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八　史四

徐谦斋作相，终始孝庙一朝。当时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盖一时正人如王端毅、马端肃、刘忠宣、倪文毅、张东白、杨文懿、张庄简、韩贯道诸人，布列六曹，戴简肃掌都察院事，章枫山、谢方石为两京祭酒，百僚师师，真可谓朝无幸位，野无遗贤。虽则主上明圣，而谦斋之休休有容，诚有所谓“若己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孝庙十八年太平之治。至武宗初，谦斋已去位，中更逆竖乱政，其所以镇压而扑灭之者，犹先朝之旧臣也。故我朝相业，当以谦斋为第一。使北人作相、正直刚果则有之，必求其宽裕弘远若此者，恐亦不可多得也。然所以致此者，盖由孝宗信任之专，而谦斋久于其位故也。苟责效于旦夕，亦安敢望此哉。

我朝列圣修德，皇天眷佑，凡遇国家有一大事，必生一人以靖之。如英宗北狩，则生一于肃愍；刘瑾谋逆，则生一杨文襄；宸濠之变，则生一王阳明；武宗南巡，则生一乔白岩；武宗大渐时，江彬阴畜异谋，则生一杨文忠、王晋溪，皆对病之药，手到病除，真若天之有意而生之者。此则祖宗在上，於昭于天，而国家千万年灵长之祚，亦可以预卜之矣。

闻刘瑾之事武宗，偏听几不可夺。张永太监与杨文襄同提兵讨安化王。文襄在军中语及，因以危言动张永。永回，密陈于武宗，遂从中制之，故得不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谋之外廷，是速其变，而祸且不测矣。

《震泽长语》云：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阁下，必先与商量，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重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恣肆，若当时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

刘瑾擅国日，人皆责李文正不去。盖孝宗大渐时，召刘晦庵、李西涯、谢木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后瑾事起，晦庵去，木斋继去，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有负先帝之托耶！则文正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则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顾东江言之。

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坐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论风流儒雅，虽前代宰相中，亦罕见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临殁时，其门生故吏满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带、砚台书画之类，皆分赠诸门生，东江亦分得数件。东江子顾伯庸亲对余言之。即书籍所载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李西涯当国时，尝冬月五更入朝。至长安街，值崔后渠方在道上酣饮。后渠拱立于轿前，曰：“请老先生少饮数酌，以敌寒气。”西涯即下轿，连进数觥，升轿去。时后渠尚为翰林院编修。王元美《艺苑卮言》亦载此一事。夫宰相怜才爱士，脱略势位，如此风流，世岂能多见。

刘野亭自制墓志，其略曰：“归之日，有先公敝屋数楹。城之南有别墅一区，田百亩，桑枣榆柳百余株。继又于居舍后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当春暖秋晴，病起意适之时，或驾舆登墅，或张席命舟，徜徉自放于水云林月之际。其所获赐余，则岁分十之三四，以颁诸流离贫饿者。间尝进元嗣，谕之曰：‘吾老且病，没之日，勿请葬祭谥赠，勿干名笔为诔文诗挽。有一于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几四十年，所历非一官，各有所职，今何为不书？’盖予虽以文翰著衔，其所职则启沃辅翼，有关于上下者颇重大，予于是无一能效焉，书之徒以自贻愧也。公孤穹阶，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盖予性峭直狷介，既无功业以为显明之资，又乏低昂以为植立之地，不即去，则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议，并以先所有者而夺之矣。其归而居家，虽杜门谢客，然犹有车马游从之乐，有贫饿周恤之惠，若未能绝意于世者。盖游从之乐，所以章君上之赐，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则非所知焉。其不敢有恤典文诔之请者，盖无实德而尚虚名，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余议，冥冥为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见先祖考于九泉者，自揣平生无大过尤，此心无少负焉耳。其铭曰：呜呼野亭，胡为而生？胡为而仕？胡为而归？胡为而死？盖其生也，穷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滥皇明之介祉。考诸己，考诸人，则归有余裕。委者还，滥者收，则死获所止。呜呼，世有为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后有为野亭嗟者，曰：‘乃尔乃尔。'”余披诵再三，不觉清风袭人。盖其于大臣进退之义，可谓极明洁矣。考其进阁，是丁卯九月，正晦庵与木斋去国之日也。是时瑾之恶逆方炽，不闻野亭有所论列。或者新至政府，事权尚不在我耶？然九月大拜，十月即以病老乞休。章凡七八上，上以春宫讲读恩，温旨勉留，甫一年余。至己巳春，而瑾败。辛未春，公求去益力，遂得请而归。时野亭年方六十。未悬车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决于去耳。夫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即圣人所称“绰绰有余裕”者，盖不过此。则野亭者，岂特近代所无，盖加于古人一等矣。

