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研究中的四对关系

（一）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

如前所述，克拉克是从系统层面探讨不同的高等教育结构及其关系，通过“把组织的主要特征纳入统一的结构中”为其后的高等教育系统分析提供了参照；在探讨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时，由不同工作方式、信念、权力类型等因素变化推动的变革也因这些要素的不同而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例如，在高等教育的“三角协调模式”中，学术权威、国家、市场三者之间的博弈与妥协塑造了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系统，而三者影响力的消长则因各系统的地域差异而体现出较大差别。由于不同高等教育系统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不同高等教育结构要素对系统变革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变化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通常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进行。譬如在管理体制结构层面，波诺玛诺夫和博德曼（Ponomariov and Boardman，2010）通过文献计量研究发现，和过去美国政府重点支持涉及国家安全、能源开发、空间探索等的国家科学实验室的研究方式不同，近几十年来联邦政府在民用、民生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持续增加。一方面，基于政府所有、契约管理（Government-Owned and Contractor-Operated）的运营模式让更多一流大学有机会参与到重大战略需求以外的公益性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国会—资助单位—运营单位（国家实验室管理实体）—国家实验室”的管理结构将市场需求融合于大学的科研管理体制之中，在实现经费来源多样化的同时也扩大了国家权力的辐射范围。“在国家权力下甚至比市场相互作用之下发展得更快，而且它们本身要变成目的”（伯顿·克拉克，2001：288）。相对于国家层面对高等教育系统权力的微观渗透，高等教育系统对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明显，系统层面权力的分化使得高等教育结构的调适与优化成为改革中的新常态。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和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主义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不得不在大学自治和绩效管理之间寻求一种隐性的平衡。

（二）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指出，公共组织的变革很难从自身发起，大多需要其受益者或外部人士去推动。在当前教育改革的语境下，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变革更多地源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性或外部关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它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克拉克·科尔曾把从注重学术价值到注重学生消费者的过渡视为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Riesman，1980：foreword），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开始把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其分析范式。回顾美国和西欧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重返本科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运动和一系列教育问责行动不难发现，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如何回应和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迁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研究了美国、德国、挪威三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现分层的高等教育结构是实现劳动力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必要条件：在分层的高等教育结构下，个人的学业成就决定了其职业地位；而在无层次之分的高等教育结构下，个人的职业地位受其学业成就的影响较小（Allmendinger，1989）。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用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去预测或布局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规模有其合理性，因为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产物之一——文凭效应本身就说明了其所处不同的教育层次所具有的“信号效应”（Zhang and Liu，2019）。

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业态也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阿勒姆、加莫伦和沙维特（Arum，Gamoran and Shavit，2007：35）指出，高等教育结构的转型始终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过程，而高等教育的结构转型与规模扩张又反映出高等教育系统主动回应外部变革的诉求。在发达国家，在研究型大学传统入学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新增高等教育规模主要由次级高等教育机构（如社区学院等）承担。尽管承担职能有所差异，但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倡导终身学习等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变动不居的外部市场环境下，除了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之外，其学科结构也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劳动力市场发生关系。随着进入21世纪以来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有学者发出了STEM教育处于“危机还是过剩”的质疑。根据萨尔曼、库恩和罗威尔（Salzman，Kuehn and Lowell，2013：1-35）的研究，在美国大学中每两名获得STEM相关学位的本科毕业生中就有1名在毕业后从事非STEM领域的工作；而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有32%的本科毕业生由于职位不足最终放弃专业内就业。事实上，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加剧，即便是在STEM领域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有较大差异性（Xue and Larson，2015）。不过，从全球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来看，高深知识工作者、尖端技术从业者、卓越管理者仍相对短缺，这也正是现代大学在走出“象牙塔”之后仍要坚守“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现实意蕴。

