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2）
★乙、智慧精华
●1、变动不居，生生不息
《周易》对人们最大的启迪在于：认识万事万物的变动不居，宇宙天地的生生不息。
整个《周易》贯穿着万事万物永恒运动变化的观点。八卦和六十四卦都是由阴 （▄▄ ▄▄）阳（▄▄▄▄▄ ）二爻组合而成。爻象本身作为图象和符号就表示运动和变化。《易传》的《系辞》说：“道有变动故曰爻。”“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这些论断皆符合《易经》原义。在《易经》六十四卦中，阴爻和阳爻是动态之象。阴爻称六，阳爻称九，六为老阴之数，九为老阳之数，表示卦象中的阴阳爻随时都准备相互转化，或正处在转化的过程之中。
六十四别卦每卦六爻，构成一种整体模型。
六爻模型代表事物运动发展的一个完整过程。下数第一爻为初爻，代表事物的起始阶段。自下而上，逐级变化，到上爻表示事物的发展告一段落，为终了阶段。然后又回到初爻，重新开始一轮新的变化过程。
六十四卦从前往后的排列，则表示宇宙的运动过程。乾坤二卦起始，代表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其后之六十二卦，代表万物的生成和演进。最后两卦为既济（?下?上）和未济（?下?上）。其用意正如《序卦》所说：“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意思是事物经过曲折的发展而有所成，但事物的运动变化永无终止，故以未济之卦作结，示意宇宙的变易将永远继续下去。《序卦》的解释既与《易经》相符，同时也表达了《易传》的万物变动不居的观点。
在六十四卦序列中，前后相邻两卦之间，还存在着“非覆即变”（孔颖达《周易正义》）的关系。
所谓“覆”者是说，有五十六卦以自身中点为轴心，旋转一百八十度后则成另外一卦。《易经》的作者将这样的两卦排在一起，共计二十八对。如屯卦（?下?上）和蒙卦（?下?上），需卦（?下?上）和讼卦（?下?上），师（?下?上）和比（?下?上）等等，就属这样的关系。关于卦自己做循环运动，可由泰（?下?上）、否（?下?上）二卦卦辞证明。泰卦和否卦互为覆者，成为一对。泰卦卦辞说：“小往大来。”否卦卦辞说：“大往小来。”在《易经》中，坤阴为小，乾阳为大。上卦位为远为外为表，下卦位为近为内为里。泰卦“小往大来”，说的是由三个阴爻组成的坤从下位旋转到了上位，由三个阳爻组成的乾从上位旋转到了下位。否卦则相反。据此可见，泰否两卦是互相倒转的。
所谓“变”者是指，其余的八个卦，即乾（?下?上）与坤（?下?上），颐（?下?上）与大过（?下?上），坎（?下?上）与（?下?上）离，中孚（?下?上）与小过（?下?上），以自身中点为轴心旋转一百八十度后仍为自身，不能产生新卦，但这四对卦每对卦之间，其相应爻位之爻性皆相反。它们具有同位之爻性相互转换的关系。这种对偶的排列方式表明，不仅六十四卦在整体上处于永恒的变易之中，每一个别之卦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己特殊的循环运动。
《易经》的作者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万物生生，从幼至壮和由盛转衰的运动，阴阳的对立统一和事物的循环转化是主要的运动形式。宇宙万物的变易永不停息。
但是《易经》的变易思想是通过卦象和卦爻辞表达的。其表达方式主要靠象征性形象借喻义，不够直接明了。《易传》比《易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易传》作者不仅以哲学的语言将《易经》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揭示出来，而且提出了新的见解。
《易传》的《系辞》中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意即，上下在变，刚柔在变，世界的一切、宇宙的一切都在“变动不居”，此语在人们眼前展现出一幅宇宙运动、变化的宏伟图画。但是，这幅图画永远也不能挂在墙上让你欣赏，因为当你停下来细看时，宇宙早已向前运动、变化了。
《易传》肯定了运动、变化的普遍性、过程的连续性及运动变化的永恒性。《系辞》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无论是在天上呈现出的各种天象，或是在地上已经成形的万物，都在不停顿地运动、变化着；宇宙的大门，一开一闭，闭是坤，开是乾；闭之又开，开之又闭，阴变为阳，阳变为阴。阴阳相抵叫做“变”，阴阳往来叫做“通”，往来无穷叫做“久”。《易传》中的“变”是说明宇宙和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性。“通”说明运动、变化的连续性。“久”说明运动、变化的永恒性。
《系辞》中有两句话：“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是说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推陈出新，新陈代谢，日新不止，生生不已。这两句话简练地概括了《易传》中关于运动、发展、变化的深刻哲理。
在《易传》中，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直到“化生万物”，整个过程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运动过程。惟有一阴一阳的道、生生不息的易是变易中的“不变”，是动中的“常”。
《易传》不仅认为世界是永恒的，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着的，而且还从事物的内部去寻找其运动、变化的原因，并把这个原因归结为事物内部两种对立力量的交替。《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抵，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刚柔相抵生变化……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抵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也就是说，一切运动、发展、变化都出自阴阳的对立与统一。
关于运动的形式，《易传》认为，主要表现为往来反复，即“无往不复”，意思是天地万物在运动中，往而必复，复而必往，都遵循着循环往复的轨道。
这个命题先出自《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辞）。《易传》继承了它并作了阐发。《象传·泰》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何谓“复”？《系辞》认为“穷则变，变则通”。“穷”指事物发展所达到的终极。当事物发展到终极时，就向相反的方面转变。由运动起点发展到终点，又由终点返还于起点，即谓“复”。《彖传·复》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魏晋王弼注：“复者，反本之谓也。”“复”即“反”，亦即反于初始。
“无往不复”表达出我国古代的发展观。以乾卦为例，乾卦六个阳爻的次序是：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最后一爻为上九。从初九“见龙在田”事物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到九五“飞龙在天”，达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点“物则反于初”，向坏的方面转化，所以上九是“亢龙有悔”。
在易卦的次序排列上，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在“泰卦”之后是“否卦”，《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在“大有卦”之后有“谦卦”，《序卦传》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在“既济卦”之后则有“未济卦”。这些都说明，事物的发展“不可以终通”“不可以盈”“不可穷”，因为“穷则变”。
《易传》中强调万物变易受一定的规律制约。《系辞》说：“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贞”训“正”。“贞胜”指以正道取胜。“贞观”指以正道显示于人，“贞明”指以正道放出光明。“贞夫一”，是说天地万物的变易统摄于正道。因此，顺其正道则胜，则吉，逆其正道则败，则凶。正道就是事物运变的法则，而世界的秩序正根据于此。
