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籍战俘监管员
口述者：战俘监管员 笠山能吉
他自称笠山，这是他在战争时期使用的名字。他的朝鲜名字叫李圭一。采访的时候，他双手放在桌上，拳头紧握。说话时，拳头微微颤抖，但并没有产生愤怒或其他情绪。他的日语非常流利，只夹杂着一点点朝鲜语的痕迹。他是同进会的一员，那是一个由大约40名生活在日本的韩国乙、丙级战犯组成的团体，他们因对盟军俘虏犯下罪行而在战后受到指控和定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都像他一样，是平民职员，被日本军队雇佣或征召，干一些卑贱的工作，包括监管俘虏。
在汉城，住在我附近的工人，有时候会在半夜突然失踪，直到一年半载后才再次出现。当你问：“嘿，你们去哪儿了？”他们会说：“别问，我不能告诉你。”我曾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他和我年龄相仿。当时只有我俩在一起喝酒。我能问出来的，就只有他被军队抓走，在某个军队码头里当苦力的信息。我想，或许很快就轮到我了。如果你可能被秘密抓走充当苦力，最明智的方法是尽可能加入公共部门。1941年，我通过考试，成为日军中一名“穿制服的平民”。虽然我看上去是自愿加入的，但其实是身不由己。当时就连社区管理处都会告诉你，如果你不表现得自愿、积极，他们就会切断你的食物配给。
当知道马上要去往东印度后，我去了一趟京城的丸善书店。京城是汉城当时的旧称。我在丸善书店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印度尼西亚语教材，然后开始自学。1942年6月，我在釜山港正式加入军队。我们接受了电磁感应器的搜身，当他们发现我那本教材时，我受到了小队副的严厉训斥：“从今以后，全世界的人都将使用日语。你学印度尼西亚语和英语做什么？”
他痛打了我一顿，并让我牢记自己是一个带有“西方思想”的蠢蛋。但他们没有拿走我的书，所以我在船上继续学习。当抵达爪哇岛的泗水时，我已经可以用马来语和当地人打招呼。
当时日军打了胜仗，我们激动得到处分享这个消息。在当地，只要帽子上镶着一颗日本星章，你就是个大人物。我的车技很烂，所以我开车总是沿“之”字形行驶，人们纷纷避让我。当时我穿着狱警的制服，乍看上去与正规军服一样，但我们没有军衔。我负责监管战俘并协助野外营地的运转，并不是上前线打仗。像我这样的朝鲜战俘监管员有大约30人，我们的上级是一名日本准伍长、一名小队副和另一名军官，后者通常是一名中尉或少尉。我们要对他们的命令绝对服从。他们总是说，命令来自他们的天皇陛下，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就是忤逆天皇陛下本人。
我们从爪哇岛出发，将大约2 000名战俘押送往新几内亚，并将他们分散到安汶岛、哈鲁古岛等地，我被派到哈鲁古岛。我觉得他们这是为了建造用于攻击澳大利亚的飞机场和军事基地。抵达哈鲁古岛后，我发现那里没有房屋，没有营房，什么都没有。我们用随身携带的毯子取暖。只要3分钟，你就会浑身湿透。几个小时内，你就会感冒腹泻。那里没有煮饭用的柴火。我们砍下树枝，浇上仅有的一点汽油点燃。我们用竹子搭建房屋的框架和地基，然后用干燥的棕榈树造墙和天花板。我们一点点地改善生活环境。我们管它叫营地，但那里甚至连一道篱笆也没有。因为四周都是大海，我们根本无从逃跑。每个长方形的小屋里关着约100名战俘，屋子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过道。战俘就睡在过道的地板上，我们管那叫“床”。他们仅有的衣服，就是自己的军装。
我所在的营地有荷兰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以及几个美国人和一些东印度人，2 000多人混杂在一起，其中大多数是东印度人和荷兰人。荷兰人中，有一些是军官和医生，军官另有单独居所。与荷兰人相比，英国人相当傲慢。战俘中，一些人专门担任日本人的口译员。
日军在每个监管部队里都安排有15～20名军官或军士。虽然这些军官中有些是从军事学院毕业的，但他们几乎都不会讲英语。由于我在汉城的基督教青年会那里学过一点单词和语法，并且和美国传教士交流过，所以我会讲一点英语。我祖父的朝鲜古玩商店就开在朝鲜大酒店的对面，专门做游客的生意，所以英语至关重要。
