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东印度群岛

口述者：东印度群岛占领军管理层　禾晴道

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言，荷属东印度群岛极为重要。因为日本能从印度尼西亚群岛获得石油等对其军事、经济极其重要的资源。在荷属与英属东印度群岛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让日本得以控制盛产石油的婆罗洲地区。其中，马辰于1月16日沦陷，巴厘巴板于1月24日失守，而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则于1942年4月被日本攻占。

和菲律宾群岛、缅甸、泰国、“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中国的伪满洲国以及其他日伪政权不同，印度尼西亚并不在“大东亚同盟”之内。“大东亚同盟”由日本于1943年10月5日提出，宣告梦想实现。看起来，日本似乎应该先对东印度群岛迅速实施直接的军事管制，让陆军和海军都获得清晰的管辖范围。1944年9月，随着战败局势日益明显，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承诺，东印度群岛将在“不久的未来”独立。

禾晴道身处海军行政机关，后者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婆罗洲、西里伯斯岛、摩鹿加群岛和小巽他群岛。“由于战争期间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所作所为，美国人判处我30年的劳役。1955年，我因为减刑走出巢鸭监狱的大门时，感觉自己唯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那年我37岁。”

1942年，我觉得占领他国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当我们的船抵达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片广袤的蛮荒之地。我想：“我们可以开发这片土地，并引入日本的先进科技。”随后，我们入住荷兰殖民者建造的房子。我们不动印度尼西亚人的一针一线，只拿荷兰人的东西。随便哪天，我们都可能会收到类似这样的命令，“要分配酒了，准备好桶”或“军官们，准备好接收威士忌”。到处都是尊尼获加威士忌⁽²⁾，它们曾是当地剥削者的财产，后来被我们没收。所以大多数时候，我觉得我们缴获这些战利品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4个新晋海军候补军官都不知道自己能派上什么用场，上级给的唯一命令是：“我们将对你们进行就地训练，作好准备！”我们曾制作过一份荷兰战俘名单。这些荷兰战俘被关押在一个由学校操场改建的监狱。我和伊藤先生专门去见了荷兰军官，后者是一名中佐。我们向他下达命令：“把战俘的名单列出来！我们要检查！”我们奉上级命令收集马卡萨城空房里的书籍。这个城市的荷兰人已经撤空了，他们的房子到处都张贴着军队征用的通告。我们找到很多被塞满的冷冻库，里面囤积了大量威士忌。荷兰人的衣服就挂在衣柜里，屋前还停着汽车。伊藤把那些书籍都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然后装车运走。我们白天干着各种各样的杂事，晚上则进行基本的军官培训，学习诸如海军章则、船舶操作和人员管理等基本知识。

我对这里的认知基本都来自一部叫《团吉历险》的连环画。无论我在学校学到什么，无论我见过多少像荷兰本土那样满布林荫大道的现代都市照片，《团吉历险》里描绘的南海就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甚至在听关于泗水的生活的演讲报告时，我脑子里想的也仍然是在一座小型荒岛上，一群裸体黑人土著坐在棕榈树下的情景。所以，当亲眼看到那里的真实模样时，我感到非常震惊。

我们的军令部驻扎在曾经的荷兰总督办公大楼里。那是一栋罗马式建筑，每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装有巨大的吊扇，房中甚至有热水供应系统。日本可没有这种条件。在这个占领区，我第一次见识到欧洲发达国家的模样。欧洲有大型的冷冻库，日本却还在使用小冰箱。占领区的日本士兵大多来自农村，他们连东京都没有去过，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马桶。由此，我内心开始滋生出一种遥远的焦虑：“日本，能赢吗？”

1942年8月，民政部门成立，我被分配到法律处。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实习海军少尉，是被随意分配进去的。其他各个部门也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在荷兰占领时期就在政府部门工作。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有疑问，他们都能为我提供一堆非常有用的资料和记录。我们完全沿用了荷兰人的管理机制，因为事实证明：哪怕稍作改变，我们也很难管理好这个国家，就算在基层也是如此。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首领和自治体系，这种体系完全是封建社会性质的，在当地非常普遍。在西里伯斯岛，荷兰人仅控制着马卡萨城的人口，其他地方则由各乡村的首领掌管。日本军事当局沿用了相同的管理模式，利用当地的封建体制。