《易传》认为万物的运动有一定的周期，表现出一定的时间节律。《彖传·丰》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象传·节》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强调天地万物的变易都受四时、十二月和昼夜等时间因素的节制，表现出周期性的波动。例如自然界中万物的生、长、收、藏与春、夏、秋、冬的变化相适应，显示出年节律的特征。因此人的行为不仅要遵守天道，而且要适于天时，即“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文言传·乾》）对事物运动时间节律的发现和重视，根源于变易原则与整体原则的结合。
《易传》认为世界的变易规律寓于卦爻和筮法之中。掌握了筮法和六十四卦的法则，就可以彰往而知来。世界的变易规律概括起来就是阴阳，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但是阴阳的具体变化和表现却不可胜数，难以把握精当，故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因此，对规律的理解不可僵化，不可固守一成不变的格式，必须充分注意各种具体事物变化的特殊性。《系辞》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要人们一方面坚信易理，一方面又不可将其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处世做事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恪守原则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变通，以求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
●2、保合太和，和谐相生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说“《系辞》说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阳与阴的斗争而是由于阳与阴的和谐”，这话符合《周易》实际。但范先生是作为《周易》的缺点提出批评的。事实上，这不是《周易》的缺点，而是优点，并且是其突出的特点。《周易》强调的阴阳和谐对中国传统发生良好的影响，至今这影响仍然有正面的现实的意义。
为什么说《周易》强调阴阳和谐不强调阴阳斗争？《周易》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符号系统的基本构件是阴与阳。它所反映的世界（包括具体世界和价值世界）也由阴阳两个基本要素组成。卦爻符号系统和客观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它变动的动力在哪里？据《系辞上》说，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这个道是贯穿天地人的普遍规律。一阴一阳是相反相成的对子，很像黑格尔辩证法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但是有所不同，黑格尔认为对立之双方的关系与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分不开。黑格尔说：“排斥的反思就是把肯定的东西建立在为对他物的排斥，以至于这种建立直接地就是建立了他所排斥的他物。”又说：“转化是本质的东西，并且它包含着矛盾。”强调对立双方之排斥、否定、矛盾关系。《周易》则强调一阴一阳的关系主要是吸引、配合、和谐。
《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不过天地一方面使万物生生不息，另一方面生成的万物又不断消亡。这样，天地的均衡既不被打破，又能按照一定的秩序持续运动。《周易》所说的万物生成其实已包括了同时消亡的内容，所渭“生生之谓易”，其实可以解释为：既生又灭再生再灭的万物的变化就是“易”。《周易》将万物生成消亡的世界理解成生命的展开和变化的世界。
在《周易》中，乾卦和坤卦被列于首位，这清楚地表明所有的存在都是依据乾坤的相互作用才形成的。
《周易》中的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通过相反相成的乾坤阴阳的相互吸引和相互排斥作用达成的。因此，《周易》中的阴阳是引起万物生成变化的正负对立的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主导了天地万物的变化。《系辞传》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又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样的变化不但保存了自身善的价值，而且也是万事万物的本有之性，即宇宙从本质上来说是阴阳相互作用变化达成的。
《系辞传》又有“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即变化是以乾坤阴阳刚柔对立双方的交感为基础的，通过相互交感，对立双方相互吸收建成统一性的变化。泰卦《彖传》：“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咸卦《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宇宙天地乾坤阴阳相反两种性质相互对立同时又通过相互交感来化生万物。透过天地万物的相互交感，天地万物之心的理解也就成为可能。天地万物如果不具备两种对立性质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张横渠认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另一位宋代大儒程明道也说：“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长则恶减，斯理也。”程伊川则认为，“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也是通过卦象，即按照每个卦象既对立又统一的原则排列的。
六十四卦每两个卦成一双，成双的卦都形成相对的卦象，如乾坤卦中乾卦由阳爻组成，坤卦都由阴爻组成，形成相互对立的卦象。屯、蒙卦是在相反的位置上构成的卦象，即屯卦从下向上是屯卦，如果从上向下就是蒙卦。因此屯卦和蒙卦是根据在那个位置上的统一卦象而形成的相对立的卦。如此，《周易》中宇宙不是从相反两种性质对立的世界，而是应从最终走向统一的有机整体上来加以把握。万物的“生死”、“绝对的美恶”之类的关系也不能从直接的两极性来把握，而是通过对立中的相互交感所形成的统一和谐来加以认识。
《周易》是将宇宙作为一个巨大的有机整体来把握的。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周易》就是一个巨大的有机整体，其中的每个卦都是六十四卦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爻是384爻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一个爻的变化是受卦影响的，一个卦的变化是受64卦全体影响的。一个爻或一个卦的变化都要受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影响，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中的个体变化，在宇宙全体看来是均衡的变化。事实上各个体事物的变化如不能达成均衡则宇宙总体也不能维持均衡。天地万物的变化流行是宇宙的对立两面（乾坤阴阳）相互作用达成的均衡调和的有机整体的统一。这就是《周易》说的“天下之动，贞夫一也”。这里的“一”就是生出阴阳两仪的太极，也即是成为万物变化法则的《周易》的“道”。
通过太极的统合作用，也即“保合太和”，从而达成万物间秩序整然的变化和谐。乾卦《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依据宇宙万物变化法则，事物间相互变通协调又维持总体的均衡。在总体均衡中各事物又依据自身内在的变化法则展开变化。最终各事物间达成相互和谐互为有利。谦卦《彖传》云：“天道亏盈而福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天道、地道、鬼神、人道等，充足的减少，不足的添加，以维持总体性的均衡和谐，从而使宇宙在安全变化秩序中得以持续不断的运行。