每天早晨，各工作单位会来领取战俘。我的职责是将所需数量的战俘交给他们。除了生病的战俘留在所谓的医院里，其他人都必须去工作。谁留在医院由战俘群中的医生决定。有时候，日本医生会过来检查。如果战俘医生允许工作的战俘数量太少，日本医生就会说：“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是可以去工作的，他病得没那么严重。”战俘的工作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各休息一次。岛上有个大“厨房”，战俘们在那里做饭，我们也自己做饭。
修建飞机场的施工队拥有更多的工具，包括从荷兰军队处缴获的推土机。日本士兵不懂如何操作推土机，但英军中的印度人懂，所以他们负责开推土机，将机场推平整。日军花了4个月，用1 000名劳动力建起了一座机场。当然，为了让战俘工作，我们免不了对他们又打又踢，但他们就是要尽可能地少干活。强壮一些的战俘会以最快速度干完活，然后坐在那里看。这时候我们就会出面，暴脾气的日本兵会扇他们耳光。战俘有时候也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比如偷窃，甚至偷施工队的东西。在施工队的人眼里，那些失踪的工具就像天皇陛下亲授的武器一样贵重。战俘们偷的东西中有一部分是消耗品，比如纸张和食物。我们的衣服对战俘来说太小，所以他们不偷。一旦被我们抓住，偷窃者就会遭到痛打。
我主管办公室的文书工作，也经常负责采购事宜。我到村子里去采购，顺便也给自己买点东西。我不抽烟，配发给我的香烟被我拿去换食物了。我把换来的食物藏在库房，饿了再拿出来吃。当地人都很合作，至少表面如此。他们还能怎么办？我们会指定，哪些商人可以和军队进行交易，而我是军队杂货商店和村庄商人之间的中间人。我从战俘处收集采购清单，检查一遍后交上去。我们会以国际法的标准，为战俘支付工作报酬。战俘军官的薪水和日本军官一样，但只能拿基本工资，没有家庭津贴或风险补贴。如果你将工资一次性支付，他们会利用那笔钱逃跑，所以我们强制他们存钱。战俘每个月到手的零花钱只够买水果、糖等物品，剩下的全都被我们强制存进储蓄账户。我们用军用钞票发工资。
监管人员的工资也用军用钞票支付，我们大多数钱都寄回家存了起来。日本人也不希望我们手里有太多钱，我们只能拿到10日元。如果你能拿到现金，你就会去找女人、买醉。岛上有“慰安妇”，日本人、朝鲜人和当地人都有。但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让战俘也去找那些女人。
战俘需要食物和医药用品，我们也没有什么大餐，只有大米和木薯的叶子。我们用木薯叶，加上少许大蒜、盐和一点黄油煮汤。我们上级的生活条件也一样。食物是匮乏的，日本陆军规定必须让日本人先吃饱，然后是当地人，最后剩下的食物才留给战俘。
战俘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痢疾。有时候就算他们挺过痢疾的折磨，我们也没法为其提供足够的食物，所以营养不良就接踵而来。战俘们变得非常消瘦，嘴唇都是干的，视力浑浊不清。战俘用彩色明胶纸发明了一种眼镜，保护眼睛不受阳光直射。病人情况日益恶化，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很多人都不会死。但我们甚至连足够的盐都没有，战俘的医生恳求：“多给我们一点盐，每天的标准至少应该是5克。”但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没有盐，人根本活不了。倒霉的战俘被送到了可怕的地方，而幸运的战俘则留在基础设施齐全的城市，那里也许会有好一点的医院。
每天都有战俘死去，我们连挖坟墓的时间都没有。我们挖不了深坑，因为当地的土壤沙化严重，坑的边缘容易坍塌。我们也没有其他工具，只有铲子和斧子。因此，我们搭建了一座小屋，取名“安息所”。当然，这活得由战俘来干，不然谁还会做？数百具尸体堆放在同一个地方后，整个岛上都开始弥漫尸体腐败的味道，那是死亡的恶臭。战俘当中，士兵死得比军官快，因为军官只负责监督，不需要干“重活”。如你所知，这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日军的战争局势日益恶化。本来就稀缺的补给品变得更加匮乏，送达的时间也越来越不稳定。我们尝试从主岛的印度尼西亚人手里购买药品，但货船也被盟军的潜艇击沉。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依靠每天摄入1 500卡路里活下去，维持人类生存的每天最低卡路里摄入量是2 000大卡。我负责将日本陆军和各级军官的命令传达给战俘，告诉他们每天该干什么。由于战俘军官是从朝鲜监护员笠山口中得到命令，而不是从日本军官那里；所以他们认为，至少有一半的命令是我私自下达的。战争结束后，这个证词在审判中出现了。