（三）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关系

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关系是当前国外学者关心的另一议题。现代大学治理的目的在于解决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其核心问题是谁受益、谁应该受益。在应然层面，由于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和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外部效应，公共话语权始终围绕着现代大学的多元治理格局，而后者极有可能在系统层面对高等教育结构的改革产生影响。在多元共治的新时代，院校治理结构本身也体现着它对社会关注的回应。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大学中院校治理结构及其彰显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公共权力的博弈与制衡引导着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资源分配（Knott and Payne，2004）。具体而言，集权程度越高，院校对公共政治诉求（如对学生的关注多于对教师的关注、对教学的关注多于对科研的关注）的回应就越积极，进而呈现克拉克所说的“上升的政治特权”（Ascending Priority）；相反，集权程度越低，院校则越倾向于在外部市场寻求发展机遇和资源。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美国公立高校治理模式在绩效拨款政策推行过程中的作用，发现院校选择资助模式（如按比例拨款、生均拨款、配额拨款等）的差异对其发展表现有显著的预测效应（Tandberg，2013）。

一些新兴的高等教育结构形态近年来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是高等教育机构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克拉克在21世纪初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并未涉及此类大学的治理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探讨创业型大学的治理及其对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创业型大学所推崇的“创业”“创新”“敢冒风险”在其倡导的商业精神下逐渐被打造成一个个“孵化器”和“动力站”，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企业大学”（Enterprise University）的提法似乎比“创业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营利性大学”等标签更能清晰地突出这类大学的特征（Marginson and Considine，2000：2）；另一方面，扁平化、网络化、项目制等创业型大学的管理创新被越来越多地移植到其他大学，给基层学术组织和跨学科平台的优化与管理带来借鉴效应。此外，也有学者（Ehrenberg，2005：preface）研究了美国著名的营利性大学——凤凰城大学的治理结构，发现基于现代企业制度创立的这一营利性机构并没有迷失在提供教育服务和利润最大化之间，其高效市场化运作和管理中的成功经验为大规模在线开放教育和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总体来看，国外相关研究集中于现代大学治理时代院校发展如何回应外部诉求以及如何提升院校管理效能，对微观层面如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类型结构等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关系探讨较少。

（四）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系

阿特巴赫和莱特（Altbach and Knight，2007）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指在21世纪出现的跨区域的政治、经济、学术发展新动向，同时也涵盖学术系统、学术机构以及学术职业者所采取的应对全球学术环境变化的新政策和新举措等。在经济全球化的涌动暗流下，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一种趋势和潮流从20世纪末开始对世界上多个高等教育系统产生不可逆的影响，而这些系统也多采取开放和积极的姿态迎接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冲击。国外学者观察到，进入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微观层面对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德·波尔和弗尔（De Boer and File，2009）研究发现，博洛尼亚进程推动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欧洲高教区的建设也将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经验在其成员里借助内部机制（机构层面）和外部机制（系统层面）实现共享。而作为博洛尼亚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欧洲学分互认与转换机制的形成则在实然层面推动了欧盟内部的学生流动与资源共享。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专门探讨了欧洲高教区质量保障标准的设计理念（Leiber，Stensaker and Harvey，2015）、实施效果（Skolnik，2016）、其在推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教育衔接和合作当中的问题，比如行政干预过多、课程设计过于强调“一般性”和“可接受性”等（Brady and Bates，2016）。

分析上述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议题不难看出，国外研究者就二者关系的探讨突破了以传统政策分析和经典组织分析为代表的“宏大叙事”，并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微观层面（如双语教育经历、境外学习经历与成就、国际科研合作、科研人员国际流动）对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实际效能。已有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出自精英阶层和社会经济地位优势家庭的学生仍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受益者（Mok，2018），而这也在客观上加剧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公平。显而易见的是，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和地区，具有资本优势的家庭通过“主动国际化”策略有望实现资本的代际传递和增值。然而，人才流失无疑是对本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威胁（Cattaneo，Malighetti and Paleari，2019）。近年来一些非洲学者陆续提出“去国际化”（De-Internationalization）和“反国际化”（Anti-Internationalization）等概念（Jowi，2012；Heleta，2016），旨在倡导重塑民族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实现教育振兴。这些研究也聚焦如何吸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通过“反国际化”的行动“倒逼”本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变革。当然，这本质上仍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内涵及其扩散机制的另一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