《周易》的均衡和谐思想在八经卦和六十四卦中是极为明显的。八经卦中的乾、震、坎、艮四阳卦和坤、巽、离、兑四阴卦相互对称达成均衡。六十四卦中三十二阳卦和三十二阴卦也相互对称均衡。
《周易》对均衡和谐的强调还发展成重视“中”的思想。八卦对中爻极为重视，六十四卦把处于中位的三、四爻视为人类的象征，意味深远。又将位处二、五的爻称为得中，得中的爻大多显示吉祥。
“得中”并不等于得位、得时，得中是人类自身通过自觉和主体努力达成的，而且通过努力，不得时不得位也可以复原调整，因而被认为是吉利的。《周易》强调的“保合太和”就是要我们在变化无常的日常生活中取法中道，适时得位，常常调整自己以至于大吉。重视中道是以得中为基础的，对“得中”的重视是天地万物均衡和谐的起点。
《周易》中的六十四卦并不是单纯讨论天地自然的变化的，而是人类也应遵循的以天地自然为形式的宇宙变化的原型。从这点来看，对于乾坤相合形成的生命世界，由乾坤阴阳相感形成的对立统一世界，极则反的循环世界，变化过程中的保合太和的和谐世界中内在化的宇宙变化法则，同时也被接受为人生大原则，在天人相关的立场上建立了“天人合一”的理想，而且发展出了重视“中庸”的中道思想。《周易》的智慧实际上就是恪守中庸，保合太和，万物本性积极发挥，内外圣道的调合，天地化育的同参，道德自我的完善。其中最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相生与和谐的原则。在此原则下，错误的偏见，分裂性的妄念，相互杀伐的恶行，对死亡的恐怖和热衷等有计划的生命的破坏力，在“太和”中间都将一起消融。
没有乾坤互为体用，保持和谐，一切事物、过程都将因失衡而发生紊乱。不和谐必将转为和谐。《坤·文言》说：“阴疑于阳必战，为嫌于无阳也。”乾坤一旦不和谐，有阴无阳或有阳无阴，必发生斗争，通过斗争转为和谐。和谐正常，不和谐不正常。若说《周易》也讲斗争，那么斗争只表现在乾坤和谐与不和谐之转化上。乾坤之间不存在相互排斥、否定的关系。它们各自的不同特性决定它们必然相交相依，保持和谐。
《周易》的和谐思想对中国传统智慧影响至为深远。它像一条线贯穿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举凡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有和谐思想在。古人用一个“和”字表达这一思想。最早对“和”概念做理论论述的，可以追溯到西周后期的史伯。《国语·郑语》记载周太史史伯在与周宣王之弟郑桓公讨论国家兴衰问题时讲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一段话。
他说“和”的现象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万物之所以能够生生不已，继继不断，原因在于“和”，即所谓“和实生物”。他讲的“和”是什么？根据韦昭注的解释，“和”就是“阴阳和”。阴阳是差异的，所以能“和”。“同”则不然，“同”是“同气”，“同气”即阴阳不分；阴阳不分，则万物将停止生生发展，即所谓“同则不继”。
《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载晏婴与齐景公讨论“和”“同”问题，比史伯深入一步，说“和”是五味五声多种因素相成相济。还把“和”“同”问题应用到政治上，说政见有“可”还要有“否”，“可”、“否”相济，政治才能“和”。有“可”无“否”或有“否”无“可”的“同”是要不得的。
史伯和晏婴的“和”“同”理论还带有实例总合的朴素性质。至孔子上升到理论高度。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出“和”不仅是现实物质世界的客观状态，人类自身也必须把“和”作为主观追求的目标。
后世发扬孔子之说，认识逐步加深。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子思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器》说：“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董仲舒说：“德莫大于和。”这些人把着眼点放在“和”上，重点言“和”，不再注意“和”与“同”的区别问题。
《周易》贵和也贵中。“和”与“中”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这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理论焦点。子思作《中庸》解决了这个问题。子思认为“和”就是“中”，“中”就是“和”。二者只差在发与未发之间。都是恰当、适度亦即和谐的意思，表现出来叫“和”，未表现出来叫“中”。“和”与“中”连称“中和”，便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处在和谐状态的基本概括。
孔子教人做事随时应变，“无可无不可”“把握尺度，无使过度，过犹不及”，是时中，时中即“和”。子思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和”与此同义。
孟子以“权”喻中，告诫人们执中要行“权”，切勿举一废百，发掘“和”义更深。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礼是未发之中，是“经”是常，是原则性。“权”是已发之和，是因时制变，是灵活性。有若讲的“礼之用，和为贵”在孟子这里得到恰当的解释。孔子讲的“和而不同”的“和”与有若“和为贵”的“和”，依孟子的说法就是“有经有权”，有常有变，在灵活性中体现原则性。“同”则相反，执中无权，举一废百，拘泥教条而不知通变。
《周易·睽·大象》有“君子以同而异”句，后世人活而用之，凝炼成“求同存异”一语。它与“和而不同”含义相同，而两个“同”字义有差别。“和而不同”的同，是绝对的同，无异之同，排斥和的同。这样的同要不得。“求同存异”的同是异中之同。是和所必须含有的。有同有异才能和，阴与阳性各不同（异），却又相交相引（同），故和。“和而不同”意在强调和，“求同存异”意在强调和中有异亦须有同。两句话两个层次，而意义一贯。
“求同存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内容，自古中国人处理各种关系就讲究“求同存异”。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压迫、民族斗争的情况是有的，但是总体上体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华夏族、汉族自尧舜禹时代起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求同存异、团结交融就是主流。孔学儒学从未以自己的正统地位视不同思想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异域宗教一个个是自由进入中国的。中国人几千年间没有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发生对抗的事情。
源自《周易》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传统被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下来。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实际”之中也包括传统。毛泽东理解传统，心系传统，他解决中国问题表现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精神，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传统的。两次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建国后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与美、日关系问题，尤其由周恩来1954年万隆会议上本着“求同存异”思想与亚非各国共同确定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五项原则，都体现“和为贵”的传统精神。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的精彩杰作。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没有现成说法、实践上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邓小平从实际出发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以实现港澳回归，促进国家统一，而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说明邓小平掌握的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不是教条。也说明他头脑中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传统烙印。“一国”是求同，“两制”是存异。“一国”与“两制”互依互存，缺一不可。二者统一起来，就是“求同存异”，就是《周易》所揭示的和谐大智慧。