如果我没学过英语，下场可能会好很多。就因为我懂英语，所以我不得不担任战俘和日本陆军之间的口译员，并为别人的罪行承担责任。是的，因为懂外语，我的工作比别人更轻松一些。在办公室里，我经常以“有很多文书工作要忙”为借口逃避了许多繁重的训练。我们雇用了口译员，但很多日本“马来语口译员”根本无法和当地人交流，一点也不行。我们这些“平民职员”共计有3 000人，全部来自朝鲜半岛，并全部被分配到南方。我们学习马来语的速度很快。如果你想有所作为，这就是唯一的出路。此外，因为我需要和战俘对话，所以我也从他们那里学习语言。
营地禁止使用收音机，但他们还是设法搞到收音机。他们把收音机拆解，每个战俘拿一个部件藏起来。每次他们搬地方，我们都会搜身找他们的收音机，但从来没成功过。再次安顿下来后，他们就会把收音机拼凑起来。战俘里有技术专家，可以在森林里完成收音机的拼凑，而日本陆军中只有特种部队才掌握这种技能。战俘们可以安全地和外界交流，并且知道战况正在向自己这方倾斜，作为战俘监护员的我们却对这些一无所知。我有时候会和他们的军官聊天。我们几乎会开玩笑，谈论谁会赢得这场战争。
在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飞机在我们上空咆哮。我往上看到每架飞机都安装了2个探照灯。经常和我聊天的英国皇家空军上校就说：“笠山，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日本人的水上飞机。”我回答。“你真是一无所知。”他说。我感觉受到了冒犯，大声吼回去：“你什么意思？”“那是洛克希德P-38，有两个尾翼，它们是来这儿找我们的。如果是日本海军的飞机，它们怎么可能大晚上飞过来呢？”我让他继续说。“你最好听清楚了！”他说，“很快，不超过2个星期，轰炸就会开始。”
10天后的上午10点左右，我们遭到了轰炸。奇怪的是，他们避开了营地，炸弹只落在营地防御带之外，大约500名当地居民在那次突袭中丧生。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大轰炸。我必须去查看在机场劳动的战俘的情况。于是我骑着自行车穿过燃烧的树林，我紧闭双眼，在路中间猛踩踏板。当到达机场后，我发现他们毫发无损地聚集在那里，神色淡定，甚至连一点慌乱之色都没有。
最后一段时间，问题不再是我们给不给战俘食物，因为连日本士兵也断粮了。真是悲惨！有时候，一些从被击沉的运输船上下来的日本士兵会来到岛上，他们几乎是裸着身子的，连野营餐具和刀剑都没有。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你真的没法为战俘做什么。我们靠喝米粥度日，几乎没有任何下粥菜。蔬菜有一些，但非常少。此外，还有一些水牛肉和鱼肉。
当机场差不多建完后，我们奉命返回爪哇岛。日本的飞机从来没有使用过那座机场。离开哈鲁古岛回去的途中，我们再次遭到轰炸。我们是随一支小船组成的护航队离开的，我所在的船只挤了大约400人。敌军飞机直接从空中俯冲下来，机关枪吐着火舌。我当时坐在两个朋友中间，事故发生后我跳到海里，其他人也跟着跳海，然后船就翻了。我不会游泳，只能紧紧抓住船体外侧，看着飞机在头顶上空盘旋。然后又是一阵开火。当然，战俘也跳到了海里。如果英国人手里有旗帜表明自己身份的话，飞机或许会停止扫射。那次轰炸中，大约有两三个战俘丧命，我的两个朋友也死了。
尽管泗水近在眼前，但我们还是花了近60天才抵达。我们的船只破烂不堪，速度最多只能达到5～7节。如果风向是逆风，我们根本无法前行。我们就驾驶这艘破船，藏身在岛屿的小海湾，沿海岸偷偷前行。在那60天里，很多战俘因病去世。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海葬。在他们的脚上绑上沙袋，把尸体放到担架上，沉到海里。一开始，尸体会沉下去，但几天后尸体往往会浮出水面。接下来，尸体会散发恶臭，所以你必须再多绑一个沙袋，让尸体沉下去。航行中，我们无法获取任何淡水，只能从受到污染的海水里提取淡水，用来洗澡做饭。所以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身体健康的，营养不良非常普遍，很多人还得了脚气病。一双脚就像是灌了铅，肌肉肿胀，失去弹性。1943年11月，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离开时，我们一共有2 000人，但抵达目的地的只有800人。
