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研究现状

产业集群的概念类似于“产业综合体”“区域产业集群”“价值链产业集群”“新产业区”“产业联盟”等，其目的都是通过群体内的相关企业资源优势的整合，理顺集群内企业间的关系、优化产业链条结构，形成集群规模和技术联盟，从而实现集群的规模效应、降低企业成本和风险，最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创新网络的联系尤为密切，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和其他实体机构扮演了网络节点角色，节点之间通过并行或串联的方式形成了复杂的网络系统，创新网络内生于该网络系统，又高于该网络系统，能够将外部信息知识通过创新网络系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产业集群网络系统之中。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从而实现深度合作，提高创新效率。协同创新是技术创新模式从封闭转向开放的必然结果。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视角集中于协同创新的内涵、动因、影响因素以及协同创新绩效等方面。

一 创新网络与协同创新的相关概念

纵观技术创新研究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研究从最初的单个企业独立创新逐步延伸到开放式创新、网络式创新、集群式创新、系统性创新和协同创新。协同创新理论是在开放式创新、网络式创新、集群式创新、系统性创新等一系列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主要任务，结合设计和商业的创新，最终目标是产品创新，创新过程中需要创新主体、创新投入要素、创新内外环境的协同。然而，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协同创新的具体内涵尚存在争议。

（一）创新网络的概念及基本结构

创新网络研究最早出现在国外，1912年由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自20世纪初该创新概念和理论提出以来，技术创新经历了开发性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三个阶段。弗里曼（Freeman，1991）最早提出创新网络的概念，他认为创新网络的构建是集群内的创新主体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应对系统性创新的一种选择。集群内各行为主体之间通过正式、非正式的关系，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创新网络，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行为形成网络构架的主要联结机制。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效应得益于集群内部企业间的显性和隐性学习机制，借助集群非正式网络得到的隐性知识对集群创新尤为重要；知识溢出促进了集群经济的增长和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可以提高集群创新产出和生产效率。罗纳德·罗斯韦尔（Ronald Rothwell，1994）对产业创新模式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从1950年代到现在技术创新模式经历了五代，分别是技术推动模式（1960年代之前）、市场带动模式（1960～1970年代）、结合技术与市场作用的“交互作用”模式（1970～1980年代）、集成（一体化）的创新过程模式（1980年至1990年代初）、系统集成与网络化模式（199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模式由点到线到面再到网络空间，企业创新的合作与协同程度越来越高，网络内成员相对于外部成员拥有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专业化分工的高效、灵活性和企业间经常性地知识交流与学习被认为是网络化创新的主要优势（Jarillo，1988）。创新参与者之间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在一起形成不同的网络，能够有效促进集群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产业集群创新主要通过组织间的互动实现知识的产生、传递和积累，这种新的创新模式可以称为网络式创新（Steiul and Schiel，2002）。

王缉慈（1999，2001）的研究贡献在于对创新网络的基本构成及作用进行了分析，她认为集群创新网络是“有组织的市场”，集群成功的关键是集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在发展中形成的合作网络，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新知识、技术和有价值的思想、信息在网络中顺畅地流动、扩散、创新与增值。吴贵生和李纪珍（2000）认为创新网络是制造企业、R & D机构和创新导向服务提供者等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形成的网络共同体，集群整合了各创新主体的优势共同参与创新技术开发并促成新技术的扩散，参与新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通过交流协作在科学、技术、市场之间建立直接和间接及互利互惠关系。刘友金（2004）认为传统产业集群具有核心网络系统、辅助网络系统和外围支撑网络系统三个层次的网络系统结构，以中小企业为核心的集群创新网络比一般网络形式控制成本更低，持续时间更长，战略联盟更为持久。区域企业集群的各主体间具有地理接近性、社会接近性和行业接近性特征，容易达成合作，形成集群创新网络，在创新过程中呈现融合促进、互动创新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出创新研究范式的转换。协同创新的涌现，是集群自组织活动的结果，应看成接近性耦合与网络互动共同作用形成的新稳态（徐占忱、何明升，2005）。

（二）协同及协同创新概念的提出

哈肯（Hermann Haken）1971年提出协同的概念，1973年在《社会协同学》中给出了协同学的定义，认为协同学是研究由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子系统间通过非线性作用产生协同现象和协同效应，使系统形成有一定功能的空间、时间或时空的自组织结构。1976年，他又系统地论述了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指复杂大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协调行为产生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联合作用；创新活动涉及技术、知识、组织、市场、战略和文化等多种要素，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二者有着本质联系。协同创新将二者融合，强调通过不同企业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非线性互动过程，产生单个企业创新要素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创新效应。之后，协同思想被广泛应用于新产品开发、制造和销售的资源共享以及协作运营等领域。