●3、天人合德，法天立道
《周易》经传多处言及天，如《乾》九三：“飞龙在天”；《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乾·文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小畜·彖》：“风行天上”；《系辞上》：“天尊地卑”。这些地方，天都指自然之天，这是天的基本含义。
《大有》上九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辞，《系辞上》：“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表面看，《大有》上九爻辞是讲有意志的起主宰作用之天，但若结合其象看，则未必如此。即便如此，那也是象《系辞》一样，认为天祐之吉实质上是人为造成的。如果从经、传的整体内容分析，则更可看出，吉凶由客观条件和人的行为所决定，而不在天，既是形式上为占筮书的《易经》内在的本质思想，更是《易传》的本质思想。《易经》各爻根据自身刚柔和种种位象、关系象系定如何行动之辞，这便是重视条件和人为。仅从爻辞看也是如此，如《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师》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这些辞都显示出重视条件和人为。《易传》的《小象》释某爻之吉云“得中也”，释某爻之凶云“乘刚也”、“位不当也”，《系辞下》云“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也都是这种思想的明显体现。
以自然之天为“天”的基本含义，在重视人为的基础上，《易传》认为人可以认识天地和一切事物的奥秘、变化及其规律，此即《系辞上》所说的“穷神知化”、“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等。《易传》重视这种认识，一方面认为通过这种认识可以顺应自然的秩序和规律，趋吉避凶，另一方面则可更好地效法天道。在《易传》看来，人道与天道是有所区别的，故《说卦》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但是，如《序卦》所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人和万物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万物与天地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此人类与自然界又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共同的规律，人类应该法天，特别是效法天道，遵循这种规律。如《系辞上》所说的“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节·彖》所说的“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革·彖》之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等等，都是人道效法天道的具体说明。
伴随法天思想，《易传》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天人合德”的重要思想。《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所谓“与天地合其德”，就是要象天地一样使万物生生不已，因“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与日月合其明”，意谓如日月一样普利万物。鬼，归。神，伸。鬼神二字在这里的本质含义，是指生成万物的阴阳二气的往来屈伸。“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意谓行为符合自然界的秩序，并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以趋吉避凶。《系辞下》这段话，总的说是以生育和利益万物为理想境界，认为人应努力实现这一境界，而合于天地之德，日月之功，并在顺应自然秩序、规律的意义上，主张人、天关系应达到谐合、一致。
《周易》中“天人合德”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古人曾提出有五种存在必须人人敬之——天、地、君、亲、师，而“天”排在首位，孔子提出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正是此义。
《易传》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即是说，天地自然的本性是生生不息的，圣人追求的基本理想是按照“生生”之德来成就“盛德大业”，才能达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圣人法天而立道”，“圣人尽人之道而和天道”，都是此义。既然这样，人就应该把仁爱精神推广到自然中。孟子根据“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人性论，通过“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方法，将“亲亲”、“仁民”的道德扩展到一切生物身上，提出“君子之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恩足以及禽兽”、“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舜之为君子也，其政好生而恶杀，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训德，无他也，好生故也”（《孔子家语》）。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的观点，即按照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在合适的时候取物，“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要从法律上予以制裁，“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菜，任土地者次之”。这里，孟子并不反对“土地辟、田野治”，只是反对盲目开垦荒地，无限地消耗地利的做法（如李悝、商鞅等人），把他们与好战者、合纵连横者皆视为罪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生态思想，更加系统地阐述了以“时”保护自然资源的理论：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鼋鼍鳖鳅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犹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发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荀子明确地把自然保护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森林资源及其保护措施，二是动物资源及其保护措施，三是农业资源及其保护措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保护体系。在此基础上，还要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和官吏，认真贯彻与执行自然保护条例，才能达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的“天人合德”的理想境界。
