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构架及研究述评
一 立题依据与研究设想
现代汉语诗歌（新诗）自诞生之日起，与之相关的研究和论争似乎从未间断。无论是文言与白话、格律与非格律、民族化与大众化，还是朦胧与明晓、口语与书面语、民间与知识分子，抛去文体、形式、诗学观念、功利性、话语权之争等其他因素不谈，将这些看似零乱、五花八门的批评和论争剥皮去壳之后，最终都可归结为“语言”这一核心和基本问题。换句话说，现代汉语诗歌最核心的本体问题仍然是语言问题。
本书的基本立足点便是语言。语言关乎存在，也是一种文体的根本。任何思想、见地、观念、哲学皆依赖语言这一重要载体而生成、表达与传达。与社会学、文化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等其他外部研究相比，直接面对基本元素—语言，可以更有效地探入现代汉诗的内脏，触及现代汉诗的灵魂、问题与要害。与古典汉诗所属语言体系范畴（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别）的不同决定了现代汉诗已经无法持续具备古典汉诗的诸多特质（可能也是局限）。一个字能够“盘活”一首诗（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悠然见南山”的“见”；“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等）的现象在现代汉诗中早已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汉语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具活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是“词”。本书把对现代汉诗语言研究集中到对“词”这一具体问题的探讨上。“词”在摆脱古代汉语的束缚、卸掉沉重的“脚镣”之后，重新回到自由状态。“词”介入 “神”与“物”，连接诗人与世界、贯通已知和未知、沟通有限和无限、化无形为有形，既具有超强的阐释效力，又因其自身的多变和不确定性使现代汉诗变得难解。现代汉诗的“超能”和“无能”，被褒扬或被诟病，皆源于此。
本书以此为立题依据，刻意悬置语境变迁、历史变革、文体革命、时代影响、意识形态牵绊、文化范式转换等诸多纠缠不清的外围因素，直接刺入现代汉诗语言内部，抽取“词语”的血清，从“词”的（功能）变化和“歧义性”特质生成的角度探讨现代汉诗为什么成为现在的样子，而不是其他的样子，并从“词”这“一斑”窥到现代汉诗语言特征的“全貌”。
第一，乔纳森·卡勒曾将文学研究方法分为两种，即诗歌学和解释学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以意义和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诗歌学）与寻求发现意义何在的方式（解释学）有着根本的区别。”[113]与流行的“向前的研究”范式不同，本书采用了卡勒所说的第一种研究方法——诗歌学模式，即“向后的研究”范式。“向前的研究”更愿意理所当然地以现代汉诗所是的样子为起点，对之进行或手术刀式，或望远镜式，或显微镜式的管窥、阐释、分析、批驳和辩白；本书则把现代汉诗所是的样子作为结论，即把流行研究的起点作为本研究的落脚点和终结点，采用回溯式的研究范式，从发生学维度，以“词”在现代汉诗中所具有全新功能和特质为考察对象，重点论述现代汉诗中的“词”何以变得歧义丰沛、晦涩朦胧、暧昧不明，以及对现代汉语言特质形成的影响，以实现对现代汉诗的本质化认识。
第二，把古典汉诗作为参照系，意在强调二者的差异性[114]而非优劣性，不存在价值判断，也没有厚古薄今或薄古厚今的任何倾向，只是陈述和分析存在差异性这一事实，因为两者分属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想象范式。这样才能保证在研究对象集中的同时，又具有历史连续性和迁延性，从而避免研究的偏颇、武断和研究对象的孤立。从“同”中看到“异”，可以更好地厘清“词”以及由此牵出的语言范式的不同，从而加深对现代汉诗语言特质的认识。
第三，把现代汉诗的语言研究缩小至“词”，在古今“物”（事境/现实）秩序的变化中，考察“词的歧义性”的内涵、特质、功能、生成原因、运作机制、表意策略、最终影响等，进而考察“词”（语言）与“物”（现实）的动态生成关系，在现代汉诗的话语关系中观照“词”。注重词/语言与物/现实的相互生成、相互发现、相互激发的双向互动，避免把词语作为单一研究对象的静止的、机械的纯粹语言学研究范式，也可以使现代汉诗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互动关系中被再次发掘和重新认识，对充分理解现代诗歌更为有益。
对于现代汉诗（新诗）的研究历史，朱寿桐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判断：“新诗历史的研究也常常从诗人们美学的、文化的乃至社会学的链接解析诗歌现象，即便是关于新诗诗性内容与表达形式的探讨，也往往还是对诗歌表现的思想情感和音律结构的解剖，与新诗自身的实存、质量和特性其实并没有多少关联。”[115]所以，研究“新诗为什么会这样”比研究“新诗应该怎样”，对揭开现代汉诗的语言之谜、消除文体偏见更有效，也更重要。
二 相关研究动态与述评
自“五四”以来，在现代汉诗研究方面，触及“语言”问题的研究不少，不管是对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某一流派或某一作家，还是从音乐、格律、节奏等形式维度，抑或是有关现代汉诗修辞的研究，都可以看作现代汉诗语言研究的变种。但并非所有研究都触及现代汉诗语言的本体问题，语言也并非全部是此类研究的最终落脚点。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linguistic turn）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符号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话语理论等新思潮和新理论竞相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现代汉诗语言本体研究得以升温。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汉诗研究总体呈现出“向内转”的趋势，研究者不再只关注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大问题”，而是自觉地进入现代汉诗内部，找寻细小的、具体的、与本体有关的研究生长点，现代汉诗语言便是切入本体研究的向度之一，很多期刊、杂志甚至开辟专栏对语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116]