1980年代后，协同思想被应用于创新系统理论，许多学者以国家创新系统以及产学研合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或中介机构等不同的合作对象之间的协同创新问题。后来，学者Corning（1998）将协同定义为系统（社会或自然系统）中多个子系统要素之间产生的整体效应。200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葛洛（Peter Gloor）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首次提出协同创新，认为协同创新就是自我激励人员或组织在共同目标的引领下组成协作网络，并借助网络平台分享创新思维、信息及研究进展，通过合作和协同来完成创新任务。Veronica和Thomas（2007）从整合和互动两个维度研究协同创新体系，认为协同创新是一个“沟通—协调—合作—协同”的过程，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够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协同，推动企业的全面创新管理以及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三）不同视角的协同创新概念

1992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实施了“产学研协同开发工程”，开启了国内关于协同创新的相关研究。彭纪生（2000）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探讨了技术协同创新的概念，界定了技术协同创新的内涵和框架，分析了协同创新的特征及创新系统中各要素交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并从数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论证。胡恩华和刘洪（2007）、张方（2011）认为，所谓协同创新是指集群创新企业与集群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各创新主体间既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又合作协同、共同受益，从而产生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整体创新效应的过程。陈劲（2012）认为协同创新是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主要表现为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但如果缺乏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指导与计划，协同创新各主体容易产生零和博弈。解学梅（2013）认为协同创新是企业通过创新要素的耦合以及复杂的非线性作用，产生单独要素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何俗非等（2013）、姚艳红等（2013）、白俊红等（2015）认为协同创新是集群内各创新主体，基于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对各主体拥有的优势创新资源的共享，实现各方优势互补，产生各创新主体无法实现的整体创新效应的过程，加快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陈芳和眭纪刚（2015）认为协同创新是以企业、高校与研究机构、地方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用户等某一创新主体为主导，其他创新主体为辅的，主要要素一体化深度协作互动的价值创造和能力提升过程，是产业体系内的创新主体内在演化动力与外部环境相互交织与影响的复杂过程，而且随着产业发展，其协同创新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经历孕育、萌芽和成长三个阶段。杨林和柳洲（2015）认为，系统科学（主要是协同学）、创新网络、创新系统、集群创新、产学研结合、开放式创新、三螺旋理论等是协同创新的重要理论基础，随着开放式创新逐渐成为企业创新开发的新范式，协同创新也必然成为主流的技术创新模式。严炜炜（2016）从生态学、物理学和经济管理视角，进行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多学科理论含义揭示和探讨，为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实践活动的开展寻找理论支撑。

（四）协同创新内涵的特征

从上述文献梳理过程中可以看出，协同创新系统是一个包括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其他中介机构在内的跨边界的技术、信息、组织、知识、管理等多要素在内的复杂的非线性开放系统，各跨界要素之间通过耦合、交互、协同作用，发挥创新系统的协同效应，产生“1+1＞2”的效果。尽管学者对协同创新的理解角度不同，有的侧重企业内部，有的侧重产业链，有的侧重产业集群，但其内涵至少包含以下4个核心特征：创新资源的互补性、创新过程的高效性、创新成果的共享性及创新活动的可持续性。在协同创新系统形成过程中各参与主体投入自身的优势资源，并通过交互协作与耦合，使系统拥有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异质性互补资源，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整个创新系统的创新效率。各创新主体对最终创新成果的利益诉求的差异，为协同创新成果的共享提供了可能，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得到政府和社会资金的支持，获得理论上的突破和知识的积累；企业获得实用性的先进技术，并通过产业化转换形成最终的经济利益；中介机构及金融机构等也从专项服务的提供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各创新主体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同时，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形成的良好协作关系，为各创新主体间持续的创新协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推动了协同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

二 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动因

参与协同创新的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完全相同，导致其参与协同创新的动因各异，主要的动因有：获取外部资源和知识共享、实现成本分摊和风险共担、对创新剩余的追求等。