我的首要职责之一，是陪同通信部门负责人视察当地维持公共秩序与安全的设施，包括监狱、警察和电话。我们坐车穿行在西里伯斯岛南部。一切看上去都在正常运转，在当地印度尼西亚人眼中，日本人是帮他们赶走荷兰人的解放者。曾在东印度群岛称霸的傲慢荷兰人，却在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当我来到日本军队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当地村庄的首领都会热情接待我。我穿着白色的军装，但把手枪藏了起来。当地人同时挥舞着太阳旗和印度尼西亚旗，以至于我打心底认为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很喜欢我们。这一切持续到1942年末。后来，西里伯斯岛腹地大米丰收，日本军队要求从中征收一笔用作军需。由此，当地人和日本军队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需要小心控制。

1943年，盟军开始轰炸。马卡萨城每天都会遭受袭击，人员伤亡数字开始上升。今天日本银行的总裁澄田先生在当时还是一名海军中尉，主管民政部门，我则负责民防系统。每次遭到空袭之前，城里似乎总会出现一束光，标明了我们的位置。人们开始怀疑有间谍作祟，但我抓捕间谍的行动没有任何收获。我不能肯定地说，城里存在专门针对我们的有组织的独立运动。我感受到了阻力，却又无法确定来自何方。这种感觉特别明显：以前，三轮车总是随叫随停，但现在你在马路上叫三轮车，车夫们会假装没听到，从你面前呼啸而过。

民政部警察事务处，开始联合1943年末成立的海军特警队一起大规模拘捕外国人、混血人种和知识分子。一开始，我作为翻译员参与了他们的行动。随后，我意识到日军的所有指控都是凭空捏造的，我拒绝继续与他们合作。我不喜欢军队巡视员身上的窥视心态，但这些最高级别的军人非常凶悍，我不敢批评他们，只能告诉他们：我能力有限，没法胜任翻译一职。在战后，所有认真参与了此事的日本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当时我也开始意识到，这一地区的右翼财团和军队已结成联盟。当然，我当时不会公开如何描述。我重逢了我母校校长，他也携妻来到印度尼西亚，他现在是南方觉醒建筑公司的领导人，该建筑公司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南方觉醒联谊会。每当军队需要修建通往飞机场的公路时，他们会为该项目拨出一大笔预算。此时，南方觉醒建筑公司就会包揽整个工程。只是这个公司究竟负责怎样的工作，其实并不重要。而这些预算，都属于特别的军事开支。

军方官员拿着那些钱和右翼人士一起去买醉。当地到处都是取着日本名字的饭店，这些饭店由精致、昂贵的木头建造。甚至军舰里也铺有华丽奢侈的榻榻米垫子，但像我这种阶级的人是禁止入内的，它们仅对高级军官开放，花销十分昂贵。尽管没有真正的艺伎，但那里有女仆。我们的指挥官偶尔会慷慨一回：“把你们全带过去耍耍，我请客。”我肯定，他有一笔专门作此用途的经费。我以前的校长——金子老师就经常和船长、大佐出门消遣。作为一个小小的海军中尉，我和他没有太多交集。因此就算同在马卡萨城，我也没见过他几次。但我听说他邀请军方高官到自己家里时会透露：“禾晴道是我的学生，曾在我学校里上学。请多关照他。”

在海军待满2年后，上级会问你想去哪里。如果你在晋升后还留在原来的岗位，那就是非常不体面的做法了。伊藤先生和其他一些人要求返回祖国，我则要求奔赴前线。我当时琢磨着：我是一名军人，留在这里干什么呢？我对解放印度尼西亚的工作没什么激情，想要去往一个正在激烈交战的地方。我已经对做一名低级官僚感到厌烦。

随后，我被分配到安汶岛，负责管理当地的海军特警队。安汶岛靠近新几内亚，在当时已成为事实上的前线。新几内亚战火纷飞，美军朝我们席卷而来。我从未学习过适用于警察工作的法律。我的上级是一名海军舰长，直接对我下达命令。我们负责落实军队纪律和规章，同时掌管军队内部事务。

我在专属于我的特警队办公室贴了两条标语：“我们是天皇的子民”和“人心是我们的堡垒”。事实上，我从没觉得天皇是神圣的，但我确实借用了他的权威。要完成工作，我们绝不能失去当地人的心——我是真相信这个说法，并且也是这么告诉下属的。

前往安汶岛报到后不久，我接到总部打来的电话，命我前往一所普通的住宅。在那里，我见到了金子老师，他和海军中将山形及其参谋在一起，正在分享一大瓶日本清酒。我的前任校长对我说话时，仿佛我是他的属下一般。“我得到了本地指挥官的许可，为我的船员建一个训练基地，我希望你来管理这个训练基地，我会派最好的海军士官给你充当教练，好吗？”南方觉醒建筑公司要在岛屿之间来往，所以需要船员提供渡轮服务。但现在，他们竟然开始让军队来帮他们训练船员。更让我震惊的是，如此重大的决定，居然是在这样的地方作出的。指挥官直接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回答：“如果这是命令，我会执行。”

