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鹦鹉在中古中国的文学、文化和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在佛教和非佛教的文学中有多样化且复杂的角色。在唐朝以前，佛教对鹦鹉的看法在文化上将中国传统的鹦鹉观与新发展出来的中国佛教觉悟动物观相结合。中国的士大夫，比如韦皋，对儒家的动物观、圣人观以及《文选》中的名篇非常熟悉。尽管对当时鹦鹉的历史和习性有所掌握，他们可能还会回归到早期的文学传统中。当分析唐朝这些实现觉悟的鹦鹉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历史、文学、文化和宗教中鹦鹉的形象。
作为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佛教信徒，韦皋发展出一套佛教修辞，认为鹦鹉可以通过净土信仰的修炼（念阿弥陀佛）来获得解脱。第一，他认可了鹦鹉模仿人类语言的能力，认为这为其后来学习人类修炼和念佛做了准备。一只鸟的语言能力可以成为佛教仪式活动的工具。第二，通过引用鹦鹉洲和头陀寺的历史典故，韦皋的文章展现出鹦鹉与其私人生活之间的佛教业缘关系。作为一个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新概念，因果报应为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晚唐时期，许多人都注意到鹦鹉的品种不仅仅是来源于西域。韦皋以鹦鹉来自西域的说法将鹦鹉和佛教联系起来，因为正如大多数唐朝的佛教徒所认为和想象的，西域是觉悟后佛生活的地方。第四，韦皋认为鹦鹉可以通过念佛达到无念的境界。韦皋的文章显示他接受了从驻地成都的禅师那里学到的无念法。第五，韦皋的文章认为中国中古佛教中的鹦鹉与古代中国的圣王都有动物的身体和德行，所以他们之间有对应的关系。韦皋的观点是对长期以来来自非佛教阵营者挑战的强有力反驳，而且可以在更广泛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被研究，其中鹦鹉象征着政权的合法性，尤其是对北齐的高欢和唐朝的武则天来说。第六，我们还需注意的是韦皋的文章从异形和道德方面将觉悟的鹦鹉与古代圣人相类同，这为中古中国的佛教护法文学增加了新的维度。
The Body and Virtue of the Parrot and Sage：A Reading of a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Narrative
Chen Huaiyu
Abstract：In medieval China， some Buddhists developed the idea that animals could reach enlightenment.However， very few cases have been documented in Buddhist sources.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exts written by a literati-official， Wei Gao， in the ninth century was an inscription for the stupa housing the relics of a parrot who was believed to have achieved enlightenment.In this text， some allusions seem to indicate the Buddhist karm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rrot and Wei's obscure personal love story.While attempting to convince readers that the parrot as a bird could reach enlightenment， Wei incorporated the Chinese idea that ancient sages often had the bodies of beasts and birds.Wei's text also shows that ancient sages in Chinese discourses， the Buddha， and parrots in Buddhist narratives shared the same virtues of wisdom and compassion.
Keywords： Sage；Parrot；Buddhist Rhetoric； Virtue； Body
[1]这篇论文先是口头发表于2016年第六届“圣严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又在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北京大学南亚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做过报告。非常感谢这些会议及报告的主办方和与会人员，本文修改过程中尽可能地参考了听众的意见。如有舛误，皆由笔者负责。原文为英文，感谢张舒然译出中文初稿。
[2]James M.Hargett，“Playing Second Fiddle： The Luan-Bird in Early 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T'oung Pao， 2nd series， 75， No.4-5，1989，pp.235-236.
[3]Edward H.Schafer，“Parrots in Medieval China，”in Søren Egerod and Else Glahn，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Sinological Studies Dedicated to Bernhard Karlgren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1959，pp.271-282.