邹东郭为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试南省，受知于野亭刘公。逾月，公赐敕扫先茔，亟趋以别。公握手语曰：‘吾归，不复来矣。子，国器也，善自爱。宁直无媚，宁介无通，宁恬无竞。’只此三言，可以观野亭矣。”

野亭归乡，不见客。或劝之，答曰：“谀词巧说，不曾习学，卑礼谄态，不曾操演。知者谓为粗鄙，不知者且以为简傲。”东廓云：“即公肮脏于山林，其能脂韦于朝著耶！”

余姚士夫与朋友皆言：谢木斋致仕还家，每日与诸女孙斗叶子以消日，常买青州大柿饼、宣州好栗，戏赌以为乐，不问外事。由今观之，木斋真一愚痴老子耳。

张罗峰如取回各省镇守太监，他人虽得君最专者，亦不肯如此担当，独大狱一事，遗万世笑端。

今世宰相何尝不格外用人，但若非纳其重贿，则私其亲妮，唯李文正用潘南屏，张罗峰用叶幼学，世服其公。

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则是营求而得，唯赵大周入阁，出自圣裁。盖穆宗皇帝初登极时，大周为国子祭酒。旧制：天子幸学，则祭酒讲书。是日，大周进讲，言多讽谕，甚为切直。圣上大悦，遂加眷注。然其人秉心持正，且刚直有口，遇事辄发，不能藏垢。大臣有不合且忌之者，即打发至南京矣。圣上数问：“前日讲书这老儿如何不见？”左右对以“今任南京礼部侍郎。”圣上即有召还之命。不久，遂真拜矣。然一直不容于群枉，故不久而以论罢。大周每事泥古，不通时变，诚亦有之。然其忠诚许国，奋不顾身，何可掩也。夫山有猛兽，藜藿不采。朝廷岂可一日缺讽议之臣，留之以箴儆于国可也，何故群挤而力排之？昔晁错喜言事，遂为袁盎所陷。后人作《忠鸟传》以哀之。李令伯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盖从古而然矣。

董紫冈每称上海王弘洲圻在道中，敢言肯任事。不久，弘洲即升，出为某省佥事。时赵大周以阁臣署都察院事，紫冈曰：“岂赵大周亦不能容一好御史在衙门中耶？”余亦甚不平之，谓大周不宜有此。后壬申岁，见陆敬斋，始得其详。敬斋言：“大周平日深愤边政紊乱，每年将官与挞虏买和，总督虚张报捷，当事者纳其重贿，即滥冒功赏，岁以为常。而包藏祸患，将来有不可胜言者。是岁，陈其学为总督，有报捷本云：‘某月某日挞虏犯边，总兵赵苛与之抵敌，连胜数阵，即时逐出塞外矣。’继而巡按御史燕儒宦亦奏：‘某处于某日失事。’此时将官关节已到京师，又赵苛者，一大臣门下人也，遂置不问。王弘洲发其事，疏中言颇切直。大周即昌言于朝曰：‘衙门中有一王御史，方才成个都察院。’且言‘台省诸人身任国家之重，今分受几车白银黄鼠，即不顾朝廷利害，大臣固当如是耶！’诸老一闻，遂衔之切齿，虽同乡一大臣，亦与抵牾。适有沧州一差住扎京城，以时出巡，乃道中第一美差也。资次正该弘洲，论者以为大周私于弘洲，弘洲即升佥事，继遭贬谪，而大周亦蹴言官论罢矣。”大周每事持正，言论侃侃，此诚曲突徙薪之计。苟突决栋焚，若一时扑灭，犹可言也；或火势太盛，至于蔓延，则将奈何？一犯众怒，遂群挤而力去之。孰谓隆庆一朝，刑政果无缺失耶？

赵大周在内阁日，如杨虞坡冢宰、王南岷都宪，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为言，大周曰：“昔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当时人亦称孔子之名，则我岂得为薄待二人哉！”尝观《双槐岁钞》云：王忠肃翱 自总督两广入为太宰，马恭襄昂代公总督。后恭襄入为大司马，忠肃犹呼其名，恭襄未尝不敬诺也。乃知此事，前辈常有之，不以为异。若大周欲行之于今日，岂能一日容哉！