抵达泗水
后，我们又去了万隆。在那里，我们终于享受到良好的基础设施，那是荷兰军队留下的一处军事基地。食物充足，你可以一直吃到饱，甚至连战俘的待遇和营地也很好。那里气候很好。现在的战俘中有许多是前殖民地官员，所以他们知道什么药品能派上用场，也知道放在哪里。我们大概过了一年多的太平生活，工作不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们四处找女人、饮酒，主要兴趣是为找乐子而寻衅滋事。即便扣除我们寄回家的储蓄，在万隆的时候，我们手里依然有余钱。我们通过黑市，从战俘手中低价购买手表等物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的“佣金”被我们大肆挥霍。如果你最终难逃一死，那今朝有酒就今朝醉了，我们都已经放弃回家的希望。
我没有给家里写信，反正这是没有意义的。哪怕你失去了一条胳膊，你也必须在家书中写：“我很好，我要将生命献给国家。天皇万岁！天皇万岁！”日本的战况越来越严峻，我们受到了至少80架美国战斗机的突袭。日本人开始担心我们这些朝鲜人会叛乱，所以他们把我们分成30人的小队，每个队又分成三四个人的小组。我们的身体比日本人强壮，头脑也比他们聪明。毕竟我们是日本人从三四千万人中甄选出来的，是沙子里面淘出来的金子。我从未有过叛乱的想法，但有同伴确实有。日本人甚至尝试对我们进行“再教育”。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教育小组，尝试向我们灌输“朝鲜人应该忠于日本”的思想，但情况已急剧恶化，我们彼此甚至拔枪相向。最初几年过后，我们不再掩饰自己的感受。当日本人违背约定，拒绝放我们回家时，我们没理由再继续忍让下去。“你们以为，我们一直到死都会任由你们在我们头上拉屎吗？”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从剩余的日子里，尽可能榨取一些乐趣。“把一切献给军队！”“把一切献给国家！”真恶心！“我们不能再继续沉沦下去。来吧！如果你想战斗，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我们现在也有步枪了。
我们偶尔会在餐厅遇到日本士兵。他们会说：“你们是朝鲜人，不是吗？我们是官方应征人员，有红色的征兵通知书。”我们回击：“那又怎样？我们有白色通知书，我们是志愿者！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都一样，不是吗？别在这跟我们废话！”我们曾把一名士兵拖进厕所痛殴一顿，在他晕过去之后，我们把他丢在厕所里关上门，急匆匆付了账单逃离。事后，他们也没法确定究竟是谁干的。在监狱里，我们又干了一次同样的事。当手里没有枪的时候，日本人就会下跪道歉。
在官方宣布前3天，我们就已得知投降的消息。万隆营地里的所有战俘都走出了监狱。他们每个人的口袋上，都戴着一条象征胜利的丝带。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食物，直到盟军军队过来解散营地。我们给他们的食物配给量突然猛增，所有的食物优先发放给战俘，而不是日本人，因为盟军才是胜利者。他们全都知道《波茨坦公告》和无条件投降的情况。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战俘们说，现在我们得向他们敬礼了，因为他们赢了。我们不得不如此，因为我们是战败的一方。
我想，我马上就能回家了。可战争结束4天后，一名中佐宣布我作为战犯被捕。两名廓尔喀士兵扭着我的双臂押我离开监狱警卫室。我接受了审判，并被定罪。一开始，我被判无期徒刑，在新加坡的樟宜监狱服刑。1951年，我被转到东京的巢鸭监狱——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本土。1955年，我假释出狱，但必须定期向日本警方报告。从此，我就留在了日本生活。
(1) 即今日的雅加达，又名椰城，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城市和首都，位于爪哇岛的西北海岸。
(2) 世界著名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由帝亚吉欧在英国基尔马诺克的酿酒厂酿造。
(3) 瓜哇语苏腊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