后代的统治者根据上述生态伦理思想，颁布了许多有关生态保护的法令。如汉宣帝在公元前63年夏，“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捅巢探卵，弹射飞鸟”。南北朝时，宋明帝于公元467年时令禁止不按季节捕鸟者罚。北齐后主于公元569年发布命令，禁止用网捕猎鹰、鹞和观赏鸟类。唐高祖于公元618年下令禁献奇禽异兽；宋太祖于公元961年下令禁止春夏捕鸟射鸟。辽代道宗于公元1056年颁布命令，禁止鸟兽繁殖季节在郊外纵火等。
体味《周易》“天人合德”思想，不仅会使我们惊叹中华民族先哲智慧的深邃超前，而且能使我们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自觉地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天人和谐”。
●4、时位德应，知命尽性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掌握时代的脉动，并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进而在人生道路上发挥个人禀赋，使人生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在此方面，《周易》对现代人的启示是若能运用“时”、“位”、“德”、“应”四者以综合研判人事，将不难推见未来的种种变化。“时”指时间，“位”指处所，“德”兼指才性与能力，“应”指互动关系。由于“时”、“空”不断在变，个人的学养、才能亦不断在提升，因而形成复杂的关系。事实上，一个人物的成功，往往就是因为能够认识及掌握住当前时、空的特色与变化，并能将个人的才能充分发挥而获致的。
先说“时”。
《周易》中“时”的意义，有“卦时”与“爻时”的区别。
《周易》六十四卦的卦义，所象征的是古人生活中最关切的“时态”或“事态”。王弼《周易略例》说：“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卦”指不同的时态，“爻”则是指在该时态中不同的变化。由于《周易》是以“阳”、“阴”爻画排列在六个爻位之中，不同的卦画只有六十四种，它本身就是个“唯一”的、“系统”的结构；因此就各卦之象征意义言，也代表着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态”或“事态”，而卦名即是相关之主题。例如《蒙》卦关乎教育的问题，《讼》卦关乎人际间争讼的情事，《师》卦则指军旅或战争。这称之为“卦时”。
然而，卦的本身并无绝对的吉、凶，六十四卦之中，大多是“吉中存凶”、“凶中可吉”的，而吉、凶的结果，多取决于爻德与爻位。同一卦中，不同的爻德（爻的阴阳）及不同的爻位（爻的发展与序次），就有不同的吉凶。这称之为“爻时”。在天道中，如昼夜、寒暑，在人事中，如盛衰、兴亡，也都是周而复始，物极必反的，所以《周易》中卦象吉的卦至上爻就会不吉，例如《益》卦卦象虽吉，上爻却说：“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反过来说，卦象凶的卦，至上爻却可能会有好的转机，如《损卦》卦象虽凶，上爻却说：“弗损，益之。无咎，贞吉。有攸往，得臣无家。”这些生动地表现为“物极必反”。因此，能掌握住“时”的启示，就可知机明权，以趋吉避凶、化凶为吉。
这种“时”的观念对应到现代社会，可发展为“时代”、“时势”、“时机”与“时宜”等意义。“时代”是指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不同阶段。“时势”指事物发展中长远的趋势。纵使短期的趋势有起有伏，但是总的趋势大体不变。“时机”指已经具有发展条件的一些机会。“时宜”指在不同的时刻、场合、对象间所采取的适当态度。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若能充分体察自身所面对的“时”之特色及其变化，就能有效的适应时代，开创时势，掌握时机，配合时宜。
次说“位”。
《易经》之中，“位”指一卦六爻自下而上之序次，依次称为“初”、“二”、“三”、“四”、“五”、“上”，合称“六位”。“六位”之中，由于爻位高低及爻德阴阳的不同，其爻义亦有显著的差别：
①中位：指二爻及五爻。因为二爻居于下卦中位，被初爻与三爻所包；五爻居于上卦中位，被四爻与上爻所包。故二、五爻多用“中”、“包”、“幽”等字。
②尊位：又称天位、君位、帝位。由于五爻居于高位，又未到达反复的处境，最为尊贵，因此多用“天”、“帝”、“君”、“王”、“大人”、“公”等字。
③卑位：指初爻。初爻居全卦最下之位，多用部位低下的字眼，以人身言，如“趾”、“足”，以事物言，如“尾”、“履”、“屦”、“轮”、“藉”、“潜”、“浚”，以地方言，如“穴臽（上下结构造字）”、“谷”、“郊”、“干”、“门”、“户”等字。
④亢位：指上爻。常用“尚”、“上”、“高”、“亢”、“天”、“首”、“角”、“项”、“何”等字，以表示其“高亢”的爻位。
⑤进退位：指三爻及四爻卦以反覆为序，三爻在下卦之末，四爻在上卦之初，反覆之后，三即变成四，四即变成三，故有进退之象；又由于进末定、故有疑惑、不定、忧叹之意，故多用“往”、“复”、“来”、“进”、“退”、“疑”、“或”、“惕”、“忧”、“嗟”、“戒”等字。
上述各个“爻位”，都有其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中爻”吉多凶少的现象。若将六爻依上下卦分三组：初爻、四爻为一组，二爻、五爻为一组，三爻、上爻为一组，则二、五爻中的占辞，属于吉祥一类占47.06%，凶祸一类仅占13.94%。由此可知，《周易》特别重视“中”的观念。以六爻卦来说，二三四五爻都是居中，唯独二、五爻多吉。其中原因，虽然是因为以重卦的观点来看，三爻为下卦之上位，四爻为上卦之下位，又变成“不中”，只有二、五两爻始终“居中”。因此，二、五爻的可贵，乃在于其不处二极的缘故。
另一方面，《周易》一爻的“吉”、“凶”未必与爻位有关。中爻之吉固不必论，初爻得吉的，如《小畜·初九》、《泰·初九》、《否·初六》；三爻得吉的，如《谦·九三》、《大畜·九三》、《鼎·九三》；四爻得吉的，如《屯·六四》、《履·九四》、《同人·九四》，上爻得吉的，如《需·上六》、《大有·上九》、《遯·上九》等。可见爻位的高下与“吉”、“凶”并无必然关系。
《周易》中“位”的观念，带给现代人以下重要的启示：
其一，“中位”的观念，绝非“不高不低”、“处于中间”而已。它的意义，在于不偏不过、不走极端，与“中庸”之中“中”相近。
其二，由于各爻的“吉”、“凶”与爻位的高低未必有关，爻位高者未必吉，低者未必凶，这也启示我们生活的幸福与否，与个人的社会地位、职业、声望、财富等并无必然的关系。
其三，“位”往往随“时”而发展。如《乾》卦初九之“潜”，九二之“见”，九三之“乾乾”，九四之“跃”，九五之“飞”，上九之“亢”各有不同，然而不论阶段如何，皆应尽当时之分位，时机未至，则切勿强求。
其四，从“德”的角度看，随着学养的增进、能力的提升，“位”也应该相对地提高。因此上进不懈的人就能有所发展。再者，以卦爻来说，位有奇偶，德有阴阳；阳居奇位者为“正”；阴居偶位者亦为“正”。以人来说，各人才性本不相同，必须了解自我的才情、兴趣，方能“各正性命”。
其五，从“空”的观念着眼，“位”也包括我们生活的地区。从内缘来说，任一地区都有其发展特色，对于当地的人来说，是发展的基点，也往往是生存的保障；再从外缘来说，由于“时”的不同、“德”的增进、“应”的改变，每一地区在整个空间里相对的价值及重要性，也将会有所改变。
三说“德”。
《周易》之中，又有“卦德”及“爻德”之别。
从“卦”方面说，八卦各有不同的属性或象征意义，称为“卦德”。例如乾为“刚”、“健”，坤为“柔”、“顺”，坎为“险”、“陷”，离为“明”、“丽”，艮为“止”，震为“动”，巽为“逊”、“入”，兑为“说”（悦）等。从“爻方面说，爻有“阳”、“阳”之别，阳爻为刚，阴爻为柔，此则称为“爻德”。
《周易》十分重视“爻德”与“爻位”的配合。
阳爻为刚，若阳爻居中则称为“刚中”，有九二、九五两种情况。
由于爻德有阴、阳之别，爻位有奇、偶之分，若阳爻居于奇位（即初九、九三、九五），或是阴爻居于偶位（即六二、六四、上六），“德”、“位”即可相配，古人称之为“正位”、“当位”或“得位”；反之，若奇位配阴爻（即初六、六三、六五），偶位配阳爻（即九二、九四、上九），即为“不当位”、“不当”或“失位”。
由上可知，《周易》贵“阳”尚“中”，故“刚中”多吉。九五爻之吉，毋庸多论，而《蒙》、《讼》、《师》、《临》等卦，都是九二之爻，可见“二爻”虽非尊位，亦自居“中”，若以“刚德”相配，即可得吉。故以“德”、“位”配合之情形来说，处于位“高”而“德”不相配，未必能吉；反之，位虽不高，若“德”、“位”配合，亦可致吉。
“德”兼指人的才性、禀赋、修养、行为而言。《周易》“德”义理对应到现代社会之中，可就两部分来说：一指天赋的性格或才智，二指后天的修养或学识。
以天赋的性格或才智来说，有些人比较坚毅刚强，有的比较温柔软弱，这是“先天气质”使然；有些人生性忠厚，待人温和，有的奸险诡诈，粗鲁鄙俗，也由于“个性”、“人格”有别。有些人善于辞令，有的精于任事，有的人善于记诵，有的人长于思考，这就是“才智”的不同。
