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汉社会对早慧现象的反思
东汉人对以“保身全家”为目的的早慧现象加以肯定，已经非常明显地传达出当时社会中的某些精英人士对进取型早慧的反思。[52]这种反思在三国时期达到了高峰，清代学者指出，“三国之俗以幼慧为忌”：“三国之末，离乱已久，人心皇皇，皆以苟全乱世为保身之计，幼而聪慧，人皆以为忌。令狐愚为白衣时，常有高志，众人谓愚必兴令狐氏。族父弘农太守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覆我宗。诸葛恪少有盛名，吴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为戚，曰非保家之主。父友奋威将军张承亦以恪必败诸葛氏。此可以知当时之风俗矣。”[53]所谓“必覆我宗”“必败诸葛氏”“非保家之主”，皆可说明三国之人或将家族成员的早慧视作家族命运的不祥之兆。毋庸置疑，这一思想与东汉人钟皓所提倡的“保身全家”一致。不过，三国时期“以幼慧为忌”观念的盛行，应当不仅仅是一种心态的延续，东汉末年士大夫在乱世中的特殊遭际或许在禁忌心理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现实、更为重要的角色。
汉献帝时期是汉政向曹魏政治转换的关键阶段。面对控制汉献帝的军阀，不少士人坠入厄运，其中不乏早慧者的身影。江夏人黄琬“早而辩慧”，与祖父黄琼共同生活。建和元年（147）发生日食，但洛阳地区没有看到。黄琼时任魏郡太守，向朝廷汇报此事。“太后诏问所食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黄琬时年七岁，提醒道：“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黄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而深奇爱之”。不过，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黄琬命途多舛，因为典选过程中得罪“权富子弟”，“被废弃几二十年”。汉献帝初平年间，他与王允同谋诛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遂收琬下狱死，时年五十二”。[54]陈留人边让，“少辩博，能属文”，然而“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55]建安十三年，曹操杀孔融，族灭其家。类似事件的现实残酷性，在当时士林中势必引发对“保身全家”理念更为强烈而迫切的认同，而早慧者的人格缺陷也相应地受到关注。
黄琬小时，“时司空盛允有疾，琼遣琬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微戏琬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琬奉手对曰：‘蛮夷猾夏，责在司空。’因拂衣辞去。允甚奇之”。[56]“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本是长者逗弄孩童的戏谑之言，但黄琬不解其趣，抢白长辈。从拂袖而去的举动来看，黄琬虽然聪明，但情商并不高。边让“侍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亦说明其恃才傲人的秉性。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57]从孔融、李膺的对话来看，孔融确有天纵之才。不过，观孔融与陈炜的对话，给人的却是一番不太美妙的感受。
何焯认为：“长大失学故无奇。融此对却轻薄。”[58]此言不诬。有论者指出：“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举小时，太中大夫陈韪（炜）已有是语。殆未必然，盖人性颖脱者，固易为善，亦易为恶，在所以养之耳。”[59]养之不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大未必佳”乃是正常的结局，这不仅是后世的看法，即使在东汉，也不乏实例。比如东汉安帝刘祜，史家曾给出这样的评价：“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60]董卓欲废少帝，立献帝，曾对袁绍说：“皇帝冲暗，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61]所谓“人有少智，大或痴”，与“小而聪了，大未必奇”的说法，异曲同工。又如比孔融晚一些的杨修，出自弘农杨氏，“少有俊才，而德业之风尽矣。至魏初，坐事诛”。[62]这就是因教育、修养不到位而导致早慧者功德不终的例子。事理昭然，孔融却必欲在言语间争胜，在论辩中，悄然将陈氏的或然逻辑篡改为必然逻辑。这种不折不扣的诡辩，非但不能为个人形象加分，反而会给人以幼凌长的不逊印象。孔融成年后的某些篇章，以及与曹操的相处，皆不乏嘲谑之气，应当说与童年时争强好胜的性格有扯不开的关系。而曹操杀之，也与此有关。所谓“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正谓此也。
孔融作为东汉晚期早慧者的代表，其人生教训曾引起诸葛亮的关注。出自“荆楚名族”的来敏为避难而投奔益州牧刘璋，刘备夺蜀后，来敏对刘备旧部地位的快速上升感到不满，多次口出怨言。诸葛亮斥责道：“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63]可见，孔融事迹是诸葛亮观察蜀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参照，在诸葛亮心中，作为政治人物的孔融，其形象是负面的。如果在“乱群”的特点之外继续观察作为政治人物的孔融，我们还可以依稀感觉到，诸葛亮有关“重器”的言论，或许亦是有感于孔融的政治表现而发。
诸葛亮早先无子，过继诸葛瑾之子为后。后来生下亲子诸葛瞻，诸葛亮对儿子的怜爱，自不待言。可就在诸葛瞻八岁那年，诸葛亮给诸葛瑾写信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64]类似的话，两汉之际的马况也说过。马况是马援之兄，同郡人朱勃“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援兄况。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65]所谓“小器速成”，与诸葛亮所言“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同调。[66]不过，马况旨在抚慰马援，所言未必经过慎重考虑，而诸葛亮对兄长言爱子，言语间有喜有忧，这种情感状态折射出的应是一种切身感受到的隐忧。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可以闻见的早慧而不成“重器”的名士实在太多。
孔融在担任北海相期间，“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这段履历甚至成为政敌的笑柄。郗虑攀附曹操，与孔融不和。汉献帝曾问孔融：郗虑的长处在哪里？孔融说：“可与适道，未可与权。”郗虑立即反驳道：“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权安在？”[67]从政敌的嘲讽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对于时人来说，尽管孔融早慧夙成，名满天下，但他的政治才干并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不独孔融，边让“以高才擢进，屡迁，出为九江太守，不以为能也”。[68]这些当世名士的经历，诸葛亮不可能完全不知，由他们的遭遇进而引发诸葛氏对人生的思考，实属情理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