[4]科学家已经就自然环境和实验室条件下鸟类的模仿能力进行了研究。实验证明，社交对鸟类的学习能力非常重要，而这种环境条件也应该被放在考虑的范围内。Pepperberg指出，在经过两年的训练和与人类的交流后，“Alex已经掌握了最基础的交流模式：对人类语言的情景化和概念化使用”。“它还具有有限的将物品分类的本领，这和人没有太大区别，它可以将这种分类扩展到认识训练物品以外的其他物品上。”“数据不能证明它有高级的信息处理能力。”她总结说：“我的研究说明一只灰鹦鹉具有远远超出模仿人类语言的能力。”见The Alex Studies： Cognitive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of Grey Parrots（《对Alex的研究：灰鹦鹉的认知和交流能力》），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50-51。
[5]在中古时期的日本，尤其是6世纪到12世纪，鹦鹉是一种重要的外交礼物。见皆川雅樹「鸚鵡の贈答―日本古代対外関係史研究の一齣―」矢野建一·李浩編『長安都市文化と朝鮮·日本』汲古書院、2007、209～231頁；后收入氏著『日本古代王権と唐物交易』吉川弘文館、2014、第八章。
[6]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六《古迹·金堂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43页下栏a～b。
[7]该文最早出现在《唐文粹》卷七六第九篇，题为《鹦鹉舍利塔记》。有关《唐文粹》的不同版本研究，见张达雅《〈唐文粹〉知见版本考》，《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新85期，2008，第21～39页。后来编撰于982～986年的《文苑英华》（卷八二〇）收录了出自某一版本《唐文粹》的《西川鹦鹉舍利塔记》；别的版本可参见宗晓编纂的《乐邦文类》卷三《河东鹦鹉舍利塔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7册，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第191页a～c，是书于庆元六年（1200）刊行；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五三《韦皋·西川鹦鹉舍利塔记》，中华书局，1983，第4631页上栏b～4632页上栏a。关于现代断句版，见龙显昭主编《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蜀书社，2004，第46～47页，本文引用的所有韦皋文章都来自龙显昭的书。
[8]对韦皋鹦鹉文的完整英文翻译见Daniel B.Stevenson，“Death-Bed Testimonials of the Pure Land Faithful，”（《净土宗信徒的临终证言》）in Donald S.Lopez Jr.，Buddhism in Practice（《佛教的活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599-602。该翻译没有包含注释，笔者引用时修改了一些段落。柯嘉豪（John Kieschnick）就这篇塔记的文本信息写过一些说明，详见其未发表的著作A Primer in Chinese Buddhist Writings， Supplement： Epigraphy（《中国佛教写作入门：碑记》），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2016，pp.74-75。
[9]Peter N.Gregory简短地提到了韦皋与佛教和鹦鹉文的关系，详见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宗密与佛教的中国化》），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2，pp.45-46。Bernard Faure指出韦皋的文章是为了纪念和嘉奖这只觉悟的鹦鹉，见Bernard Faure，The Rhetoric of Immediacy： A Cultural Critique of Chan/Zen Buddhism（《及时性的修辞：佛教禅宗的文化批评》），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140。John Kieschnick，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29。他引用了《宋高僧传》中的说法：韦皋在晚年的时候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10]见Riding the River Home： A Complete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Fan Chengda's （1120-1193） Diary of a Boat Trip to Wu （Wuchuan Lu）[《归舟：范成大（1120-1193）〈吴船录〉英文翻译和注释》]，trans.by James M.Harget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8，p.102。
[11]比如，他曾是华严宗四祖澄观的朋友。见Imre Hamar（郝清新），A Religious Leader in the Tang： Chengguan's Biography（《唐朝的宗教领袖：澄观传记》），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Advanced Buddhist Studies，2002，p.74。
[12]比如，头陀寺的铭文中有一句“荫法云于真际，则火宅晨凉；曜慧日于康衢，则重昏夜晓”，马瑞志（Richard B.Mather）将其翻译为“They cast the Law-cloud's shadow from the realm of Truth， and thus the Burning House by morn was cool； They shed the Wisdom-sunbeam's light upon the bustling crossroads， and thus the ‘heavy gloom’ at night grew bright.”见Richard B.Mather，“Wang Chin's Dhūta Temple Stele Inscription as an Example of Buddhist Parallel Prose，”（《佛教骈文：以王巾的〈头陀寺碑〉为例》）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3，No.3，1963，pp.346。