现代汉诗语言研究主要包括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两类。静态研究是指把现代汉诗语言作为孤立、静止、单独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封闭式研究，纯粹语言学范畴研究或者针对某一具体文本、具体诗人的研究大多属于此类。动态研究则是把现代汉诗中需要关注的某一语言问题放到诗歌历史发展中或者诗人持续创作过程中，在动态、流动、开放的语境中进行观照和考察。
（一）现代汉诗语言某一问题的研究
此类研究多把现代汉诗语言全部或者某一类，比如口语（陈亮的《新诗“口语”问题研究》）、意象语言（刘芳的《诗歌意象语言研究》）、方言（颜同林的《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某一思潮流派（王维的《朦胧诗语言研究》、石兰的《非非主义诗歌语言研究》）作为整体，从发生学维度研究某一阶段现代汉诗语言的表现形态、美学特质、审美取向、文学价值等。可能是由于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所带来的诗学问题更尖锐、更显豁、更值得思考，尽管也有少数关于其他阶段诗歌语言的研究成果出现（冯佳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特征研究》等），学界还是把研究焦点集中在现代文学（1917～1949）阶段，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现代汉诗创作上，比如王晓生的《“1917～1923”新诗问题研究——语言之维》、赵彬的《挣脱文字梦魇后的舞蹈与歌唱—新诗的语言和形式》、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等。这类文章试图在文言/白话、欧化/古化等问题缠绕的缝隙中为白话文寻求美学或文学上的合法性。很多研究在关注的问题和切入的角度方面很相似，但其中也不乏创新。值得一提的是陈爱中的《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从时间观念的变迁和现代实证思维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新诗语言生成的深层原因，有一定的启发和新意。陈爱中认为：“现代时间及其价值观念不仅仅在现代新诗的诞生期是催生动力，而且它主宰了整个现代新诗的发展流程，现代新诗的诸多选择都暗合着现代时间及其价值观念的内在要求。应该说，它给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述带来了深远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117]也有一些学者没有人为地割裂现代汉诗发展的历史，而是更注重现代汉诗语言研究的连续性和延展性，张向东的《21世纪中国诗歌语言观念的演变》、陈亮的《新诗“口语”问题研究》都属于此类，前者梳理了百年新诗的语言节点（陈仲义语），后者从现代汉诗发生学维度考察了口语入诗的问题。刘富华的《中国新诗韵律与语言存在形态现状研究》则在分析新诗散文化倾向的基础上，用所谓“现代语言论诗学”重新厘定了诗歌的本质：“诗歌的本质不是言志或抒情，不是再现或表现，而是人类语言的音乐性（外在韵律）和隐喻性结构（内在韵律），是人的本然存在所寓居的语言显现方式。”[118]刘富华提出的观点不可谓不新，却是值得推敲和需要存疑的。他主要借助海德格尔关于诗、语言和思的论述，认为诗的本质是语言，这样的结论稍显偏狭和仓促，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诗歌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两个概念的差异性。
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之间的关系也是现代汉诗语言研究的重要视角。朱恒的《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从语言学维度探讨了二者的关系，并进一步认为：“白话文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去汉字化’运动，汉字的缺席导致文学的粗糙，重视现代汉语的‘汉字性’并从传统中吸取有益成分，才会促进现代汉诗的良性发展。”[119]“九叶诗派”老诗人郑敏的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从语言学、符号学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与新诗创作之间的关系，影响颇大。郑敏先生对新诗取得的成就并未完全认同，认为“新诗创作并不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语言艺术的成熟”，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切探讨和尝试都是必要的，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新诗正在悄悄地经历一场语言现代化的转变”。[120]
亦有学者对现代汉诗语言的借鉴路径（陈卫的《现代汉诗语言探索途径及反思》）、现有语汇（陈卫的《诗以言存：现代汉诗的语言魔方》）、单个诗人诗歌创作中的语言问题（董迎春的《语言的语言迷途——当代诗歌考察笔记之五》，沈奇的《我写〈天生丽质〉——兼谈新诗语言问题》）进行了研究。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主要是含混问题）、欧阳江河等诗人的诗歌语言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二）现代汉诗修辞的研究