以后天的修养或学识来说，由于成长背景不同，各人的学识或丰富，或浅薄；做起事来，有人经验丰富，有人手忙脚乱。这种种不同的表现，也都由于“能力”的不同。因此，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唯有必须先了解一己之性格、兴趣与能力，才能够在人生旅途中，知所抉择，并且扬长补短，把个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此外，“德”、“位”相配的启示，在现代社会中亦至为重要，因为人的才力有高下之别，正如《庄子》里所说，有人“智效一官”，有人“行庇一乡”，有的人“德合一君”，有的人“而（能）征一国”，所以“智效一官”的人，宜任一官之识，“而（能）征一国”的人，则可居一国之位，如此，不仅是个人之福，也是国家、社会之福。眼高手低，不自量力，盲目追求高位，非唯力不从心，亦将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反之，倘若人人谨守分位，安身立命，就可以人尽其才。
四说“应”。
《周易》中的爻际关系，有“比”、“应”、“乘”、“承”等，“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应的两爻（即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其爻德若阴、阳相配，则为“应”，反之，则为“不应”，称“敌”或“敌应”。“应”可分为六种情况：初六与九四、初九与六四、六二与九五、九二与六五、六三与上九、九三与上六。
若从现代社会来说，“应”指人与人间的互动关系。你对别人行为的感受是“应”，别人对你的行为的观感也是“应”。然而，你只能要求自己尽量公正客观，却无法要求别人也用同样理性的态度来对待你。如果你过分在意他人的反应，非但失去原则，而且事事难行。俗云：“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这两句话，应该是较正确的。另一方面，倘若你洞悉人性，测知对方的可能反应，也可以防范，以减少不必要的困扰；对于家人亲友，也可以揣摩对方的心意，以求相互体谅。
其实，你既然有个人的“时”、“位”、“德”、“应”上的考虑，他人也自然有其成长背景以及个别状况。懂得这层道理，你就能够多为他人设想。“为他人设想”，就是要进入对方的“时”“位”“德”“应”系统中，从他的立场角度去评估每一件事，你就能体谅别人的处境，不致于强人所难。果真如此，人际的磨擦、社会的纷争就可以减到最小的程度。
总而言之，《周易》中“时”、“位”、“德”、“应”四者复杂的关系，向人们揭示：由生存的“时代”、生活的“空间、个人的“才性”种种因素，形成了与生俱来的一切主客观条件与限制。
从出生的时代来说，有人生在汉、唐盛世，有人生在三国、魏、晋，这是无法选择的；从生存的空间与环境来说，生在某一地区，就必须接受一切的生态环境，必须适应季节的变化、天灾的流行。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或在平原、海畔，或在沙漠、高原；或富庶、或贫瘠，他们须面对并适应不同的地理条件等。这都是应称之为“命”。
万物所受的禀赋，虽然属于“命”的范围，然而就万物本身来说，就成为万物的“性”。以人类来说，人所禀受的气质或刚或柔，或清或浊，或厚或薄，或愚或智，或长于此或长于彼等，都属此类；其他如长相、家族疾病等遗传基因，乃至畸形、弱智等天生残障，也都是个人出生时即已存在而必须接受的。
《周易》中的博大精深的智慧昭示世人：人生在世，唯有“知命”、“尽性”，才能了解天地变化的原则、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个人在天地、社会之中所处的分位、自我的特质与本性，唯其如此，才能在人力的极限中，去追求最大的生命空间。换言之，人在“时”、“空”的笼罩下，唯有认识客观环境，将所秉受之“德”充分发挥，才有不愧不怍、无忧无惧。这就是正确而明智的“处命之道”。
●5、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周易》的《系辞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一部《周易》，都是讲乾坤的大义；六十四卦，乾坤是总纲。所以有人说，乾坤两卦总括了《周易》的基本精神实质。如果把乾卦的精神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自强不息”，而坤卦则可以概括为“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写照。
乾卦是《周易》六十四卦的第一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上卦和下卦都是乾，乾为刚健，引申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句话统驭了《周易》的全部精神实质，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写照。
“天行健”，是指天体运行变动不居，具有永恒性、刚健性。为什么说是“健”呢？太阳每天准时从东方升起，又准时到西方落下，不分春夏秋冬，不论喜怒哀乐，“天行有常”，永不停歇。它不会因为今天太冷了就不出门了，不会因为今天不高兴就不按时上班了，或者上了班也赌气。天就是如此的刚健，人就要像天一样保持刚健的品德。比如，别人都涨工资了，而自己没涨，就闹情绪，工作消极了，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以前的同事们都升官了，“阳光”却照不到自己的门槛，就嫉妒，就气愤，甚至发泄不满情绪等，这就不是“天行健”。人要像天那样奋发自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始终保持着刚健，这才是效法天的真实含义。
“君子”，是指那些有大智慧，有高尚品德的人。天是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天的德行是虚怀若谷，光明磊落，包容万物，宽大清澈。有这样的天性才是君子。天能包容一切，大到无数星体，小到一粒沙子。人要向天学习。天又是光明的，要像天那样坦荡、正直，不做见不得天的事。学习天的这些品质，才能称得起君子。
“自强不息”是《周易》重要思想观念之一，不仅仅是乾卦，六十四卦中有多处提到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泽风大过卦（?下?上）的《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上卦为兑，兑为泽，为水。下卦为巽，巽为木。木在泽下，像似大水淹没了船只。在这大变动的时刻，要独立不畏惧。启发君子处事应当独立自主，不畏强暴，不畏惧他人。
火地晋卦（?下?上）的《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上卦是离，代表太阳，下卦是坤，表示大地。太阳从地上升起来，这就是晋卦的象征。启发君子应当发扬光明的德行。
雷风恒卦（?下?上），《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上卦为震为雷，下卦为巽为风，雷风相激相随，有雷就有风，这是永久不变的自然现象，所以叫“恒”卦。君子要恒立而不改变方向，不要因为一时对自己不利了就动摇，就改变立场。只有恒，持之以恒，才能有建树，才能成就大业。
泽水困卦（?下?上），《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上卦为泽，下卦为坎，水在泽下，所以是泽无水。泽中没有水了，这就是被困住了。启示君子要有抗争精神，危难时刻，紧要关头，豁出命来也要实现个人的夙愿。困境之中，困难时刻，不能苟且，这才叫君子。
地山谦卦（?下?上），《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上卦为坤为地，下卦为艮为山，平地包含着高山，这是谦的象征。君子要学会平均天下，公平合理，取有余而补不足，称量财物的多少而平均施舍于人。……
由此可见，《周易》是通过卦象、卦辞、象辞、彖辞等，宣扬了一种刚健、奋斗、不屈不挠即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每个现代人都有巨大的激励作用。个人的意志、道德、情操、情感乃至日常的生活起居，都要贯彻这个精神，这样，才能称得起“君子”。
君子不是单指大人物，是泛称，是指有刚健精神，有理想，有道德，有志向，有顽强拼搏精神的所有的人。有些所谓的“大人物”没有“天性”反而不是君子，即使小人物哪怕平头百姓，只要有“天的德行”，那就可以称得上“君子”。