从那时起，我同时管理海军特警队和接受训练的船员。他们也召集了印度尼西亚各位村长的儿子和当地年轻官员。这些人都很聪明，军方教授了他们简单的航海技术、摩斯电码和手势信号。我要向他们灌输各种意识形态，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和我们合作。我的说辞是：如果日本战败，他们的国家就会继续沦为殖民地。我请求他们与我们继续合作，直到战争胜利。

其实，我自己都不再相信那套说辞。但无论如何，我得利用它们。我觉得我们只不过是在把印度尼西亚变成我们的殖民地。我曾想象，我们会带领印度尼西亚人吟唱他们的独立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但现在，我们把那首歌给禁了。我甚至收到过一道命令，所有民族主义运动都被禁止。我们将当地人安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命令他们上报所有针对我们的谣言，甚至是最微小的也不放过。我们派人前往疑似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家里搜捕，但直到战争结束，我们也没有发现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在日本军队当中，气氛变得越来越恐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甚至上级都遭到醉酒士兵的殴打。一名海军舰长痛打了一名指责他专横的平民行政官。甚至还有一桩谋杀案被掩盖过去。官方说法中，被害人是因病去世的，但当我想要展开调查时却被告知，案子已经结案。主管舰长骂我：“愚蠢的菜鸟！不要将你的鸟嘴伸向不属于你的地方。一场灭绝之战即将爆发。如果我们惩罚了这个人，就会削弱日本的战斗力！”随后，他建议我离开警察部队。“你去管理防空部队怎么样？”这是一种威胁，因为一旦主管了防空炮阵地，你将成为敌军雪崩般轰炸的目标。这件事让我确信，军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组织，不值得我信任。从此以后，我不再催促我的属下追捕罪犯。

印度尼西亚人从他们的“非法”短波电台得知日本在新几内亚战败。一旦发现当地人在耳语此事，我们就以传播谣言和动摇军心的罪名逮捕他们。单凭收听电台的罪名就足以判处他们死刑，这已经被写入军法，而且人们也接受了。我们有过这样的先例。

但我还是相当谨慎，从未当着印尼人的面做任何危害他们的事。甚至当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时，我也不会让他们发觉。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而是一种策略。激怒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杀鸡儆猴只会激起更强烈的负面反应。在其他地区，日本当局的确采取了杀鸡儆猴的做法。但在我的地盘，当人们得知我们抓捕了某位反抗我们的人，我总会告诉那些人，犯人已经逃跑，尽管事实上他可能是被我们处死了。我知道，如果当地人对我们展开游击战，我们的军事占领将逐渐失控。

1944年，美军飞行员坠落到我们的地盘。陆军和海军参谋们对他们进行了审问，并且拿出地图让他们标明某些位置。一旦从他们那里得到所需情报，上级就会下令“处理他们”。我学过一点法律，了解国际规则，知道这是非法的。但这些双引擎洛克希德战斗机每天都在我们上空撒野，为所欲为。我们所有飞机都被击落，根本无力阻挡敌人的飞机。对此，我们既愤怒又沮丧。当你失去战力只能忍受敌人攻击的时候，复仇心一定会非常强烈。现在终于抓到他们了！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这是非法的，”我想，“但日本要么被全体歼灭，要么取得胜利。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输下去，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活着回去。我会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受到审问吗？不太可能。我们会全部战死沙场。如果我们赢了，就更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因为这是上级的命令。”百感交集的我更多地觉得：“你们竟敢轰炸我们！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战俘就特别对待他们。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

当然，在作为战犯出现在审判席上时，我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只说，我没有选择，只能服从命令。但真相是，我确实想杀了他们。尽管如此，当我看到他们的脸时，还是会感到怜悯——他们和我们的士兵一样年轻。今天说出这话来，我感到羞愧：我当时有种奇怪的虚荣感，但我又不想在自己士兵面前陷入尴尬。当时准备死刑和负责挖掘坟墓的士兵都在看着我，如果我表现不好，就会沦为笑柄。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当时的心理，我会说，那才是我杀死他们的原因。俘虏们的脸都非常苍白，眼睛蒙着布。你需要真实的合法文件，包括一份判决书和一道死刑命令才能执行死刑。但当时我们没有进行审判，也没有进行听证。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我还是宣布：“你们被判处了死刑。”他们问：“为什么？”如果我把他们的疑问听进脑子里，那我的内心必定陷入挣扎，所以我拿着军刀，迫使他们跪下。