受西方符号学、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启发和影响，现代汉诗的隐喻、张力、反讽等诸多修辞问题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比如陈仲义的《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耿占春的《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文臣的《张力诗学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姜超的《作为独特美感形态的“张力美感”》（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董迎春的《隐喻：不可遁隐的诗歌之门——论80年代诗歌话语的“隐喻”特征》（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2）等。其中陈仲义和耿占春的著作尤为重要，为现代汉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拓宽了研究领域。陈仲义的《现代诗：语言张力论》是国内第一部以张力为核心研究范畴的专著，他熔结构学、符号学、新批评研究方法为一炉，通过对语言张力这一核心问题的观照，着重厘析现代诗语的张力属性、特征、结构与通道，把握现代诗语张力的生成机制、两极动力以及修辞张力的最新变异。尽管对诗歌语言进行纯粹的、类似数学公式般的证明与分析显得过于封闭和机械，切断了语言与世界的某种联系，但是作者真正做到了深入语言内部，颇具见地，也颇见功力。
耿占春的著作《隐喻》堪称一部“奇书”，该书以现代诗歌语言为着眼点，把语言与神学、宗教学、心理学、哲学、神话融为一体，高屋建瓴又极具新意地诠释了作为存在之根本的语言，构建起诗、语言、思以及人的四维立体思考模式，再现了海德格尔式的玄妙神思，为现代汉诗语言和修辞研究带来很多有益启示。
（三）现代汉诗形式的研究
形式研究是中国新诗草创期备受关注的“显学”。自胡适以来关于“白话”诗问题的研究更集中在形式研究上，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想彻底实现白话文“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首先应该是形式上的革新和解放，“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21]。无论是胡适对新诗音节、押韵、节奏的认识，俞平伯所说的“可以利用主词、客词、谓词的位置的没有规约性，把句子造得很变化，很活泼”[122]，还是宗白华对新诗的概括“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境中的意境”[123]，都谈及了形式的问题。闻一多更是在“节的均称，字的均齐”[124]的基础上提出了“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美学标准。21世纪以来，关于现代汉诗形式研究做得最为细致的当属王雪松博士的《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与形态研究》，该论文通过对诗歌节奏的理论梳理、文本考察以及形态比较，探索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的原理，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诗歌节奏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并初步建立起中国现代诗歌节奏诗学研究的体系。
（四）语言学范畴研究
此类研究一般把现代汉诗中的语言作为语言学单一、静态的研究对象，按照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对诗歌语言做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方面的分析。《现代诗歌语言的语义偏离研究》（李茜）、《诗歌含义生成的语言学研究》（周瑞敏）等都属于此类。它其实是诗歌的语言研究，而非诗歌语言研究。诗歌中的语言不是沉睡在词典或书籍中的死语言，而是活的语言，把现代汉诗语言当作固化的研究对象，固然会带来诸多问题，然而就学科交叉和互相启发来说，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现代汉诗语言，也会给现代汉诗语言研究带来益处，尤其是在更注重本体和内部研究的当下。
纵观现代汉诗语言整体的研究状况，大致呈现出由草创期粗浅、静态向细致深入、动态方向转变的态势，现代汉诗的语言还有很多本体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虽然很多研究涉及现代汉诗语言问题，但是大都把语言看作整体，对“词”一词的使用也大都作为语言的代称，某种意义上与语言同义。将语言整体剥开、拆解、揉碎、提纯，深入语言细部、具体到语言元素的研究还有可供深入探讨的空间。有些学者在诗人个体研究、个别诗学问题的研究方面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目标，比如毛靖宇、蓝棣之在《先锋诗歌“词语的诗学”研究——以欧阳江河为个案》中论及了欧阳江河关于词语在使用过程中获得意义这一诗学理念，并探讨了这一理念及创作实践对先锋诗歌的启示意义。诸多诗人和学者（比如钟鸣的《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柏桦的《张枣》等）对张枣诗歌语言的分析也非常重要。另外，一行的《词的伦理》通过对典型诗人（欧阳江河、穆旦、蒋浩、鲁西西等）的文本分析以及个人创作经验的呈现，以“词语”为立足点，以“经验”为出发点，力图挖掘出词语所蕴含的“伦理—政治性经验”。然而，这些还不够，现代汉诗中“词”衍生出的问题仍有很多值得、应该且必须深入探讨。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张桃洲教授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该著作在巴赫金的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把现代汉诗（史）放到“对话和交往”中，探询其得以生成的语言和语境，并在“静态（经验与表达后形成的新诗本文）和动态（表达这一行为和过程本身）”的双重观照下，考察“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性的表达”[125]。并在2012年出版的《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中进行了文本批评上的实践。话语理论的介入对打破现代汉诗“本体”研究的封闭性定会有所裨益。总之，“从诗学的角度考察作为诗歌载体的现代汉语的内在机制，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前提”[126]。
三 研究路径、方法与主要内容
