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建泰缅铁路

口述者：乙级战犯　阿部宽

1942年，帝国陆军参谋本部命令南部的军队在缅甸东南部修建一条铁路，连接缅甸和泰国的战前铁路系统，为北缅规模庞大的日本部队运输增补人员和后勤物资，以对抗印度的英军和云南的中美军队。军队规定的任务期限为18个月。泰国的塔布扎亚特（Tanbyuzayat）和班蓬之间有多达265英里的丛林和瘴气沼泽，这表明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最危险的国家之一。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劳工总数约25万，连同6.1万名盟军战俘，一起投入到铁路建设中。盟军战俘中，约一半是英国人，四分之一是澳大利亚人，约700人是美国人，剩下的大多是荷兰人。铁路于1943年11月竣工。其间，大约五分之一的盟军战俘丧命。虽然准确的数字已无从查考，但至少8万当地居民因此丧命。

1941年1月10日应征入伍前，我正在东京和下关港市之间为铁道部计划修建的超级特快列车检测轨道。我和另外21名年轻的军官花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从缅甸日军第5铁道联队的一名新兵，成长为初露峥嵘的少尉。第5铁道联队由大约600名不那么年轻的士兵组成，他们的年龄几乎可以当我的叔叔。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当过铁道兵，而且已服满役返家，但重新被日军征召。

1942年8月15日，我们乘坐一艘4 000吨的运输船离开宇品港，前往缅甸。他们给我们这些军官预支了6 000日元，将那600名士兵带到南方。我们首先咨询这趟旅行可能需要购买的东西，最后确定啤酒最为合适。我们将决定提交军令部，并开始往船上装啤酒。船舱很快就满了，但船长对此很生气，质问“你们这些部队是怎么回事”。我们让他闭嘴，然后继续装。我们要确保，这些酒能支撑我们到达仰光。那趟旅程中，士兵们想买多少酒就能买多少酒，一瓶价格25钱。由于船上无事可干，他们很快就吵着要啤酒了。刚到台湾高雄，船上的2.4万瓶啤酒就已全部被我们喝光。于是，我们就用士兵买酒时付的钱，又补充了新的啤酒。大家精神抖擞，继续航行。到新加坡，酒又喝光了，于是我们又补充了虎啤。9月8日，我们抵达仰光时，平均每个人还有两三瓶啤酒没喝完。整天喝啤酒的日子结束了，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再也没有沾过一滴啤酒。

“进入丛林，修一条铁路！”这是我们在缅甸得到的唯一命令。那里的丛林茂密得令人难以置信，又深、又黑，参天的大树简直不像是真的。丛林里连路都没有，我们也没有准确的地图，只有一张很久以前英军绘制的草图。草图上零星标记着村庄的名字，你也许还能大致辨别出图上的山脉，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就这样，我们开始动工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骑着大象进行勘察，测绘基本的地形。继而砍伐树木，大致估算哪里可以铺设铁轨。

泰缅铁路的计划长度是400公里，我主要负责泰缅之间的边境区域。我们砍掉山脚的树木修出一条路，再用车辆把其他建筑材料拉进来。感谢新加坡的英国人，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享用到他们的杜松子酒、威士忌和香烟。英国烟真是美妙，“海军切片”更是一级棒！当大象没有按时运送食物过来，我们就到河里炸鱼。青蛙、蛇还有蜥蜴，都是我们的日常菜品。粉色的蜥蜴肉非常美味，所以一到午饭时间，我们就会派出约10个人去抓蜥蜴。那里的蜥蜴体积特别大，捕捉的时候，你必须先用木棍把它们敲晕。

1943年9月，工程终于到了铺设铁轨的阶段。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使用战俘。沿线每5公里都有1个战俘营，每个战俘营约1 500人，由不同的警卫队管理。我必须在一条30米深的河谷上方，建一道90米长的木桥。没有大象的帮助，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在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里，我拥有一头属于自己的大象。每个缅甸建设志愿军工人每天的工钱是1卢比，但每头大象每天的租金却是2卢比。所有人都对大象照顾有加，甚至连那些成天殴打缅甸人的日本士兵，也不会动大象一根毫毛。在早期，我们所有的食物和设备都依靠大象来运输，每个小队配有大约10头象。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用长铁链锁住大象的前腿，让它们在山上自由活动。大象会在山上寻找野生的香蕉和竹子吃，并将泥巴裹在身上，避免虫子叮咬。早晨，缅甸象夫会根据脚印找到大象。它们通常就在一两公里远的地方，然后大象们会到河里洗个澡。每一位象夫都会用刷子为自己的大象擦洗。这些大象看上去非常享受，在河里滚来滚去，过程大概持续30分钟。洗完澡之后的它们腹中饱足，浑身清爽，精神焕发。这时候你就可以给它们套上鞍座或绳索，大象们会听从命令，好好干上一天的活。