[13]晚唐时期，包含鹦鹉洲的典故非常多，比如王贞白的《晓泊汉阳渡》和王仁裕的《过平戎谷吊胡翙》。
[14]英文翻译见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所译萧统《文选》（Wen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第3册第51页（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作为对比，可参考William T.Graham Jr.，“Mi Heng's Rhapsody on a Parrot，”（《祢衡的〈鹦鹉赋〉》）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 No.1 ，1979，pp.39-54。格拉姆注意到各种围绕鹦鹉题材的诗歌。关于祢衡的最新研究，见陈恬仪《历史与文学叙事中的祢衡》，《辅仁国文学报》第38期，2014，第69～89页。
[15]英文翻译见Daniel B.Stevenson，“Death-Bed Testimonials of the Pure Land Faithful，”p.601。
[16]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医学家和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在他的著作中就提到鹦鹉来自印度。见J.M.Bigwood，“Ctesias' Parrot，”（《克特西亚斯的鹦鹉》）The Classical Quarterly 43.No.1 ，1993，pp.321-327。Bigwood指出，克特西亚斯是在波斯宫廷执事时认识这种鸟类的。
[17]范摅：《云溪友议》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丁如明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277～1278页；另见胡凤丹《鹦鹉洲小志》，杜朝晖点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230页。
[18]张读：《宣室志》卷九，《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061～1062页；另见《唐西域亡名传》，收入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九《感通篇第六之二》，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480～481页。韦闻笛（Wendi Adamek）在《流传的奥秘：早期禅宗的历史和背景》中简要地提到神会和韦皋的联系（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259）。
[19]有关韦皋对四川地区的佛教供养，见何孝荣《论韦皋与佛教》，《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0]《唐西域亡名传》，《宋高僧传》卷一九《感通篇第六之二》，第481页。
[21]该文收录在《全唐文》卷四五三。现代断句版可参龙显昭主编《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第43～44页。
[22]韦皋：《嘉州凌云寺大弥勒佛石像记》，《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第45页。
[23]详参《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五年十一月丁巳、丁卯条，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第6201～6202页；胡三省引用万震所著《南州异物志》认为，在交州南部的国家里生活着白色、绿色和五色三种不同的鹦鹉，其中白色和五色鹦鹉都非常聪明。
[24]西汉时期白鹦鹉被看作珍稀动物。根据《西京杂记》，茂陵富人袁广汉建造了一座私人花园，他在其中饲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水牛和其他奇兽怪禽。见刘歆撰，葛洪集《西京杂记》卷三“袁广汉园林之侈”，王根林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5页。
[25]Edward H.Schafer，“Parrots in Medieval China，”pp.271-282.许多中国学者从各个方面对鹦鹉进行了研究，包括王颋《飞鸟能言：隋以前中国关于鹦鹉的描述》，《内陆亚洲史地求索》，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第1～15页；李娟《唐代鹦鹉故事的佛教因缘》，《五台山研究》2009年第1期；谭前学《鹦鹉纹提梁银罐与盛唐气象》，（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20卷，2003，第88～91页；王纲怀《唐镜中的鹦鹉》，《收藏家》2004年第7期；范淑英《从异国献瑞到时乐鸟——唐玄宗时期对鹦鹉形象的艺术与文化塑造》，《西北美术》2015年第2期；李小荣《政治、宗教与文学：阎朝隐〈鹦鹉猫儿篇〉发覆》，《晋宋宗教文学辨思录》，人民出版社，2014，第57～70页。
[26]Edward H.Schafer，“Parrots in Medieval China，”p.279.
[27]英文翻译见Daniel B.Stevenson，“Death-Bed Testimonials of the Pure Land Faithful，”p.602。韦皋：《西川鹦鹉舍利塔记》，《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第46页。标点有改动。
[28]对早期大乘佛教中净土信仰的研究，见Gregory Schopen（格里高利·肖本），“Sukha-vatī as a Generalized Religious Goal in Sanskrit Maha-ya-naSūtra Literature，”（《梵文大乘佛经文学中作为大概宗教目标的净土》）Indo-Iranian Journal Vol.19， No.3/4，August/September 1977，pp.177-210。
[29]Reiko Ohnuma（大沼玲子），Unfortunate Destiny：Animals in the Indian Buddhist Imagin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pp.31-33.