本书以现代汉诗语言中的“词”为立足点，以汉语诗歌话语范式的古今转换为研究起点，以现代汉诗的实存为研究落脚点，综合运用诗歌修辞学、语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文本细读、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在诗学观念阐述和诗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基础上，从纵向（史和变）与横向（具体诗歌文本）两个向度、宏观和微观双重维度，由现代汉诗的“词”入手，着重探讨了“词的歧义性”的内涵、特质、生成原因、运作机制、表意策略及本质影响，试图证明“词的歧义性”的存在最终决定了现代汉诗的实存和诗质这一判断。
第一，以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为参照系，辨析与“词的歧义性”可能产生混淆的中西诗学概念，厘清现代汉诗“词的歧义性”的基本诗学内涵、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特质及功能。
本书所论及的“词的歧义性”与西方文论的“含混”和古典汉诗生成的“歧义”都不同，主要指现代汉语诗歌中，“词”打破古典汉诗一以贯之的“心”“物”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并以主动、不可完全掌控的姿态介入其中。以“词”为切入点和起点面对世界言说时，可以牵扯出诸多他词/他物，并与之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生成多重意义和多种阐释的可能。“词的歧义性”由词向物敞开的“外部增生”所得，具有“偏离” “繁复”和“精确”的特质，具有让词语返回自身（返源）再敞开的功能，是现代汉语诗歌自身的重要依据和判断标准之一。
第二，从古典汉诗内部秩序的崩塌入手，探讨现代汉诗“词的歧义性”生成的内在原因。
农耕生活方式带来的独特时空体验促使古典汉诗稳定性的形成，意象的程式化、节奏的公式化、软的话语方式是“维稳”的最核心要素。语言在这种稳定性中渐趋模式化，从而在言说“物”（现实）时容易形成固定联想范式和“一一映射”的隐喻关系。“电灯”“钟表”以及“远方”的出现，意味着维持古典汉诗稳定性的原有时间秩序被打乱，稳定性也随之被打破。现代汉诗的话语方式、词的功能、特性以及面对“物”的阐释能力都发生了变化：意象的一次性美学追求、惊醒节奏以及硬质话语方式，无不彰显着现代汉诗渴望打破禁忌、冲破苑囿的努力，在这种突围中，词语重新获得自由。
第三，论述“词的歧义性”的生成机制。
词语摆脱了原有秩序的限制，重新获得自由之后，通过去“词具化”、恢复“词语表情”和词语“柔韧性”，将其主动性和自述性发挥到最大限度；古典汉诗中“神”与“物”相对明晰的对应关系因为“词”的高调介入而变得复杂难缠，“词”不再是能够准确命名“物”的“超人”，绝对权威性和命名效力丧失，它只是进入现实世界的最小入口，提供一种阐释和敞开的可能，一切言说只能在相对论的范畴中展开；恢复活力和自述性的词在去蔽、返源之后成为“活的隐喻”，并通过加大词与物原有裂隙的方式，将“旧词”改写为“新词”，让词语的隐喻能力复活。这样的“词”无法再清晰自明，反而愈加暧昧不明。
第四，探讨“词的歧义性”的表意策略。
首先以“月亮”为研究个案，系统分析和论述古典汉诗和现代汉诗中想象范式的不同。古典汉诗重在“移植”，通过月亮由客观轴线向主观轴线的移植，由物体系向人体系的移植，由独立自在之物向人内心移植三个步骤，完成了月的初级想象。现代汉诗重在关系的引出，月亮不再是想象的中心，而是诸多可供想象之物中的一个。然后由个别到一般，整体考察古典汉诗和现代汉诗想象范式的不同，进而论述现代汉诗中的词语是如何通过变形、分裂、合成与悖逆四种主要表意策略，将歧义性这一特质发挥到极致的。
结语论及“词的歧义性”的意义与不足及对现代汉诗的影响。一方面，“词的歧义性”对现代汉诗文体的生成、词语的表现力以及意义空间的扩展有诸多益处；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词语的理解和驾驭难度，词语的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导致在言说“物”时理解向度的多元化，进而增大阐释和认知难度。这恰好是现代汉诗被夸赞和被喜爱或是被诟病和被否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127]当有生命的“词”与有生命的“物”在现代汉语诗歌的世界里邂逅，便完成了一场以“词”为开端的旅行——
到来，到来。
一个词到来，到来
穿过夜晚而来，
想要发光，想要发光[128]
（保罗·策兰：《紧缩》）
[1]韩少功：《语言的表情与命运》，《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2011，第316页。
[2]〔法〕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词语的记忆——我如何阅读保罗·策兰》，刘楠祺译，http：//www.poemlife.com/libshow-3354.htm，2015年5月10日。
[3]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的诗句：“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第4977页）。
[4]中国古典汉诗以春天为题材的诗歌多为表达“怨”“恨”等情感，春怨、闺怨、宫怨诗都是如此，“伤春”一说也由此产生。杜甫、孟郊、韩偓都写过题为《伤春》的诗歌（钱锺书《管锥编》一，三联书店，2008，第130～133页）。
[5]李白《春思》中的诗句：“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99，第350页]。
[6]《春望》为至德二载三月，陷贼营时所作，三月者，指季春三月[（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99，第320页]。
[7]（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99，第320页。
[8]（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28页。
[9]司马光：《温公诗话》，左圭编《左氏百川学海》第二十三册，庚集四，1927，武进陶氏涉园影宋咸淳本，第5页。
[10]赵野：《春望》，《西部》2013年第9期。
[11]赵野说：“我在诗歌写作上，就是想深入一种传统”（徐建雨：《诗人赵野：以东方传统为当代艺术确立地域价值》，《证券日报》2012年5月19日）。
