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关于“早慧者不寿”
在乱世中“保身全家”，渴望成为“重器”，二者都是精致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到了后世，却等而下之，斤斤计较于生命的久暂，衍生出“早慧者不寿”的庸俗论调。元人吴澄曰：“人言早慧者不寿，岂其然乎？颜子贤而夭，李贺才而夭，一艺绝人而亦不能久于世，何哉？”[69]明人刘伯温曰：“盖闻冬华之木春不必实，早慧之子年不必寿。”[70]但此说应当不是迟至元代才出现，在此之前，即便无是语，类似的社会意识也可能早已存在。
《淮南子·墬形训》：“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处。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71]这个传说点明了东方人在长相、体态、寿命方面的种种特征，但并没有点明这些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所谓“长大早知而不寿”或许并不直接意味着身形庞大、幼而聪慧即是不寿的原因。但斯人也而有斯命，仍然可以表明，西汉人已经隐隐约约地觉得早慧与不寿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不过，促使“早慧者不寿”论调出现的更重要因素，似乎应当是西汉晚期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悼夭之风。
西汉晚期的扬雄曾哀叹其子扬乌早亡：“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72]寥寥数语，扬雄的丧子之痛溢于言表。东汉以后，悼夭已形成相对固定模式，或刻碑铭，或撰哀辞。南阳发现的画像石墓有哀悼五岁小儿许阿瞿的文字：“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年甫五岁，去离世荣……”[73]也是汉灵帝时期，有童子逢盛，“弱而能言”，“智惠聪哲”，“闻一知十”，年十二而亡。“慈父悼伤”，父之门生“共刊石叙述才美，以铭不朽”。[74]曹丕族弟文仲十一岁而亡，有感于其母“伤其夭逝，追悼无已”，曹丕乃作《悼夭赋》：“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王粲为《伤夭赋》曰：“惟皇天之赋命，实浩荡而不均。或老终以长世，或昏夭而夙泯。物虽存而人亡，心惆怅而长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诉。”[75]曹操爱子曹冲“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曹操甚至“有欲传后意”。十三岁时不幸病故，曹操“哀甚”。曹丕称帝后，追封曹冲为邓公，为此专作策书，其中有言：“昔皇天钟美于尔躬，俾聪哲之才，成于弱年。当永享国祚，克成厥终。如何不禄，早世夭泯！”[76]
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悼夭行为，表达的感情并无二致：早慧而夭，惜哉！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悼夭文字只是针对那些夭亡的早慧者有感而发，还看不出多少将早慧与短折进行必然关联的迹象。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悼夭行为持续不断地发生，早慧而夭的情形对人们内心所造成的巨大震撼也日复一日地累积，这个过程或许与心理学上条件反射的强化理论有几分相像。早慧与夭亡之间本来若有若无的联系在不计其数的悼夭行为中被不断强化，其极致情形，便是形成被一部分人所信奉的“早慧者不寿”的心理禁忌。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
[1] 有学者对秦汉神童事迹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并对神童进行了分类。参见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华书局，2018，第五章“‘神童’的出现”。王先生的研究对笔者启发良多，与之相比，本文的不同主要有两点：首先，从概念上讲，所谓“早慧”者，并不全是秦汉人所称的“神童”，“神童”之“神”往往侧重于智力方面，似乎不太看重道德方面，而笔者所谓“早慧”则包含了道德方面的早熟；其次，从“圣童·奇童·神童”的小节题目来看，王先生对神童进行分类的方法更尊重秦汉人的语言习惯，而笔者采用的才智型、道德型分类模式，现代色彩相对浓厚一些。
[2] 本文对早慧的分类，主要针对行为表现的具体性质而言。实际上，对于某些人来说，其身上的早慧表现或不止一端。比如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书写技能、接受经典的能力皆高。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第1188页。张霸除了获得以孝道为特征的“张曾子”雅号，“七岁通《春秋》”，对经典的领悟能力亦强。《后汉书》卷三六《张霸传》，中华书局，1965，第1241页。
[3] 《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第1607页。
[4] 《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附孙悦传》，第2058页。
[5] 《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附子固传》，第1330页。
[6] 《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中华书局，1982，第557页。
[7]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任延》，第2460页。
[8] 《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附子爽传》，第2050页。
[9]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三八五《人事部·幼智下》，中华书局，1960，第1779页。
[10] 《后汉书》卷七○《孔融传》，第2279页。
[11] 刘义庆编，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言语》，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769页。
[12]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52页。
[13]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第473页。
[14]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张既传》注引，第473页。