（一）获取外部资源和知识共享

Paul R.Krugman（1991）、R.Baptista（2000）、Fosfuri 和Ronde（2004）、Iammarino 和McCann（2006）等认为集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其他主体的互补性资源的协助，在信任机制的推动下各创新主体间展开稳定、频繁的互动与合作，各参与者共享知识的意愿和可能性越强，创新成果的获取、技术扩散和传播的效率越高（S.E.Ibrahim et al.，2009）。如果企业之间不进行合作创新，就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让其他企业共享自身的科技信息资源，信息共享很难发生。当集群中的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时，随着集群中创新环境的改善和集群规模的扩大，企业愿意提供更多的信息进行共享（陈云等，2004）。

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认为，产业集群中的独特环境与“植根性的”社会网络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社会网络可能超越企业和产业的边界促进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Granovetter，1992）。产业集群通过构建紧密互惠合作的网络关系，共享内外部资源、共同研发新产品或新技术、降低研发成本与风险（Joseph and Rugman，1993）。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企业、大学之间知识和能力的异质性所带来的互补效应（游文明，2004），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目的之一是弥补自身资源不足的缺陷、获取互补性资源，即资源的互补性是企业进行跨界协同创新的核心原动力。通过协同创新，企业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提高企业生产技能与知识创新能力，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还能在协同过程中及时调整企业的管理措施，以提高企业响应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O.Vuola，A.P.Hameri，2006）。获取互补性研究成果、进入新技术领域、开发新产品、接近大学的重要人员、提高学术研究能力是企业参与产学协同创新的主要动机（S.Lee，2010），企业借助不同合作伙伴的外部资源，可以获得技术、设备、专业知识、资本、商业网络和知识产权等资源，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M.Schwartz et al.，2012）。陈劲等（2013）认为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不同类型创新主体间的交流、合作与协同，集群中不同类型创新主体的跨组织协同合作，加快了创新知识的扩散和溢出，有效调动了集群网络中中小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使其与集群中核心企业的联系更为紧密和稳定，提高了集群新知识、新技术的综合集成能力，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

（二）实现成本分摊和风险共担

Mowery（1998）指出企业合作的动机主要有获得技术创新活动的规模效益、降低研发成本。创新网络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优势比集群内企业分工协作带来的成本优势更持久，在创新网络中企业容易获得共享资源以及能力互补优势、知识溢出效应、集体学习机制、创新的累积效应、更低的创新风险和成本，从而使企业集群富有创新活力（蔡宁等，2004）。当企业独立进行技术研发的成本过高或创新成果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加剧时，协同创新因与合作伙伴协作能够分担创新成本，降低创新风险，从而成为企业创新战略的重要选择（A.Escribano et al.，2009）。协同创新不仅可以帮助初创期企业获得开展创新活动所必需的互补性资产，还能够分摊创新成本和共担可能面临的创新风险，进而提高创新活动的效率（H.Okamuro et al.，2011）。A.Lopéz（2008）认为企业在与其他组织或机构协作创新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利用其他主体的优势技术和信息资源，提高自身的市场适应力，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达到成本分摊和风险共担的目的。技术创新的协同能够借助外部资源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有利于成本领先战略的落地实施（李卫红，2014）。

总而言之，协同创新能够通过优势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其创新效率，同时分散各企业的创新风险，降低其创新成本。

（三）追求知识溢出效应及协同剩余

Paul R.Krugman（1991）认为集群网络中存在知识溢出效应，集群中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性，相互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更具优势，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流程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溢出效应可使集群企业最大限度地获取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多元化知识，从而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和效益，并在集群中形成强大的正反馈效应，提升集群整体的创新水平。协同创新可以看作是企业之间溢出效应的权衡，企业能够在合作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同时也能够从协同网络的合作伙伴和非合作伙伴中获取溢出的知识和技术，并在知识传递、分享和集成等多维互动过程中，加速企业的技术创新，获取更多的创新利润（R.Gulati，1999）。创新集群通过企业间知识的有效集成激发集群的创新潜能，提高企业创新绩效（陈剑锋等，2001）。集群的非正式网络是知识扩散的一个重要渠道，从业者可以从非正式网络中获得有价值的技术和信息。在集群网络中，不同企业的科研人员会跨组织边界相互提供知识，甚至可能交换企业专有技术，虽然公开这些关键信息会对企业不利。他们互相交流意见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希望会在未来受益（S.Michael Dahleta et al.，2004）。