[12]当代诗人柏桦曾作诗歌《望气的人》。“气”原属哲学范畴，指构成万物和宇宙的始基物质，是宇宙的根源，也是艺术和美的根源。后来进入美学范畴，被引入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成为用以说明艺术生命的活动或艺术家的审美气质，或概括艺术家审美风格和审美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术语。关于“气”的具体内涵可参见乐黛云等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第382～383页），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55页）。本书所说的“气”在内涵上更贴近哲学本源中的“气”，与“精”意思相近，指古代汉诗的精髓和灵魂，内在精华。
[13]李煜有词《望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里的“万古愁”与“多少恨”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开篇便将愁情和恨意拎出来，并写尽和写满。
[14]李白诗歌《将进酒》中有“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诗句。当代诗人张枣认为，万古愁是汉语诗的一个出发点，一个非常高级的出发点，诗歌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付万古愁。在张枣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万古愁”，较为典型的有《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中“我天天梦见万古愁”等（张枣：《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224页）。臧棣也部分地认同张枣的看法：“从万古愁身上，我们应该能梳理出汉语诗的最独特的线索。能不能这样设想，我们的诗学是有可能重新被万古愁激活的……万古愁，是汉语诗的永远的背景”（臧棣：《可能的诗学：得意于万古愁——谈〈万古愁丛书〉的诗歌动机》，《名作欣赏》2011年第15期）。
[15]王小妮：《诗是现实中的意外》，《诗刊》2011年第12期。
[16]张枣认为：“古典汉语的古意性是有待发明的，而不是被移植的。也就是说传统在未来，而不在过去，其核心应该是诗意的发明”（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16页）。
[17]徐建雨：《诗人赵野：以东方传统为当代艺术确立地域价值》，《证券日报》2012年5月19日。
[18]陈超：《正典与独立的诠释——论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156～157页。
[19]钱锺书先生在论及《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时，对古典汉诗的“伤春”主题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考辨。《传》：“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苟从毛、郑之解，则吾国咏“伤春”词章者，莫古于斯。钱锺书先生还列举了一些较为著名的伤春名篇，比如曹植的《美女篇》、唐代王昌龄的《闺怨》《春怨》，唐代张仲素的《春闺思》作为佐证。也就是说，从源头上说，“伤春”最初为女性所有（感）。然而，在谈到《牡丹亭》时，钱先生借书中人物“腐儒”陈再良之口对“只为女子所有（感）”提出了质疑：“抑读此章而谨遵毛公、郑君之《传》、《笺》，以为伤春乃女子之事，而身为男子，只该悲秋欤？”遂伤春只是物感而情生，并无性别之分，将之命名为“淫词”或刻意“去情欲化”皆不可取（钱锺书《管锥编》一，三联书店，2008，第130～133页）。
[20]陈世骧先生认为，所有的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这一点从文学创作或批评理论都能找到证明。“抒情传统始于《诗经》，因为它弥漫着个人弦音，含有人类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它和抒情诗的要义各方面都很吻合。”进而陈先生认为，“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由做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的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型”（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陈世骧文存》，杨铭涂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6页）。
[21]古代汉诗也有“以诗论诗”，但更多是针对诗歌的具体内容、形式、艺术风格而言，如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现代汉诗的元诗却更为复杂。张枣这样界定“元诗歌”：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关键特征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也就是在诗歌的程序中让语言的物质实体获得具体的空间感并将其本身作为富于诗意的质量来确立。如此，在诗歌方法论上就势必出现一种新的自我所指和抒情客观性。对写作本身的觉悟，会导向将抒情动作本身当作主题，而这就会最直接展示诗的诗意性。这就使得诗歌变成了一种“元诗歌”（metapoetry），或者说“诗歌的形而上学”，即：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的过程可以读作是显露写作者姿态，他的写作焦虑和他的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过程。因而元诗常常首先追问如何能发明一种言说，并用它来打破萦绕人类的宇宙沉寂（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74页）。姜涛对张枣的此番论述做了进一步探讨和延伸：“元诗”不仅作为一种诗歌类型（以诗论诗），更是作为一种意识，广泛地渗透于当代诗歌的感受力中。在这种意识驱动下，诗人们挣脱了“真实性”的规约，普遍相信人类的记忆、经验、思辨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语言行为，现实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关系（姜涛：《一首诗又究竟在哪——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43页）。