[15]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2，第329页。
[16]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399页。
[17] 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后汉书》卷七○《孔融传》，第2261页。
[19] 《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上》，第2613～2614页。
[20] 《后汉书》卷三六《张霸传》，第1241页。
[21] 袁宏：《后汉纪》卷一三《和帝纪上》，中华书局，2002，第253～254页。《后汉书》卷四三《乐恢传》作：“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门，昼夜号泣。令闻而矜之，即解出亲。”没有“嘉其孝”语。
[22] 《三国志》卷一五《魏书·司马朗传》，第465页。
[23]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第658页。
[24] “徇齐”，唐人司马贞解释为“才智周遍，且辩给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页。
[25]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2页。
[26]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12页。
[27]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太史公曰”，第46页。
[28]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522页。
[29] 《申鉴·杂言上》，荀悦撰，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中华书局，2012，第140页。
[30]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295页。
[31] 有学者注意到《新序》卷五《杂事》有所谓“秦项橐”，并指出“‘秦项橐’的说法形成甚早，探究其原因，也许应当注意秦人爱重儿童这一文化特征”。参见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第259页。笔者对此稍有疑问。《战国策》所见“项橐”，在其他文献中或写作“大项橐”“夫项橐”，王先生认为“有些‘夫项橐’写法，反而有可能是‘大项橐’的讹误”，汉代通行的称谓应当是“大（太）项橐”。（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第253页）既如此，考虑到秦汉时代曾存在用字由“泰”向“太”的转变，如“泰守”变为“太守”，也存在“泰”“太”的通用，如“泰一”或写作“太一”，那么，“秦项橐”之“秦”或许是“泰”字之讹。钱穆亦指出：“《新序》云‘秦项橐’，秦乃泰讹，泰大古通。俞正燮《项橐考》，以为秦人，弗足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第63页）至于产生讹误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字形甚近，但清人潘维城“由甘罗尝言之，故以为秦人”（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第258页）的解释似更为合理。
[32] 《战国策》卷七《秦策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凤凰出版社，2008，第443～444页。
[33] 汉末益州人秦宓曾对州牧刘焉说：“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罗、子奇以童冠而立功。”《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秦宓传》，第972页。曹魏渡辽将军毌丘俭向大将军曹爽推荐河东人裴秀时，曾称赞裴氏“非徒子奇、甘罗之俦，兼包颜、冉、游、夏之美”。《晋书》卷三五《裴秀传》，中华书局，1974，第1038页。
[34]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第261页。《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李贤注引《说苑》：“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主东阿，东阿大化。”（《后汉书》，第1508页）文字稍有参差，且引书与《顺帝纪》不同。今本《说苑》《新序》均不见此事，向宗鲁认为是“《说苑》、《新序》俱有此文而俱佚之也”。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第543页。
[35]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二六八《职官部·良吏长下》，第1256页。
[36] 如清人崔适对甘罗所言“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便有所怀疑：“此亦寓言也。甘罗自以年十二不为小，故假托是说以相形，非真有项橐其人也。不然，其文辞不少概见，何也？”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第182页。
[37] 《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137页。
[38]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孔子所谓“生而知之”者，张汤治狱的本领或与其父担任“长安丞”的职务影响有关。本文所说“生而知之者”，是径用孔子原话，只具有相对意义。
[39] 《史记》卷三○《平准书》，第1428页。
[40] 《汉书》卷八一《张禹传》，中华书局，1962，第3347页。
[41]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妨碍事功型早慧的继续存在。除了本文第一节所引张既事迹，东汉末年的贾逵“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认为贾逵“大必为将”，便因势利导，“口授兵法数万言”。后来，贾逵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曹操感叹道：“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三国志》卷一五《贾逵传》，第479、481页）张、贾皆属事功型早慧。不过，如果注意到二人皆汉末三国间人，亦可多少感觉到事功多顺特殊时势而起，在东汉的承平时期，纵然有这种类型的早慧者，也不引人注目。
[42] 参见《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第102页。