Baptista和Swann（1998）的研究认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比外部独立企业更具有创新性，并从新技术扩散速度的角度，实证研究了集群内的企业比集群外的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具有明显的创新优势。个人联系、企业网络及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知识溢出，成为产业集群创新的内在原因，集群内部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优势，通过集群知识溢出和集群学习，可以促进集群内部的知识转移、共享、产生和扩散，进而提高集群企业的创新效率，加快企业的成长速度。协同创新各参与主体通过交流与合作，加快了企业知识的积累与更新步伐，进而完成新技术和组织创新（Y.Caloghirou et al.，2003）。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协作，不仅能够加速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术成果产出，增加技术专利拥有量，而且能加速企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速度，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O.Vuola et al.，2006；H.Yli-Renko et al.，2011）。知识传递和知识学习在网络式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集群网络创新的效率取决于知识整合能力，集群网络化创新能提高创新绩效（魏江等，2003；魏江等，2007）。协同创新是推动企业研发和提升创新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M.Fiaz，2013），有利于“新资源”的形成，产生知识溢出，并带来“合作剩余”（L.Fu et al.，2013），通过保持高知识流动和保护内部知识外溢之间的平衡，达成协同创新的目标（T.Schmidt，2005）。对收益回报的追求是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主要诱导因素之一（石明虹等，2013），集群的网络式学习结构是创新绩效提高的重要原因（Jinho Choi et al.，2013）。

三 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

围绕与创新主体相关的核心要素和支撑要素，学者们从地理区位、信任与沟通、内外环境及影响机制等层面分析影响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的主要因素。

（一）创新主体的地理区位

地理区位主要包括合作伙伴所处的地理方位、合作伙伴之间的物理距离以及合作伙伴花费的行程时间。Powell（1996）认为地理上的接近是企业与合作伙伴进行经验交流和知识扩散（尤其是隐性知识）的催化剂，合作伙伴之间地理上的接近有利于集群创新；空间距离上的接近可以减少各创新主体间合作成本的投入，特别是节省旅行和沟通交流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L.Fu et al.，2013）。Schwartz等（2012）指出创新合作者之间的空间接近有助于提高创新效率，有利于促成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然而，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地理的接近性容易导致合作创新者之间因竞争而产生冲突，不利于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维持，要实现创新主体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必须更多地保持与外部环境的互动（Fritsch et al.，2004）。另外，在网络经济背景下，距离的远近并不是协同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同一区域内的社会和认知的趋同才是协同创新的关键所在，而社会和认知的趋同需要各参与主体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Boschma，2005）。

（二）创新主体间的信任和沟通

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信任极为重要，成功的协同关系基于互信、互惠和无等级层次的组织结构（M.Fritsch，G.Franke，2004），Fawcett和Waller（2012）在研究供应链上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关系时指出，信任是协同创新得以形成的基础，没有信任作为基础，协同创新就难以建立和维持。然而，信任关系需要合作主体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形成和维持。合作时间长短不同，合作密切程度不同，信任关系的发展程度也会有所差异。合作初期的信任，可以让合作主体通过契约、协议相互了解，进而追求共同目标（L.Fu et al.，2013）；而更高层次的信任对各参与主体之间合作协议的顺利执行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E.M.Mora-Valentin et al.，2004）。Drejer等（2005）认为企业与其他组织间的协作需要有效的协调机制，协同双方的信任、承诺和互利机制也会影响企业的协作过程，机制的缺失将造成协作的失败。在企业协同创新过程中，合作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会受到合作经验、沟通频率、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等内部因素与市场环境、信用体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沟通频率是影响企业协同创新进程的重要因素，频繁、有效的沟通能够强化各创新主体的合作关系；随着双方信任程度的增加，合作企业的创新效率也将提高（O.Vuola et al.，2006）。

总体上看，协同创新是一个“沟通—协调—合作—协同”的过程（S.X.Zeng et al.，2010）。良好的沟通和激励机制有利于企业之间技术知识的相互模仿学习、消化与吸收，能够提高技术溢出效应，加快企业新产品开发的速度。由此可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建立深层次的信任与沟通关系是实现技术创新成果高效扩散、转移以及达成协同创新目标的关键途径（S.Lee et al.，2010）。