[22]范云晶：《词语的多副面孔或表意的焦虑——以孙文波诗集〈新山水诗〉为例》，《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3]关于“新词”的问题，本书的第三章第三节还会进行详细论述。
[24]穆旦：《春》，《穆旦诗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74页。
[25]多多：《春之舞》，《多多四十年诗选》，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第133～134页。
[26]欧阳江河：《春天》，《透过词语的玻璃》，改革出版社，1997，第100页。
[27]于坚：《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7，第6页。
[28]翟永明：《在春天想念传统》，《最委婉的词》，东方出版社，2008，第108页。
[29]赵野：《春天》，《逝者如斯》，作家出版社，2003，第60页。
[30]范云晶：《词语的多副面孔或表意的焦虑——以孙文波诗集〈新山水诗〉为例》，《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1]范云晶：《词语的多副面孔或表意的焦虑——以孙文波诗集〈新山水诗〉为例》，《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2]这里所说的“直线对称关系”是指古典汉诗中“词”与“物”的联想模式相对固定和稳定，从而在想象方式上容易生成“一一映射”关系，即A词语约等于（甚至等于）B物（情感），较为典型的有月亮与思乡、春天与幽怨、秋天与悲伤的对应。这一问题还会在第二章第二节进行详细论述。
[33]本书讨论的重点在于古典汉诗和现代汉诗的差异性，但不否认现代汉诗对古典汉诗某些方面的承继性、相似性甚至一致性。
[3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429～430页。
[3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430页。
[36]学者张隆溪在《道与逻各斯》一书中，引用《说文解字》中“词”乃“意内而言外”的释义来证明在“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时代，作为非拼音文字的汉语，同样存在对文字（“书”）的贬低问题，即书面文字是第二性的能指；它们比言说更加远离心灵中内在发生的事情；它们构造出一个空洞、僵死的外壳，那里面却没有活生生的声音（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冯川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42页）。关于“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的论述与批判，可参见〔法〕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一书。
[37]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30页。本书所说的词的基本内涵只限于此，即语言学范畴内的“词”，与作为文学体裁的“词”（比如宋词）和西方文论中的（语词）（逻各斯）无关。
[38]按照语义学的解释，系统意义（sense）相当于概念意义，即与语境无关，是语言系统中内部固定的意义（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第65页）。
[39]按照语义学的解释，外指意义（reference），即表明词语跟语言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意义（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第67页）。
[40]〔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29页。
[41]〔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三联书店，1996，第23页。
[42]〔英〕哈德：《牛津英语词源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第544页。
[43]骆一禾：《世界的血》，张玞：《骆一禾诗全编》，三联书店，1997，第611页。
[44]欧阳江河：《透过词语的玻璃》，改革出版社，1997，第91页。
[45]〔法〕阿兰·博斯凯：《首篇诗》，〔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三联书店，1996，第37页。
[46]一般认为希伯来—基督教文学和古希腊—罗马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1页）。
[47]这句话的英语原文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译者通常把“word”（希腊语“logos”之意）译为“道”。中国古代哲学名作《老子》中，道与希腊词“逻各斯”一样，都包含两层含义：思想（理性）和言说（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冯川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37～38页）。布罗斯基直接把“太初有言（道）”直译为“起初依然是词语”更能说明问题（〔美〕约瑟夫·布罗斯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第265页）。
[48]从词语构成看，词，从司从言，传曰：“司”，主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429页]。
[49]“世界”一词为佛教用语，指宇宙。世指时间，界为空间（参见《辞源》上，商务印书馆，2009，第86页）。西方哲学家奥斯汀、福柯、维特根斯坦等都从哲学层面对“世界”加以阐释。本书所说的世界只包含世界的基本意义，不包含烦琐复杂的哲学衍生意义。
[50]关于“L”的多义，具体可参见《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第1177页）。
[51]〔墨〕奥克塔维奥·帕斯：《批评的激情》，赵振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237页。
[52]〔墨〕奥克塔维奥·帕斯：《批评的激情》，赵振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237～238页。