[43] 《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491页。
[44] 如《汉书》卷七二《王吉传》：“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第3058页）同卷《龚胜龚舍传》：“少皆好学明经，胜为郡吏，舍不仕。”（第3080页）
[45]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附子玄成传》，第3108页。
[46] 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第423～431页。
[47] 《后汉书》卷五七《杜根传》，第1839页。
[48] 《后汉书》卷六四《吴祐传》，第2099页。
[49] 《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第392页。
[50] 刘义庆编，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德行》，《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756页。
[51]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卷一至一七，中华书局，1960，第2页。
[52] 社会精英所思常有异于普通人者。本文所论的是精英人士一反汉代社会推崇早慧的态度，表达了对儿童心智早熟的担忧情绪。而对于儿童的生理早熟，社会上认为不祥，精英人士却又表现得颇为平和。如应劭《风俗通义》“不举生鬓须子”条：“俗说：人十四五，乃当生鬓须，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谨案：《周书》：‘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克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第562页。
[53] 刘体仁：《通鉴札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239～240页。
[54] 《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附孙琬传》，第2039～2040页。
[55] 《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边让》，第2640、2647页。
[56] 《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附孙琬传》，第2040页。
[57] 《后汉书》卷七○《孔融传》，第2261页。
[58]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六，中华书局，1987，第442页。
[59]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八“神童”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 《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附孙骘传》，第616页。
[61]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第190页。
[62] 袁宏：《后汉纪》卷三○《献帝纪》，第590页。
[63] 《宋书》卷六二《王微传》，中华书局，1974，第1665页。《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来敏传》注引《诸葛亮集》所收教令：“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群，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第1025页）其中不见“过于孔文举”的说法。田余庆先生在相关论文中或将这两处记载放在一起，或在正文中引《宋书》而在注释中提示参看《三国志》。（分别参见《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二文，载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第198、311页）说明田先生相信，诸葛亮说出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这样的话是可能的，尽管是“忿激之言”（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04页）。
[64]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附子瞻传》，第932页。
[65]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50页。
[66] 《旧唐书》卷一八五《良吏列传下·杨元琰》记载，杨元琰“初生时，数岁不能言，相者曰：‘语迟者神定，此必成大器也。’及长，伟姿仪，以器局见称”。相者所言仍与汉魏时相仿。《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4810页。
[67] 《后汉书》卷七○《孔融传》及李贤注引《续汉书》，第2264、2274页。
[68] 《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下·边让》，第2647页。
[69] 《吴文正集》卷五八《题习是病中所书字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代有医学文献说：“凡儿三岁以上，十岁以下，视其性气高下，即可知其夭寿。儿小时识悟通敏过人者，多夭。”“预知人意，回旋敏速者亦夭。”（《世医得效方》卷一一《相儿命短长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说亦是“早慧者不寿”的意思。
[70] 《诚意伯文集》卷六《拟连珠六十八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第352页。
[72] 扬雄：《法言·问神》，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第166页。
[73]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年第8期。
[74] 洪适：《隶释》卷十《童子逢盛碑》，中华书局，1986，第114页。
[75]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四《人部·哀伤》，中华书局，1999，第599～600页。
[76] 《三国志》卷二○《邓哀王冲传》，第580～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