[3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第346页a。
[31]英文翻译见Daniel B.Stevenson，“Death-Bed Testimonials of the Pure Land Faithful，”p.602。韦皋：《西川鹦鹉舍利塔记》，《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第46页。标点有改动。
[32]Gregory Schopen，“Sukha-vatī as a Generalized Religious Goal in Sanskrit Maha-ya-naSūtra Literature，”pp.177-210.
[33]关于中古时期中国净土信仰的修炼，Daniel B.Stevenson认为存在观行和念佛两种方法，见其所著“Pure Land Buddhist Worship and Meditation in China，”（《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崇拜和入定》）in Donald S.Lopez Jr.，Buddhism in Prac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359-379；Daniel B.Stevenson，“Death-Bed Testimonials of the Pure Land Faithful，”pp.592-602；以及Charles B.Jones，“Foundations of Ethics and Practice in 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m，”（《中国佛教净土宗的道德基础和修炼》）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Vol.10 ，2003，pp.1-20；Charles B.Jones，“Toward a Typology of Nien-fo： a Study in Methods of Buddha-Invocation in 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m，”（《关于一种形式的念佛：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念佛方法研究》）Pacific World：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3rd series，No.3 ，2001， pp.219-239；Jacqueline I.Stone对中古中国的净土信仰修炼有一个简短的介绍，见其所著Right Thoughts at the Last Moment： Buddhism and Deathbed Practices in Early Medieval Japan（《最后时刻的正念：中古早期的日本佛教和临终修炼》），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6，pp.19-21。
[34]《唐西域亡名传》，《宋高僧传》卷一九《感通篇第六之二》，第481页。何孝荣：《论韦皋与佛教》，《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35]Wendi Adamek，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p.259.
[36]Robert Sharf（夏富），“On Pure Land Buddhism and Ch'an/Pure Land Syncretism in Medieval China，”（《关于中古中国的佛教净土和禅宗与净土的融合》）T'oung Pao 88， No.4-5 ，2003，pp.301-309.
[37]见John McRae（马克瑞）所著 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北宗与早期佛教禅宗的形成》），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7，pp.223。佛雷（Bernard Faure）也注意到“早期禅宗展现出为了达到无心、无念的状态而消除一切意念的倾向”，见其所著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有关禅的思考和局限：对禅宗认识论的批评》），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184。
[38]Daniel B.Stevenson注意到“中国佛教中成为圣人或者得道的普遍表现是尸体火化后得到舍利，这些舍利往往呈现为玻璃或者玉珠”。见Daniel B.Stevenson，“Death-Bed Testimonials of the Pure Land Faithful，”p.594。
[39]在隋唐时期，一些佛教文献提到许多佛教信徒通过苦行和入定的修炼可以产生舍利，但必须由僧人来支持发现这些舍利。见陈怀宇《中古中国佛教寺院的复兴》（The Revival of Buddhist Monasticism in Medieval China，Bern and New York： Peter Lang， 2007）第二章。
[40]1972年，Jonathan Z.Smith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巴西土著声称自己是鹦鹉，并以半人半鹦鹉的形象出现，跨越了人与动物的界限。见其所著“I Am a Parrot [Red]，”（《我是一只（红色）鹦鹉》）History of Religions 11，No.4 ，1972，pp.391-413。
[41]道宣：《广弘明集》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98页b。
[42]中文中的“大圣”是指中古时期一些宗教传统中的圣人。这个词是管仲在《管子》中的头衔，后来被用于佛教文本中的佛，佛教也被称为“大圣教”（一般简称为“圣教”）。除此之外，也用来指景教（东方亚述教会）中的基督耶稣。见陈怀宇《所谓唐代景教文献两种辨伪补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41～52页。
[43]英文翻译来自Daniel B.Stevenson，“Death-Bed Testimonials of the Pure Land Faithful，”p.602。笔者将原文中对“策书”的翻译“the secular annals”改成了“the books of [bamboo] slips”。《巴蜀佛教碑文集成》，第47页。