一旦遇到树木，从前当过木匠的士兵就会接手。他们将树干加工成方截面30厘米×30厘米、长度80厘米的木料。每5米的桥梁，需要16根这样的木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准备天文数字般的木材。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棵看似结实的树，可以在1个月内被虫子蛀空。我对树木一无所知，所以只要看到又大又粗的树木，我就直接下令：“把它们砍下来！”我们砍下树干，用大象将之拉倒，堆放到卡车上运走。开始时我们会就近寻找树木，但后来因需求量太大，我们不得不越走越远。萨科莱（Sangkrai，音译）的那座大桥是我规划并真正监督建造的第一座桥，那是一座建立在石基上的木桥！旱季河流水位较低的时候，我们就筑坝拦水，露出河床上的石头，然后为木料钻孔。我恳求联队长给我弄来一些水泥，我们将木桩插入石洞，并灌入水泥作为接合剂。只要用少许水泥固定，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围绕木桩，建造大概1米高的船形结构体，并用石头填满。这样可使水流绕开，水流湍急的季风季节便可以保护好桥基。

我们需要依靠那些石基造桥。不久，这里就开始下雨，但桥基挺住了！那是一幅壮观的景象！我们同时从河谷两边铺设桥梁，大桥从河面上一层一层升起，逐渐成型。这些活都是我们借助绳索、滑轮和一些铁条，凭人力完成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受伤。我没有让战俘参与，这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桥上所有木料的处理和铺设都由日本人进行，木板的固定也是我们自己完成。有时候，我们还要走到水里，顶住水流的冲刷，走向木桩，安装金属配件。我确实使用了战俘来拉绳索，但我没有让穿着皮鞋的他们爬到木架上走来走去，因为在二三十米的高空，摔下去你就死定了，这些工作是由10～15名日本人完成的。

缅甸人和日本人在工作中齐心协力。考虑到我们使用的工具，甚至连英国官员都认为，日本军队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我们浑身只缠着腰布，在湿漉漉的大雨里劳作。穿着雨衣的英国官员在观看我们工作的时候，脸上惊讶的表情似乎在说：“干得好！”每位英国官员手里都拿着一根轻便手杖，并时不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向我们致意。但我只是对他们大喊：“滚开！你们挡住路了！我们在这里不是给你们搞娱乐表演的！”

当16根木梁组合起来，整座大桥看上去气势恢宏。我们进行了一次通车测试。一辆C-56型号的机车冒着烟、鸣着汽笛开了过来。这辆机车重达150吨，速度不是很快，因为铁轨尚未完全完工。终于，机车抵达我们的桥梁，大队长就在车上。“阿部，”他对我大喊，“你也给我上来！”我当时满脑子都在想：“如果桥塌了，我就得和他同归于尽。”

我紧紧攀在机车上，大声下令：“向前！出发！”机车缓慢前移。我仔细倾听是否有任何异常响声，但大桥纹丝未动。“万岁！万岁！”我们的士兵大喊。“万岁！”缅甸人也跟着我们一起喊，甚至连战俘口中也冒出类似“万岁”的话。这真是难以置信，一辆发出轰鸣声的机车竟可以在这片此前无人涉足的野地里畅通无阻地前进！而我们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根本不可能的任务！

修建铁道的士兵冒着重重危险。铺完铁轨后，我们要铺上碎石。日本士兵需要在附近炸山取石，然后再用炸药把石头炸成碎石。战俘们则负责把碎石整合成大小合适的石块，或挖土。他们的身体太虚弱，无法干太多的活，而且也不愿意干。就算与日军合作，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电影《桂河大桥》对当时桂河的英军战俘进行了描写，但那完全是虚构和想象出来的。在那部电影里，负责管理战俘的是铁道部队，但那并非事实。我们的部队负责造桥，劳动力是从战俘营租借来的。我们会到战俘营询问：“我们今天能否借300个人？”警卫队就会向我们提供战俘。我们为战俘分配不同的工作，如100个人去挖洞，50个人伐木。在那部电影里，造桥的却是英军战俘。他们说：“日军的造桥方法全都错了，让我们来吧！”然而，这些场景从来没发生过，他们从来没有为我们造出过桥梁。电影里，威廉·霍尔登和他的小分队偷偷溜进后方，把桥炸毁了，这也并非事实。