[53]〔墨〕奥克塔维奥·帕斯：《批评的激情》，赵振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238页。
[54]〔美〕卡特琳娜·克拉克、〔美〕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290页。
[55]陈超：《正典与独立的诠释——论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157页。
[56]梅洛-庞蒂这样解释“语义厚度”和“含义土壤”：只有这些语词通过它们的一种指示能力（这一能力超越它们定义或者它们已经获得的含义，而又沉淀于这些定义或含义之中），通过它们完整地引向我们的生命，通过蓬热愉快地称为的它们的“语义厚度”和萨特所说的它们的“含义土壤”，把我们引导到一种新含义中，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法〕莫里斯·梅洛-庞蒂：《世界的散文》，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98页）。
[57]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第143页。
[58]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第143页。
[59]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第143页。
[60]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1页。
[61]〔墨〕奥克塔维奥·帕斯：《天涯共此时》，《批评的激情》，赵振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244页。
[62]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第3页。
[63]这里所说的“实存”，强调现实世界未经虚构和想象的客观存在。
[64]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第15页。
[65]奥斯汀认为，世界既意指一个由实际存在或实际发生的东西所构成的现实世界，又意指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的语言所谈及的、由可能的事物或事态等构成的“可能世界”（他在1935年的“如何谈论”中所构想的So中的世界就典型的是一个想象的或可能的世界，尽管他本人从未用“可能世界”这个词）（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第43页）。
[66]敬文东：《守夜人呓语》，新星出版社，2013，第374页。
[67]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第17页。
[68]这里的人称代词“我”“你”“他”并不是单纯指人，而是用来强调我和他（你）并非同一个体，意在说明词与物（人）在范畴和属性上存在本质的不同。
[69]〔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5页。
[70]（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王云五编《戴东原集》二，商务印书馆，1934，第30页。
[71]海德格尔认为，“语言说”有三个特点，即其是一种表达，一种活动，一种对现实和非现实东西的表象和再现（〔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4～5页）。
[72]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前言第2页。
[73]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前言第3页。
[74]语义学指狭义的语义学，即逻辑语义学，它研究句子和词语本身的意义（何自然：《语用学概论》，转引自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前言第5页）。
[75]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87页。
[76]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75页。
[77]敬文东认为，事境是包围着我们全部生活事件的总和，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场域。它对各种型号的人都充满了诱惑。我们一出生就既被事境包围，又主动加入事境之中，并构造出某种对我们来说十分有效而且有着明确目的的事境（敬文东：《守夜人呓语》，新星出版社，2013，第123页）。
[78]“妻子”的词典释义。
[79]〔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73页。
[80]〔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47页。
[81]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页。
[82]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第3页，第9页。
[83]〔美〕约瑟夫·布罗斯基：《诗人与散文》，《小于一》，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第157页。
[84]〔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67～168页。
[85]〔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215页。
[86]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50页。
[87]“世界是一棵树/树上吊死了黄昏”。柏桦：《给一个有病的小男孩》，《往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3页。
[88]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0页。
[89]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6页。
[90]姜涛：《一首诗又究竟在哪——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55页。
