年底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来到中国，见证了〈北京条约〉的签署，然后南下广州，开始学习中文，后来加入长胜军（Ever-Victorious Army），协助镇压太平天国，得到李鸿章（1823-1901）的赏识，1865年负责筹建金陵造局，至1875年因制造火炮意外而遭革职，但几个月后，李鸿章又安排他跟随正要派遣出国作首任英法大使的郭嵩焘（1818-1891）的翻译，及至郭嵩焘回国，薛福成接任，他仍一直留在英国，在中国使馆工作。有关马格理的生平，可参见Demetri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C.M.G. (London and New York: John Lane, 190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eprint)。

〔1〕 薛福成：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收钟叔河（编）: 《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长沙：岳麓出版社， 2008），第八册，页303-304。不过，薛福成所记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情况，有好几处地方是错误的，例如他说：“当时英使进抵宫门，上已御宝座；接伴大臣告以须行拜跪礼，英使司当冬遂辞以疾，召副使，亦辞以疾，不获成礼而退。”这里竟以小斯当东为英使，没有提及阿美士德的名字，而且，当时使团并没有抵达宫门，只是到达圆明园，薛福成所记显然有误。

〔2〕 参王宏志： 〈“叛逆”的译者：中国翻译史上所见统治者对翻译的焦虑〉, 《翻译学研究集刊》第13辑（2010年11月），页1-55。

〔1〕 〈直隶总督方受畴接准董教增札会英使入贡情形并咨会苏楞额等严防该使与汉奸交结往来之事折〉,《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四十四，总页547-548。

〔2〕 东印度公司大班咸臣（Sir James Urmston）曾分析过中国官员对马礼逊敌视的原因：

他[马礼逊]对中国的语文—包括书写和口语、对中国政府的制度、特点和意向等都非常熟悉和了解，让他能够充分地理解他们的情感、观点和意见，同时也能够明辨地方官员的文件以及负责外商与中国政府沟通的行商经常使用的诡辩、狡猾，甚至谎言。这种对中方公文透彻和正确的了解，对特选委员会是至为重要的，这让我们在往来的信件和交往中可以用适当的形式、语言和精神，对抗总督和他的幕僚在来件中所使用的傲慢托词和无理要求。这些信件经由马礼逊博士用标准的中文翻译后，中国政府不可能产生误会，甚至也不会对东印度公司代表的感受、意见和决心有所误解。不管什么时候，这点是在和中国人谈判时至为重要的。

Elizabeth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D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vol. 2, p. 147.

〔3〕 Ibid., vol. 1, p. 293.

〔4〕 Ibid., p. 421.

〔5〕 Ibid., p. 375.

〔6〕 〈钦差工部尚书苏楞额等覆奏询明英贡使各情形折〉,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二十五，总页510。

〔1〕 〈军机处寄两广总督蒋攸铦将前者英船进口原委及英夷司当东有无劣迹并洋商积欠该夷人等货价各事宜妥议具奏上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页二十四至二十五，总页405-406。

〔2〕 〈两广总督蒋攸铦等覆奏查明英夷司当东现无教唆勾通款迹等情折〉，同上，页二十八至二十九，总页412-414。不过，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东印度公司档案藏有一份小斯当东就军机处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所指责各点逐一回应的草稿，日期为1815年2月21日（嘉庆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比蒋攸铦的奏折为早。F.O. 1048/15/3． 我们不知道这信最后有没有送出去，因为现在只见到这样的一份草稿，但从蒋攸铦给朝廷回复的奏折看，大概他也知道小斯当东的不满，为了息事，所以便较正面地向朝廷汇报。

〔3〕 〈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董教增等奏英商司当东奉该国王令充当副贡使片〉,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页九，总页477。

〔4〕 〈军机处寄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董教增等擅准英商司当东私出外洋实属错误著传旨申饬该商回时即严密防范不准听其私自往来上谕〉，同上，页十六，总页490。

〔1〕 参〈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董教增等奏查探及筹办英使来贡各情形折〉，同上，第五册，页七至八，总页474-475;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p.259-260。

〔2〕 Morse,The Chronicles,vol.3,p.260;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p.5.

〔3〕 〈军机处寄两广总督蒋攸铦英贡使到粤即将颁给该国王敕谕交彼恭赍回国斯当东亦饬令同回并可否停止该国贸易酌议具奏上谕〉,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五九至六十，总页578-579。

〔4〕 其实，清廷对他最大的不满是在叩头的问题上。当阿美士德大使明确表示不会行跪叩礼后，情况变得更坏，首先是一道上谕提出确认小斯当东是否曾跟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如是，则可询问“或行礼时有无节舛错之处，并可以五十八年旧仪向其诘责”。〈军机处寄钦差工部尚书苏楞额英副贡使是否即系乾隆五十八年副贡使之子并其余不明之处均询明覆奏上谕〉，同上，页二十六，总页511。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纪录里，马戛尔尼在谒见乾隆时是行了三跪九叩礼的。跟着，负责接待使团的工部尚书苏楞额回奏，确认小斯当东曾跟随使团来华，但对于当时所行仪式，小斯当东这样回答“：上次来朝仅十二岁，回去时跟回本国，如今已隔二十三四年，不但所行礼节全不记得。”客观来说，这答案的确是没法让人相信的。尽管小斯当东在1783年跟随使团到来时的确只有十二三岁，但跪叩礼这样重要的部分，以天资聪颖的小斯当东来说，不可能会忘记的，更不要说这仪式问题在使团中不断重复出现和讨论。显然，他是不肯正面作回应。难怪嘉庆在看到苏楞额的奏折报告斯当东的说话时，加上朱批“支吾可恶”。〈钦差工部尚书苏楞额等奏明英贡使名字各情节并该使仍称不敢改易本国礼节折〉，同上，页三十六，总页530。

〔5〕 Staunton,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pp.67-68.

〔1〕 Tuck, “Introduction: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Amherst Embassy of 1816, ” p. xxi.

* Huang-Te is commonly rendered Emperor. That word however does not appear strong enough to correspond with the issues of the passage.

** The words in brackets are fully implied in the original. It is in virtue of the assumption of universal controul that the Emperor presumes to write a Chih-yu (imperial mandate) to the King of England.

*** Mao Hwa. It is maintained that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reason and social order were first and best understood in China,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Earth. The tribes and nations which occupy the extremities of the world turn to China as the centre of civ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