[44]Roel Sterckx，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pp.161，296-297.尽管鹦鹉被当成宠物，但对于中古中国的读者来说，它不仅会说人语还善解人意。许多古希腊思想家也对人与动物互通语言的现象非常感兴趣。比如，柏拉图认为在黄金时期，“没有野蛮或者自相残杀的生物。人和动物都说同一种语言”。在《论世界的创造》（Questions on Genesis）一书中，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认为，在世界之初，“所有的动物都会说话，尽管人类说话说得最清楚”。见Robert Grant，Early Christians and Animals（《早期基督教和动物》），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p.3。
[45]成公绥：《鹦鹉赋序》，梅鼎祚：《西晋文纪》卷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8册，第406页上栏a。
[46]见华兹生（Burton Watson）翻译《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Qin Dynasty，3rd e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第1～2页；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编辑《史记：第一册，汉代以前的记载》（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 I，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87页。《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中华书局，2014，第224页。
[47]Arthur Wright（芮沃寿），“Fu I and the Rejection of Buddhism，”（《傅奕与对佛教的否定》）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2.No.1，1951，pp.33-47.根据芮沃寿的分析，傅奕反佛的讨论可以分为经济、政治、民族主义、社会心理学和学术分类几个部分。
[48]《七志》和《帝王年历》都已佚失，只留存题目。
[49]《广弘明集》卷一一《破邪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163页c。关于法琳的详细研究，见Thomas Jülch， Bodhisattva der Apologetik： die Mission des buddhistischen Tang-Mönchs Falin（《护教的菩萨：唐朝僧人法琳的佛教使命》），3 Vols.München： Utz， 2014。
[50]这个传说与悉达多王子从母亲右肋出生的传说相似。
[51]在中古文献中，“空桑”是一个地名。所谓空桑，位于今河南省陈留镇。根据《吕氏春秋》，一个村姑在空心的桑树中发现了婴儿伊尹。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一四《孝行览》，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第310～312页。
[52]见刘殿爵译《论语》第81页（Confucius： The Analect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2）；何晏撰，高华平校释《论语集解校释·子罕第九》，辽海出版社，2007，第168页；皇侃：《论语义疏》卷五《子罕第九》，高尚榘点校，中华书局，2013，第222页。
[53]《广弘明集》卷一一《上秦望论启》，《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163页c～164页a。
[54]《太上洞玄灵宝宿命因缘明经》，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4册，华夏出版社，2004，第1页a～b；有关对这一文本的简要介绍，可参考劳格文（John Lagerway）《太上洞玄灵宝宿命因缘明经》，见Kristofer Schipper（施舟人）and FranciscusVerellen（傅飞岚），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道藏：道藏的历史指南》），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p.536。
[55]《广弘明集》卷一三《辩正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179页c。
[56]见《许负相书》，出自敦煌写本，CH.87号，第一部分；现代注疏版见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第27页。这段文字特别指像龙一样行走的人可以在朝中达到三公的地位，而那些像老虎一样走路的人可以成为将军（第31页）。
[57]见《许负相书》，《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第30页。
[58]《后汉书》卷五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1741～1742页。
[59]Thomas Jansen，Höfische Öffentlichkeiti m frühmittelalterlichen China：Debattenim Salon des Prinzen Xiao Ziliang（《中古早期中国宫廷的公开活动：萧子良的辩论会》），Freibourg： Rombach Verlag， 2000；Jacques Gernet（谢和耐），“Sur le corps et l'esprit chez les Chinois，”（《论中国人的身和心》）in Gilbert Dagron，Poikilia： étudesoffertes à Jean-Pierre Vernant（《种类：献给让-皮埃尔·韦尔南的研究》），Paris： Ecole des Hautes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7，pp.369-377；Zhang， Zhenjun（张振军），Buddhism and Tales of the Supernatural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A Study of Liu Yiqing's （403-444） Youminglu（《中古早期中国的佛教和志怪小说：关于刘义庆〈幽明录〉的研究》）， Leiden： Brill， 2003 ，pp.218-220；Tom de Rauw，Beyond Buddhist Apology： The Political Use of Buddhism by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r.502-549）（《超越佛教护教：梁武帝对佛教的政治运用》），Ph.D.diss， University of Ghent（比利时根特大学），2008.