[91]卞之琳：《墙头草》，《三秋草》，华夏出版社，2011，第44页。
[92]洛夫：《烟之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第43页。
[93]卞之琳：《记录》，《三秋草》，华夏出版社，2011，第3页。
[94]张枣：《何人斯》，《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47页。
[95]张枣：《猫的终结》，《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212页。
[96]张枣：《那天清晨》，《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195页。
[97]钟鸣、曹梦琰等：《蜀山夜雨》上，《名作欣赏》2015年第7期。
[98]〔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50～51页。
[99]闻一多认为日本学者小畑熏良翻译的李白诗集也存在谬误（闻一多：《英译李太白诗》，《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20～127页）。
[100]石民编《诗经 楚辞 古诗 唐诗选》，香港中流出版社，1982，第88页。
[101]石民编《诗经 楚辞 古诗 唐诗选》，香港中流出版社，1982，第96页。
[102]“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有着浓厚的文化和哲学特质。《道德经》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1985，第41页]。
[103]Ezra Pound，cathay，london：Elkin Mathews，1915，p.12.
[104]吴晓东：《期待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诗学》，《诗探索》1996年第1期。
[105]陈超：《诗艺清话》，《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367页。
[106]陈仲义：《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第18页。
[107]敬文东认为，我们将诗歌中的叙事性引出的分析性作为汉语诗歌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很有可能是成立的（敬文东：《守夜人呓语》，新星出版社，2013，第144～145页）。臧棣认为：“古典诗歌以体验事物为表达的核心的；而现代诗歌则是以认知事物为表达的核心的”（臧棣：《“诗意”的文学政治——论“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踪迹和限度》，《新诗评论》2007年第1辑）。
[108]（宋）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梅尧臣编年集校注》中，朱东润校注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36页。
[109]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5页。
[110]张桃洲：《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04页。
[111]〔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2007，第13页。
[112]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281页。
[113]〔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64～65页。
[114]探讨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否定承继性和一致性，当代学者对这一问题有诸多讨论，比如颜炼军《重新编码的传统和当代诗意景观——试论新时期汉语新诗古典意识的嬗变》，《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西渡：《我的新诗传统观》，《灵魂的未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102页。
[115]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序言。
[116]例如《诗探索》在1995年第2期刊载了6篇包括关于老诗人郑敏在内的，关于现代汉诗语言研究的文章，并表达了语言对现代汉诗的重要意义这一共识。此外，该刊还刊载过贺奕、陈旭光、赵毅衡等人探讨现代汉诗语言问题的文章。
[117]陈爱中：《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第48页。
[118]刘富华：《中国新诗韵律与语言存在形态现状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第1页。
[119]朱恒：《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20]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21]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34页。
[122]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5，第28页。
[123]宗白华：《新诗略谈》，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5，第29页。
[124]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第141页。
[125]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导论第12页。
[126]吴晓东：《期待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诗学》，《诗探索》1996年第1期。
[127]韩少功：《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2011，第310页。
[128]《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