壬子年秋，余谒选至京。时在政府者，乃严介溪与存斋先生、吕南渠三人也。介溪前为南宗伯，时余蒙其赏识。存斋是郡中先达名德，南渠，某是其为南京国子司业时旧门生也，且附其冢嗣葵阳官船到京。葵阳好古重贤，相与款密，故余亦时时往来于三公之家。见介溪之门，每日如市，庶僚之来谒事于小相者，肩摩踵接，与其家人争先出入。时时有三四家人在门外蹙球，视庶僚如无物，唯各堂上至，少逊去耳。有时庶僚满堂，一堂上至，则分投到其家人门房中坐。其家人或弹琴，或围棋，或博塞，分局嬉戏，喧哄竟日，每日如此。存斋先生则其门如水，真可罗雀。某虽其晚进，且姻家，亦未尝见其家人之面。有时下直各官来谒，其通谒者唯李班头一人而已。古人云：“安得门亭长如郭林宗耶？”此人或庶几近之。盖其于众官之高下大小，与亲识之疏密贤否，其接对之间，无不各当其分。盖虽此人之不易得，亦足以见先生之知人善任使也。有时至西城，必经先生之门，亦不见其门上有家人出入往来，此亦恐近古所未有者。南渠之门则喧寂相半，然其门下往来者，皆旧亲识也。盖余姚士子皆出外谋生，鲜有家居者。时孙忠烈长子锦衣公在朝，故余姚人丛集于京师，皆出入于二家。余每造南渠，见其乡人满坐，有时葵阳以小饭见留，则余以一人杂厕于众余姚人之中，殊觉无意。其或以公事而来者，余见亦罕矣。则其家往来虽多，益见其厚。此皆余所目击者，故直书之，以示后人，而其得失邪正，可以观矣。

隆庆初政，独纂修《实录》一节，殊为率略，恐后日不能无遗憾也。尝记得小时，余年十六岁，为正德辛巳，武宗升遐，至次年壬午，世宗皇帝改元嘉靖。武宗好巡游，其政迹本少，又世宗以藩王入继，然犹差进士二员来南直隶纂修。二进士皆徐姓，余犹能记之。若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讲求典礼，故四十五年之中，其大建置、大兴革，何所不有。况昔年海上如秦璠、王艮作耗，近来倭奴犯境，用兵两次，其有功与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钱粮临阵败北者，何可枚举。倘一时军门奏报不实，或史局传闻失真，专赖纂修官博采舆论，奏闻改正，庶为实录。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县，其分建之由，必有所为：初建议者何人？后废格不行者又何人？当建与否？博访民间之论，一一修入，庶朝廷有所考据持循，何至建而废，废而复建，议论纷纭，漫无画一哉！是皆纂修率略之故也。昔年纂修《武宗实录》，时苏州府聘杨仪部循吉主之。杨长于修书，其立例皆有法。其所修有《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旧是刻本，后毁于回禄，板不存矣。余闻世宗宾天，即多方购之，后得一本，甚喜。以为倘修《实录》，其凡例据此为式可也。后闻不差纂修官，亦不聘问郡中文学掌故，但发提学御史。御史行郡县，郡县行学，学官令做，礼生秀才，扭捻进呈。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与夫郡县官师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写作甚么模样也。

尝观唐时诏令，凡即位改元之诏，其先朝贬窜诸臣，即与量移。量移后方才牵复，牵复后方始收叙。夫此辈皆忠诚许国之人，即日用之犹恨其晚，然必待徊翔二三年者，正以默寓三年无改之道也。既收叙，则升进不论矣。况诸臣当谪居思过之余，蒙恩得释，优游渐进，殊有趣味。若一旦骤致尊显，则岂臣子送死事君之义，其心必不自安。盖不忘旧君者，臣子送死之义，而仰体新君三年无改之情者，乃事君之礼也。岂有旧君尚未卒哭，而其素所不喜之人， 然处于高位，譬如人家有一干仆，偶得罪于其主，谴逐在外。其主既死。尸肉未寒，而新主即招之使来，任以家政。意气扬扬，偃然自得，揆之人情，于上下彼此，举有未安。

杨虞坡在吏部日，我太府李葵庵先生以礼部郎中升延平太守，时论甚不平之。先是，杨虞坡之子亦以礼部郎中升提学副使。一日，大周面语杨曰：“我四川李郎中，如何升他做太守？”杨曰：“李在部中，亦无甚才望。”大周曰：“想是你儿子，因有望，故升做提学。”杨语塞。余观近世士大夫，皆以巧言令色，互为容悦，做成套子，而大周独以古道行之，是可谓疾风之劲草矣。其何以容于世哉！后高中玄在吏部，葵庵以调繁改松江。中玄去位，葵庵亦以考察去，百姓皆孺慕，送者拥路至不得行。夫冢宰为朝廷择守令，以子育万民。今乃夺民之慈母，苟四方皆若此，可不为之寒心哉。

朱象玄司成说，有一顺门上内臣，尝语余曰：“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变矣。昔日张先生进朝，我们多要打个弓，盖言罗峰也。后至夏先生，我们只平着眼儿看哩。今严先生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盖屡变屡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