（三）协同创新的内外环境

Malerba和Orsenigo（1996）指出协同创新氛围对企业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协同创新的开展需要企业自身具备良好的创新氛围和创新要素基础，而创新文化氛围和激励制度的缺失将阻碍企业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董晓宏等（2007）认为在多主体协同创新机制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各创新主体需要建立内部支持性环境。内部环境具体包括企业家精神、发展战略、组织结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以及企业文化等。协同创新主体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主动改变不利的内部环境，具体可以借助SWOT分析等战略分析工具，明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以便抓住机遇，避开威胁。环境是影响企业协同行为的重要因素（Martínez-Román et al.，2011），良好的集群外部环境是组织进行协同创新必要的外部条件，能够促进企业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胡恩华等，2007）。

解学梅、曾赛星（2013）认为集群外环境是由地理区位环境、法制政策环境、社会人文环境、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共同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创新主体与集群外环境之间的协同创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在复杂自适应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创新结果。政府的扶持性政策有利于推动企业的协同创新，政治稳定和政府的扶持会影响企业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Thorgre et al.，2009；Fiaz，2013）；政府应合理界定自身在产业集群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从财税激励、政府釆购、共享机制、融资支持、中介机构等方面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有效支持，以扫清协同创新障碍（张艳清，2011）。S.X.Zeng等（2010）认为各级政府在企业协同创新中发挥间接作用，对协同创新的影响相比其他创新主体要小。但V.Hanna等（2002）的研究认为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推进企业间协同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 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

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研究主要从创新主体的横向协同、纵向协同及自组织协同等方面展开。陈光（2005）的研究认为，横向协同创新主要是指同一大类产业中细分产业主体间的协同，各创新主体间具有竞合关系；纵向协同创新主要是指同一条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上的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各创新主体间以合作关系为主，按照产业链上的分工展开；自组织协同则是从生态系统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演进机制，了解其演进的动态过程。

（一）创新主体间的横向协同创新机制

机制是复杂系统中各要素间产生的内在规定性和控制方式，曹静等（2009）认为协同机制包括激励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成果导入机制。如果忽视了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创新系统不能够达到最佳效果（Tidd et al.，1997）。

产业集群在协同创新过程中要建立有效的协同过程监督机制、风险分摊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从制度上来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彭本红等，2008）。范太胜（2008）通过对协同创新机制的功能与结构分析，解释创新网络的集体学习机制，指出协同创新机制可以提升创新网络的密度、规模、强度和创新速度，进而提升网络的创新绩效。唐丽艳等（2009）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与科技中介、政府机构、大型企业、大学及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网络模型，协同创新网络能够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模仿、消化和扩散提供有力支持，降低创新成本和分担创新风险，提高集群整体创新效率，其研究认为，在浓厚的创新氛围影响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及技术创新动力有了明显提高。张琰飞（2014）从协同能力、管理机制、外部环境、协同程度等方面构建了新兴技术研发主体间协同创新效果实现的影响机制模型，并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协同创新管理机制是否健全会直接影响协同创新的效果，研发主体的协同能力需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因而构建良好的组织协调机制和契约制度是实现集群协同创新的关键所在。刘晓云等（2015）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协同创新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从系统动力机制、资源供给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四个方面构建了我国制造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

（二）基于产业链的纵向协同创新运行机制

G.X.Lou等（2007）运用博弈论模型对集群产业链上的低成本创新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低成本协同创新有利于供应商和客户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的结论。张巍等（2008）、张旭梅等（2008）、张巍（2009）建立具有纵向溢出效应的供应链上企业间协同创新模型，探讨了制定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以维持三方协同创新的顺利进行。他们对供应链上所有成员在新产品设计、制造、运输、销售、使用等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协同创新的模型及流程进行了分析，对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信任、知识共享、利益分配、核心知识、技术保密及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供应链上企业间协同创新的实施策略。汪洪波（2013）基于协同学、博弈论、网格理论及供应链管理理论等对家具供应链中生产企业的横向和纵向协同运作机理进行研究，探寻家具生产企业间的最优协作模式，从而使家具生产企业取得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佳效果。

