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古典”与“当世”之争^[1]

刘顺

摘要： 作为重要的话语策略，“古典”与“当世”之争在利益格局、政治结构及政治形态等层面，对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由于政治话语的强实践取向，技术和条件成为“古典”与“当世”之争中难以回避的“物质”基础，并强烈提示“当代性”的参与程度。而“情”和“俗”则成为“古典”与“当世”之争中行动者自我合法化的重要依托。“古典”与“当世”之争在礼制和国家制度融合加速的趋势中得以强化，也助推了士族衰落与皇权独尊的历史走向。

关键词 武则天 话语策略 礼制 皇权独尊

在唐史研究中，高宗武则天时期因其复杂的政治生态、纷繁的政治事件以及独特的政治景观而一直保有极高的受关注度。“古典”与“当世”之争作为特定的政治话语策略，虽然深度参与了当时的政治生活，但在政治事件与政治景观的光环之下，其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身影无疑极为暗淡。^[2]相较于史料的批判与解读以及理论的构建和反思在方法论上的高度成熟，话语维度的考察，尤其是对政治的话语维度及话语的政治维度的聚焦，尚不足以成为研究者的基本共识。即使是在“复古”与“革新”已然成为理解中唐而后思想世界的一组基本语词之时，其作为话语策略的意义，也难以在偏好区分保守与激进的常规视角中得到恰当的观照，更遑论“策略”之所以成立的整体情境。“古典”与“当世”作为政治话语策略，并非始于高宗武则天时期，但此时期独特的政治局势强化了其在政治博弈中被使用的频次，也由之提升了政治话语自我合法化的理论含量。而“古典”与“当世”之争在话语实践中所形成的策略偏好及其所导致的政治话语概念的变化，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在此意义上，对于“古典”与“当世”之争的考察，既是理解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生活的必要路径，也是自“内在理路”为中唐而后“古今之争”的解读提示一种言说传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