[60]白乐日（Etienne Balazs）在他的《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者》中对范缜的《神灭论》进行了翻译。见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中国文明和官制》），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thur F.Wright， translated by H.M.Wright，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pp.255-276。《梁书》卷四八《儒林·范缜传》，中华书局，1973，第665、669页。
[61]《弘明集》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56页c～57页b。
[62]见葛瑞汉（A.C.Graham）译《列子：道经》第53～55页（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二《黄帝第二》，中华书局，1979，第83～86页。
[63]Michael Puett（普鸣），“Humans， Spirits， and Sages in Chinese Late Antiquity： Ge Hong's Master Who Embraces Simplicity （Baopuzi），”（《中国上古的人、神和圣人：葛洪的〈抱朴子〉》）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No.29 ，2007，pp.95-119.
[64]中村史「『マハーバーラタ』第13巻 「鸚鵡とインドラ の対話」の考察」『印度哲学仏教学』22 、2007、288-298頁；「鸚鵡とインドラの対話：『マハーバーラタ』第13巻第5章の説話-和訳研究」『小樽商科大学人文研究』115、2008、195～209頁。
[65]在南亚的当代印度教和佛教中，鹦鹉与一些特定的神有关系，如爱欲之神伽摩（Kamadeva）和作蜜神（Madhukara），但这不包括那些实现觉悟者。见Trilok Chandra Majupuria， Sacred Animals of Nepal and India（《尼泊尔和印度的神圣动物》），Lashkar： M.Devi， 2000，p.165。需要注意的是，有一系列梵语和中文文本是关于早期佛教文学中名字里包含“鹦鹉”的人的，如《鹦鹉经》（Karmavibhan·gadharmagrantha，藏语名Las-kyi rnam-par h·gyur-ba shes-bya-bah·i chos-kyi-gshun·）。中译本关于鹦鹉的文本，包括T.26《鹦鹉经》，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T.78 《佛说兜调经》，东晋无名氏译；T.79 《佛说鹦鹉经》，约435～443年求那跋陀罗译；T.80 《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隋代瞿昙法智译；T.755 《佛说净意优婆塞所问经》，宋代施护译；T.81《分别善恶报应经》，宋代天息灾译。新疆和尼泊尔也发现了一些梵文的《鹦鹉经》残篇。关于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残篇的深入研究，见Kudo Noriyuki（工藤顺之），The Karmavibhanga： Transliteration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Nepal（《鹦鹉经：来自尼泊尔的梵文版音译和注疏》），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2013。关于《鹦鹉经》的吐火罗文版残篇，见玉井达士“The Tocharian Karmavibhan·ga，”（《吐火罗文版鹦鹉经》）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Vol.18 ，2015，pp.337-381。他指出，比起梵文版，吐火罗文版的残篇与瞿昙法智的中译版更像。Georges-Jean Pinault，“Concordance des manuscritstokhariens du fonds Pelliot，”（《伯希和吐火罗版写本的一致性》）in Melanie Malzahn ed.， Instrumenta Tocharica， Heidelberg： Winter Verlag， 2007，pp.209-212。敦煌发现了《鹦鹉经》的粟特文版残篇，见《东方研究所中亚粟特文残篇》第93篇（A.N.Ragoza，Sogdiǐskiefragment ytsentral'no-aziatskogosobraniyainstitutavos tokovedeniya，Moscow： Izd.Nauka， 1980）。这个粟特文版的片段可追溯到西藏统治敦煌时期，见David A.Utz， A Survey of Buddhist Sogdian Studies（《佛教粟特文研究》）， Tokyo： Reiyukai Library， 1978，p.8；Mariko Namba Walter（瓦尔特女士），“Sogdians and Buddhism，”（《粟特人与佛教》）Sino-Platonic Papers， No.174，November， 2006，p.35。印度最常见的鹦鹉故事集是S＇ukasaptati，该集受到了早期佛教文学的影响。关于英文版翻译，见Haksar， ShukaSaptati： Seventy Tales of the Parrot，New Delhi：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0。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鹦鹉和商人的，体现了鹦鹉的正义、慷慨和智慧；见坂田貞二「鸚鵡と商人のおかみさん——インドの説話と昔話をめぐる断章」『思想』623號、1976、90～104頁。
[66]《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181页c。
[67]在当代的印度民间传说中，爱说话的女人有时会和鹦鹉联系起来，见John R.Perry，“Monty Python and the Mathnavī： The Parrot in Indian， Persian and English Humor，”（《蒙提·派森与玛斯纳维：印度、波斯和英国幽默中的鹦鹉》）Iranian Studies 36，No.1 ，2003， pp.63-73。