泰缅铁路修好后，第5铁道联队又被派去执行运输补给并维护缅甸其他铁路的任务。北缅地区日军数量庞大，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给。1944年整整一年，我们都在密支那铁路上忙碌。这条铁路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一直向北延伸至印度和中国的边境。从东部进入的英国军队，实际上每天都在攻击该铁路。英军白天派飞机过来轰炸，我们就在晚上进行维修，火车必须在黎明前通过。我们必须计算出扔下来的炸弹总数和爆炸的炸弹数量，因为有些炸弹可能扔下来时并没有爆炸，等到我们进行铁路维修时才突然爆炸。白天我们待在丛林里，唯一能做的便是睡觉。每隔一两天，我们就必须换地方扎营，英军甚至不需要再担心我们的飞机。他们沿着铁路埋设大量诡雷，如果你不幸踩中其中一个，弹片就会从脚底往上射穿你的身体。有时候，敌人会从空中撒下传单，上面专门标记着我们的军队编号。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竟然了解我们的一切。

奥德·温盖特的英国特种空降部队“钦迪特”在离我们30公里的地方降落，我们此时必须保护好附近的一座桥。他们乘滑翔机过来，还配备了重机枪和迫击炮。英军的战斗机就在上空翱翔，为他们做掩护。茂卢附近的铁路被切断，我们的一个师团就驻扎在那里，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断水断粮。得到该命令后，我们携带着仅有的一些步枪和两三枚手榴弹开始出发。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接受过战斗训练，当时又是白天。敌军重机枪的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嗖嗖乱飞，迫击炮炮弹爆炸的声音传到我们耳中。

我大喊：“前进！否则我们会被困住的！”敌军飞机在我的左侧扔下了一颗炸弹。我看到我身后冒出了红色的火焰，那是从一个类似巨型煤气灯的火焰喷射器中喷射出来的。我们这些仅配备了单发步枪的铁道兵匍匐着爬过稻田，甚至连子弹都不够，敌人却有火焰喷射器！我迎面遇到7名英国士兵。看到我的一瞬间，他们就用手里的自动武器朝我扫射。我躲到一棵树后面，看见他们用榴弹发射器对准我，然后发射出一颗榴弹。后来，我全身取出了22块弹片，左腿伤得非常严重，能保住性命已属幸运。其中一块弹片扎进我的膝盖上方，位置实在太深了，以至于直到战争结束，那块弹片都一直留在我体内。在这次行动中，我们总共阵亡30人，其中包括2名军官；受伤的还有另外30人。

1944年3月18日，上级把我调出并派往后方，我在医院度过了。5月初，我的伤口仍然在渗出脓液，但敌人就在附近。军队需要军官，所以我便带伤回去报到了。

在我受伤期间，上万日军士兵奉命进入缅甸深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补给支援的情况下。他们把大米和武器装在马车上，一路拖着前进。行到马车无法前行的地方，他们就把补给卸下来，扛在背上继续前进。然而，无论走多远，前方等待他们的永远都是无穷无尽的丛林，还有一大群蚊子。所以，他们无可避免地患上了疟疾。如果水源不好，他们很容易就会腹泻。深山中，部队间也无法保持联络。那里没有弹药，没有食物，士兵们都是溃败的掉队者。数十万士兵的尸骨被遗弃在缅甸。在帝国大本营发出命令时，那些中将和大将们本该提出抗议，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可以维持士兵生存的弹药和食物。

然而，在发布了催促军队前进的命令后，将军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却趁机逃离。缅甸的日军高层军官被英军处决，但“伟大的”中层军官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回家了。

1945年1月8日，我们接到命令，前往腊戍铁路线上一个叫舂美（Chōmei，音译）的地方。那里的北部正在激战，我的任务是通过铁路将2个师团转移出来。抵达之后，我们在晚上将一车又一车的人带上火车，然后沿线运走。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3月。其间，我们疏散的士兵一直在抵抗试图碾压过来的敌人，但最后还是寡不敌众。3月8日，我们将104名生病的士兵运上前往曼德勒的火车。火车刚出站，敌人就到了。

我一路瘸着腿回到毛淡棉市。抵达之后，我的膝盖又红又肿，根本走不动，军医把我送上了回曼谷医院的火车。途中，我要求火车在萨科莱停一下。我的护理员背着我，来到能让我看到那座桥的地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敌军的重点轰炸目标，但从未被炸弹直接命中过。这座桥横跨在陡峭的河谷间，轰炸机没法对它进行直接俯冲。它仍然在那里，就和当初我建造完成时一样。我望着它有些陶醉地想。我坐火车来到泰国，并于1945年7月20日左右抵达曼谷。但我一直保存着那段记忆。在日军灾难性的溃败期间，很多士兵都是通过泰缅铁路撤退到泰国的，很多人因那座桥保住了性命。在这点上，我感觉自己起到了了不起的作用。

阿部宽因为参与了泰缅铁路的修建而被指控为战犯。他在、第21章里讲述了那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