《周易》历经三圣，源远流长。《周易》阐发的刚健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鲁迅先后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眼里的“中国的脊梁”，就是历代那些志行刚健、自强不息的“君子”们。
《周易》六十四卦的第一卦是乾，第二卦是坤。乾卦由六个阳爻组成，而坤卦由六个阴爻个组成，乾卦讲的是阳刚之美，要像天一样自强不息。而坤卦讲的是阴柔之美，要像地一样厚德载物。
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坤，就是顺，顺从、服从、柔顺。这种顺是与天相配合的，也就是承顺天。
厚德载物，还有比地再宽厚的吗？找不到了。大地之厚重是无与伦比的，它的承载万物的精神值得人们效法。比如，在它身上放大炮轰炸它，它不生气；在它躯体上打洞（钻探）、抽它的血液（地下水、石油、天然气等），它也不生气；在它心脏里挖煤，挖金银铁矿石，它也不生气；建造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压它，它还是不生气。大地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奉献着一切，给人类供养了一切，但它从不居高自傲。人就应该有大地那样宽容载物的德行。
可现实生活中负面的现象越来越多，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似乎人的德行越来越“薄”了，每况愈下。贪污、盗窃、抢劫、掠夺、荒淫、凶杀……效法大地厚德载物的精神、倡导大地的博大无私的胸襟非常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坤卦是柔顺的，坤卦的爻象、卦象，时时都在启发、昭示着宽厚的德行。
坤之初六爻爻辞说：“履霜，坚冰至。”当踏上薄霜的时候，要知道，坚冰寒冷的季节要来了。深层次的含义是：事情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好的德行靠慢慢培养，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所以《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恶行或善行都是慢慢变化积累的结果。
坤之六二爻爻辞说：“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做人要正直、端正、宏大，不占筮也没有什么不利。可见，厚德是第一位的。
坤之六五爻爻辞说：“黄裳，元吉。”穿黄色的衣服大吉。穿衣服与道德也有关系吗？黄色，五行属土，土在中央，黄就是居中的美色。这里是用黄色作说话的引子，来颂扬柔和居中的美德。今天看来，穿衣服与个人的道德也有潜在、曲折的联系。奇装异服，能说道德厚重吗？
除坤卦外，可以说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或多或少的从不同角度倡导“厚德”。如：
泽风大过卦（?下?上），九二爻辞说：“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把这两句话翻译成白话分别是：枯杨树，生幼芽，老头聚了个女娇娃；枯杨树，开花朵，老太婆嫁了个小哥哥。老家伙找了个小媳妇，或者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找了个小青年，大煞风景。这种婚姻与《周易》讲的道理大相径庭，所以，这个卦名就叫“大过”，大大的过错。热衷于这样做的人未免有些有失厚道。
雷风恒卦（?下?上），九二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不能恒久保持美德，有可能蒙受羞辱，占筮有麻烦。教示人保持“厚德”，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否则，要蒙羞。
倡导“厚德”，六十四卦几乎每卦都有涉及，只有表述的内容、方式、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可见，读《周易》一定要沉下心，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智慧内核，则读《周易》的过程就是一个品位与情操修炼的过程。如果急功近利单纯为了占筮算命或占风水来学《周易》，则未免降低了《周易》的价值和自己的情趣取向，这显然是因小失大的不明智之举。
●6、革故鼎新，顺天应人
《周易》认为，宇宙万物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运动之中，社会人生也应同样处于日新月异的永恒变化过程中。因而《周易》提倡人要顺应自然，革故鼎新。《易传·杂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今天我们常说的“革故鼎新”就从此而来。革、鼎是《周易》中的两个卦。“革”意为变革、革命，不是改良，而是彻底铲除旧事物的激烈变革。“鼎”意为更新，尤指一种全面彻底的更新。革故鼎新是《周易》提倡的一项重要原则。
在《易传·彖·革》中，《周易》以其进步的历史眼光，赞颂了商汤、周武王领导的社会革命，说：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意思是说，光明正大而欣悦怡然，伟大亨通而居中守正；变革适时得当，悔恨自然消亡；天地自然不断变革而使四季得以形成；商汤、武王推翻夏桀、商纣的社会革命，是上顺天理、下应人心的正当义举；变革的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啊！
乾卦的卦辞只有四个字：“元亨利贞。”开创、亨通、获利、固守，由始到终、终而复始，这是自然界运行的法则。孔子在《文言传》中称此为“四德”，鼓励人效法自然，以成就事业。六十四卦中，卦辞有“元亨利贞”的共七卦，上经就占了六个：乾、坤、屯、随、临、无妄；下经只有一个革卦。
革卦（?下?上）上卦兑为泽，下卦离为火，泽水下流，离火上烧，成水火对冲之势；兑为少女，离为中女，又是二女同居、竞争夫宠的格局。睽卦两个女人的战争，尚可互不见面，以免尴尬；革卦上下对冲，避无可避，只有全力相抗，以搏胜负。
《杂卦传》称“革去故”，革命是过去的东西完全不要，一切重新打造，因此必然带来非常大的破坏，不可轻易尝试。
革卦之后为鼎卦（?下?上），《杂卦传》称“鼎取新”，革、鼎一体相综，代表在破坏的同时就得准备崭新的建设。革卦二至上爻，依卦中卦的理论重组，成大过卦；鼎卦初至五爻，重组亦成大过。大过即负荷过重、行将崩溃，唯有胆识过人、智慧超群的英雄人物，才能革故鼎新，建立非常功业。
革命必先唤醒民众，确立信仰，才有翻天覆地的能量，因此革卦之卦爻辞中多次强调有孚。“孚”字源于雌鸟育雏，引申为信心、盼望和无所不至的爱心。
革卦六爻展现革命的历程：初爻时机未至，不得妄动，以吸收基层群众、巩固实力为主；二爻气候渐成，宣扬革命思想；三爻集思广益，精练革命理论；四爻采取行动，颠覆统治阶层；五爻为君位，以强大的意志力贯彻革命志业；上爻江山底定，社会各界纷纷靠拢输诚，得以休养生息，安定人心。
五爻为革卦之主，爻辞值得注意：“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大人是《周易》中修行的最高境界，与天地合德，“虎变”形容其生命力之强悍，促成周遭环境的剧烈变化，这种人行事充满自信，想到做到，行事决策完全毋须占卜。此爻爻变，成丰卦，表示其眼光锐利，行事果决，必成丰功伟业。
其实占卜探测天意，正因心怀疑虑，自信不足，而大人已至天人合一境界，洞明形势机微，又何必卜？革卦正是展现人能之卦，五爻领袖群伦，更不宜畏首畏尾，让部众失去信心。武王伐纣时，据说颇多凶兆，龟卜蓍占皆不吉，不少人信心动摇，劝武王退兵。结果姜太公大发神威，焚龟折蓍，力排众议出兵，果获大胜，留下脍炙人口的名言：“枯草朽骨，何足以定大事？”机不可失，才是定鼎英雄的见识！
清朝康熙皇帝讨伐噶尔丹，也有一段公案：大学士李光地占战役胜负，得出复卦上爻动，爻辞是：“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爻辞凶险已极，天灾人祸，行师大败，国君被俘或被杀，国家元气大伤，十年都无法再兴。结果康熙照样出兵，还说凶象是指对方。最后果然赢得大胜。
荀子主张“善易者不占”，孔夫子重视义理修行，也说“不卜而已矣”，皆是大人证道之言。《周易》中阐扬此理者，除革卦五爻外，还有益卦第五爻和恒卦第三爻；存心良善，不必问占；信道不笃，二三其德，必招羞辱。
●7、恶盈好谦，谦卑礼敬
《周易》中有一卦，名曰“谦”（?下?上），是专门讲说“谦”之道的。通观《周易》，此卦颇为特殊，宋人胡一桂说：“《谦》一卦六爻，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纯全者，谦之效故如此。”（《周易本义·附录·篆疏》）