他们一共有3个人。我们当时使用的是刀，因为用手枪会有风险——枪声会激起当地居民的民愤。所以，我们没有采取枪毙的办法。我们把俘虏带到深山，避免被当地人看见。美国人、白人、手枪，我只记得这些，我甚至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在前线坠机的敌军飞行员全部被处死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因为他们的出现是日军正在全面溃败的铁证，日本军官不希望这个消息在部队内散播。所以，这应该就是他们被处死的原因。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怀疑这种杀无赦的政策在当时被广泛执行。考虑到整个前线都出现这种事，用当地指挥官的自发秩序来解释，恐怕会很勉强。一定有来自更高层次的原因。但直到今天，佐官们从未就这一点进行过解释，也没说过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话。有时，我会偶然遇到他们。和他们一起饮日本清酒时，也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们仍然不愿意提起。

我之所以不让下属来替我做那件事，是因为他们全都当过警察。他们有老婆和孩子，他们不再年轻。我同情他们，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充当刽子手比较合适。战争结束时，我担心我的整支部队都会被处死，但最后只有两名属下受到审判。其中一名被判处死刑，剩下所有人都返回家中重操警察旧业。

战后，荷兰人没指控那些遵循日本陆军和海军颁布的军事法程序的人。即便审判中涉及可怕的事情，他们也没有提出质疑。虽然他们检查了戒严令的宣判与执行，但没有对我提出诉讼。南方战区海军特警队一半的人，包括指挥官和普通成员都被判处死刑。这也表明，很多案件没有走正常的审判程序。然而，美国人还是命令我挖出死于我手的人的骸骨。挖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尸体还是新鲜的，就像腌牛肉，尽管已经过了几近一年。

真可怕！当时协助我执行死刑的曹长吉崎和我一起清洗了他们的尸骸。战争快结束时，我们不得不自己种植粮食。与当地劳动力的争吵不断发生，我们支使他们做这做那。陆军设法削减我们的补给，并威胁出动宪兵队，我们的食物配给减少了40%。部队里一半人负责建造军事阵地，一半人负责种田。我们真的很饿，但不能说出来，我们必须就这样忍耐下去。我们向当地劳动力支付的报酬全都是军用钞票，那基本毫无价值，等同于白纸。

由于陆军没有提供足够的补给品，海军开始对陆军怀恨在心。就在前线，日本海军和日本陆军像敌人一样打了起来。如果战争再持续6个月，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拔枪相向，抢夺对方的补给。我觉得当地宪兵队的行为有些残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假案。宪兵队一个接一个地逮捕村庄首领，指控他们是间谍，并处死他们。

我有许多同事加入了安汶岛战争老兵协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认为，我为那些事情承担了全部的责任，是一个阵亡品，甚至是受害者。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他们都是那样看我的。我没有问他们在岛上都做了什么，因为每个人自己都心知肚明。他们虽然没有谈起，但他们记得，这些事情不可能忘记。我问他们：“如果外国军队在日本做了和我们同样的事情，你们不会愤怒吗？”他们通常都同意我的观点。但分别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做。我猜，很多人仍然感到恐怖。如果承认自己打了一场肮脏的侵略战，那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事情，将会变成一种耻辱。他们否认了自己的行为，我觉得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一件好事，我遭到惩罚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我直接被放回家，如果我的一切行为都被原谅，这反而会更让我感到恐惧。如果当初直接回家了，我或许会参与竞选，成为一名官员，并最终沦为因腐败而名誉扫地的保守党派。如果我们为民族利己主义所做的事情被接受了，那才是最可怕的。很遗憾，现在的日本领导人都是我那一代的人。

今天，日本政府开始试图将日军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合理化。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现在每个月都收到一笔抚恤金。我作为战犯在巢鸭监狱服刑的年月，也被算进服役时间内。这相当于日本这个国家在说：“非常感谢你的付出！你是在为日本的利益而行动！”虽然我作为战犯被美国人判处了30年监禁，但这是外国的判决，在国内没什么影响。我在离开巢鸭监狱后，也没有人以奇怪的眼神看我。

我曾七次回到印度尼西亚，印尼人不想让我们参观战争博物馆。但如果我特别请求，他们会带我去。所以我最终还是参观了雅加达战争纪念馆，但不允许携带照相机。他们陈列了很多日本人在战争期间镇压印尼人的照片。今天印尼的政治家要向日本请求经济援助，他们是觉得既然自己拿了日本人的经济援助，就应该避免让日本人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