[68]《佛说骂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7册，第532页b。
[69]《善恶因果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第1381页a。
[70]这个由571行文字构成的写本残篇被伯希和带到了巴黎，带有原始编号；P.3516tt现在被改编为P.Sogd.5。见D.N.MacKenzie，The Sü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ctions in Sogdian（《粟特文的善恶因果经》），London Oriental Series 2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71]《贤愚经》卷一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436页c～437页a。
[72]《佛说长者音悦经》，《大正新修大正藏》第14册，第809页b。
[73]《杂宝藏经》卷八，《大正新修大正藏》第4册，第485页a～c。鹦鹉所具有的道德和精神品质使其能实现解脱。Robert F.Campany讨论了一个传入中国后被载入《杂宝藏经》（译于472年）中的故事：一只慈悲的鹦鹉从森林大火中救出了其他动物，天神给予了它奖励，见其所著Strange Writing： 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怪文：中古早期中国志怪文学》），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p.184-185。
[74]这是佛在做苦行僧时的名字。
[75]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第17页c。
[76]《六度集经》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第34页a。另外一个描述佛前世为鹦鹉王的本生故事，见《撰集百缘经》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231页a～b。寺院戒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第二十八章中收录了一个叫具相（An·kita）的鹦鹉的故事。它用自己的德行和智慧协助其身居高位的主人（也就是佛的前世）帮国王（King of Viheha）娶到了半遮罗（Pa-ñca-l）国王的女儿。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册，第342页a～345页c。敦煌有两篇题为《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的写本残篇，包括P.3791和敦煌研究院No.0336。见杨森《敦煌遗书〈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札记》，《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
[77]Yü Chün-fang（于君方），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ìvara（《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pp.442-447；Wilt L.Idema（伊维德），“Guanyin's Parrot： A Chinese Buddhist Animal Tale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ntext，”（《观音的鹦鹉：中国佛教中的动物故事与其国际背景》） in Alfredo Cadonna ed.， India， Tibet， China： Genesis and Aspects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Firenze： Leo S.Olschki， 1999，pp.103-150.
[78]《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中华书局，1972，第18页。
[79]一般被称为《大云经疏》。至少有两部该注疏的写本在斯坦因的收藏中被发现，分别是S.2658 和S.6502，后者略长。关于S.6502的研究，见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64～72页；金滢坤、刘永海《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以武则天称帝为中心》，《文史》2009年第4 辑，第31～46页。
[80]狄仁杰和武则天的对话，见《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圣历元年二月条，第6642页。
[81]吕宗力：《谶纬与魏晋南北朝佛教》，《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吕宗力对中古早期中国的政治预言传统的研究，见其所著《言辞的力量：265～518年间中国政治中的谶语》（Power of the Words： Chen Prophecy in Chinese Politics， AD 265-518， Bern： Peter Lang， 2003）。
[82]《广弘明集》卷一二《绝对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168页b～c。
[83]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鹦鹉告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720页。2015年6月5日，在美国发生了类似的一个事件。Peter Holley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起凶杀案。45岁的受害人Martin Duram于2015年5月在密歇根州被枪杀。他的妻子Glenna也被枪打伤但幸免于难。该案没有目击证人。他们养的非洲灰鹦鹉Bud一直在重复“别开枪”这句话。Duram的父亲Charles认为Bud目击了案发全过程。后来Glenna被控一级谋杀，法庭采用了Bud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