（三）协同创新网络的自组织演进机制

Malmberg等（2005）研究认为产业集群内主导企业局部创新会形成创新增强趋势的正反馈效应，从而引发产业链上的全面创新。刘颖等（2009）认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创新可以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企业自身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创新效应。他们首先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了两类不同企业协同创新的动态机理，然后指出协同创新系统的开放性、远离平衡态、涨落性与系统要素非线性相关是其前提条件，协同作用是其动力机制，超循环协同创新是其演进形式，最后从集群各创新主体自组织适应视角提出了提升协同创新能力与绩效的策略。黄玮强等（2012）运用仿真方法研究集群创新合作网络的自组织演化规律，提出网络自组织演化至稳定状态的速度与知识溢出效率相关，也会影响网络的资源配置效率及公平性。张琼瑜等（2012）运用复杂自适应理论研究了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并从动力因素的角度以及企业、集群和政府三个层面就促进产业集群创新提出了改进策略。刘丹和闫长乐（2013）认为集群协同创新网络是一个自增益循环的生态系统，系统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两个关键要素：政府主导与制度安排及自组织的协同机制。张廷海和韩玮（2014）认为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是集群行动者之间非线性的、具有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过程，集群企业通过协同创新形成网络竞合关系，通过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集群协同创新绩效的提升。公共政策应在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市场运行环境、创新网络、信任机制和外部支撑体系方面采取行动。于斌斌等（2015）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内在动态决策机理，研究发现集群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技术合作、本地物流效率与选择合作性创新的集群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

五 协同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Capello（1999）在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发现集群学习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产业集群行为主体间的知识整合水平与经济活动范围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参数（Morosini，2004），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存量、企业之间知识转移能力、知识的复杂性、企业的创新动力、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之间的协同程度等多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影响集群协同创新绩效。万幼清等（2007）在对前述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模型，分析了各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魏江等（2007）以创新速度作为中间变量，从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过程与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分析中，验证了集群网络化创新程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Thorgren 等（2009）指出，在企业协同创新过程中，网络规模、激励的力度和政府作用发挥等要素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Fiorenza Belussi等（2010）认为创新系统的开放度是影响协同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企业应利用开放式研发网络和知识网络进行创新活动。B.McEvily和A.Marcus（2005）对供应链上的网络关系对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是否能与供应商建立解决问题的网络连接与其研发能力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Mahmood等（2011）对供应链上企业的网络连接的类型进行细分，研究了供应商、顾客等网络连接对于企业研发能力获取的影响。

解学梅等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解学梅（2010）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不同的协同创新网络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企业”“企业—中介机构”和“企业—研究组织”等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企业—政府”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研究证实，在所有的协同创新网络中，“企业—企业”协同创新网络对主导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还表明，纵向和横向的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程度不同，与顾客、供应企业的纵向协同相比同类企业的横向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解学梅（2013）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知识吸收和转化能力在企业协同创新网络特征和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吸收和转化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2）协同创新的网络规模、网络同质性、网络强度均与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3）知识吸收和转化能力在协同创新网络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解学梅等（2014）认为集群中具有关联性的企业通过集聚形成持续进化和完善的协同创新网络，不同层次的协同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协同创新机制和氛围与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协同网络在协同创新机制、创新氛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分别存在着完全的中介效应和不完全的中介效应。解学梅等（2015）运用实证分析法研究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论显示“企业主体”“知识与技术”“协同机制”“协同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六类影响因素与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唐朝永等（2016）对协同创新绩效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协同创新网络、人才集聚效应对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企业应加强与其他创新主体的合作，通过集体学习，强化知识传递、共享和溢出效应；政府要发挥在集群协同创新中的政策引导作用，制定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建立有利于协同创新的人才交流、协作的长效机制，推动创新人才弹性流动和集聚，为提升产业集群人才集聚效应提供制度保障。

程跃（2017）研究了生物制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主体间关系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及研究机构无论在关系数量还是在关系强度方面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都是最为显著的；生物制药企业需要加强与供应商、中介机构和同行企业的网络联系，并提高与政府、金融机构及行业内外其他企业的联系频率；在网络结构方面，龙头企业应发挥在创新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作用，成为高校及科研院所、同行企业、客户及金融机构的中心，并加强与大学、研究院所、相关企业、中介机构、政府和金融机构等的联系。

赫连志巍等（2017）研究协同创新网络的创新成果传递能力与产业集群升级的关系，认为创新网络中的企业将获取的市场需求信息反馈给与之合作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并通过一定的资金支持和提供试验场所等方式，协助其进行技术或产品的创新研究；政府机构通过项目立项支持的方式，为高校及科研院所提供初期的研发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移中介机构在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过程中担当重要媒介，提升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金融机构主要为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主要用于创新产品的生产以及生产技术设备的更新。可以看出，协同创新网络各主体间的积极互动能够有效提高协同创新绩效。

综上所述，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网络的构成、动因、影响因素、运行机制、协同创新绩效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和探索，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优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研究成果为家具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