在《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中，《谦》卦紧随《大有》之后。《大有》即大有收获。《序卦传》说：“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盈”即盈满。这说明“谦”与“盈”是相对待的。那么，为什么“大有者，不可以盈”呢？《彖传》中说：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这是《彖传》对《谦》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所作的解释。卦辞中的“谦”即谦虚。“亨”即亨通。
《彖传》的解释，两次提到“天道”，两次提到“地道”，一次提到“鬼神”，一次提到“人道”。
就“天道”说，其特点有二：一是“天道下济而光明”；二是“天道亏盈而益谦”。“下济”，“谓降下济生万物”（《周易正义》）。“天道下济而光明”，意思是，上天的体性是降下济物，而日月辉光因此愈加鲜明。高亨先生解释说：“天道下行以成万物，如日光下射以暖万物，雷下震以动万物，风下行以吹万物，雨下降以润万物是也。光明指日月。天道下济是天道之谦，天道光明是天道之亨。此句以天道说明谦则亨之理。”“亏”即损。“天道亏盈而益谦”，意思是，上天的体性是亏损盈满，补益谦虚。如崔憬所说：“若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损有余以补不足”（《周易集解》引）。
就“地道”来说，其特点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地道卑而上行”；一是“地道变盈而流谦”。“上行”，指地气上升。“地道卑而上行”，意思是，“地体卑柔而气上行，交通于天而生万物”（《周易正义》）。“变”即变易。“流”即增益。“地道变盈而流谦”，意思是，地的品性是变易盈满，充实谦虚。如高亨先生说：“地道毁盈，例如丘高则渐损，河溢则堤决。地道益谦，例如地洼则渐平，沟虚则水至。”
《周易》作为一部筮占之书，还讲到了鬼神之“谦”，即“鬼神害盈而福谦”，意思是，鬼神的特点是危害盈满，施福谦虚。至于“人道”，《彖传》说：“人道恶盈而好谦”，即人类的规律是憎恶盈满，爱好谦虚。《彖传》的最后结论仍然是归结到人：“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意思是具备谦虚美德的人，居尊位，道德更加光明；处卑位，人们也难以凌越。君子靠着它能永远得到好结果。
《彖传》以“盈”“谦”为对待，从天道、地道、鬼神、人道四个方面，说明“盈”不可久，而“谦”则获益的道理。
既然天、地、鬼神、人都是好谦而恶盈，因此，一个人只有能谦虚，则天助、鬼佑、人信自然可得。《谦》卦六爻虽因时位之别，有失位、无应、乘刚等不同，但“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就是这个缘故。
《谦》卦六爻，对于人道之“谦”所存在的几种主要情形，进行了简略的描述。它讲到了“谦谦”、“鸣谦”、“劳谦”、“谦”等等。但人生百态，气象万千，六爻之喻，岂能穷尽？所以《大象传》绕开具体，抓住一般，精炼地概括了《谦》卦的本质及君子所应从中获得的教训：
“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谦》卦下艮上坤，依《说卦传》，艮为山，坤为地，所以《象传》谓之“地中有山”。郑玄注曰：“艮为山，坤为地。山体高，近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谦之象。”（《周易集解》引）然而，依《象传》体例，这一句也可以称之为“山在地中”。不说“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程颐认为，“言卑下之中，蕴其崇高也”（《程氏易传》）。程氏此说，大有深义。近人高亨承此说，认为“地卑而山高，地中有山是内高而外卑。谦者，才高而不自许，德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名高而不自誉，位高而不自傲，皆是内高而外卑，是以卦名曰《谦》”。
《韩诗外传》中记狐丘丈人与孙叔敖的对话说：“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孙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问何为三利？何为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嫉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此之谓也。’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韩诗外传》卷七）
孙叔敖爵益高，志益下；官益大，心益小；禄益厚，施益博，可谓“内高而外卑”。这表明，谦逊柔顺之中，有刚健自强存于其中。正因为谦逊柔顺之中存有刚健自强之性，所以君子才可以效而法之，“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裒”即取，“称”即权衡，“施”即给予。《象传》认为，君子观此“地中有山”之象，应当效而法之，取其多者，补其少者；并称量财物的多寡，公平地施之于人。
“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是“谦”道的本质。对此，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予以说明。就“内”而言，反映了君子的一种道德修养；就“外”而言，反映了君子的一种志向。合内外而观之，反映了君子持中守正，顺天应时的一种人生夙求。
所谓“内”，一方面是指虚己之美，亦即“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吴兢《贞观政要·谦让》）；一方面是指学人之长，亦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卫灵公》），“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管子·形势解》）。虚己之美，则无骄；学人之长，则能能。
所谓“外”，主要指君子顺应天道好谦恶盈的规律，而和谐天下的一种志向。这种志向虽然是内在于君子的理想之中，但其流风所及，却使天下百姓受益。如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在这里，孔子之“患”，反映了德行高尚之人的忧患之心，同时体现了其“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的伟大抱负。孔子的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历次的农民运动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周易》论“谦”，由天道而及人事。既颂扬人的谦谦之德，又强调人应当顺应天道，均安天下。无论虚己也好，均贫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顺天应时，调其盈虚；持中守正，以求长久。换言之，也就是“致中和”。
在《周易》中，与“谦卑”相联系的是“礼敬”，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由“谦”而“礼敬”，即“谦以制礼”。如《系辞》中所说：“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据《序卦传》，《周易》之《履》卦是讲“礼”的。其曰：“履者，礼也。”今人黄寿祺先生解释说：“卦名‘履’字之义，《序卦传》谓‘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尔雅·释言》：‘履，礼也。’含有践履不可违礼之意，尚先生云：‘《太玄》即拟为“礼”，礼莫大于辩上下，定尊卑’，‘人之行履，莫大于是’（《尚氏学》）；又《本义》曰：‘履，有所蹑而进之义’则兼有小心循礼而行的意思。”
从《履》卦的六条爻辞中可以看出，凡是用谦卑的态度依礼而行的，都会有好的结果。反之，则必然有危厉。前者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九四：“履虎尾，诉诉终吉。”在《履》卦中，九四“逼近至尊（九五），以阳承阳，处多惧之地（四爻多惧——《系辞传》），故曰履虎尾”（王弼《周易注》），以此比喻人的处境十分危险，但由于该爻“以阳居阴，以谦为本，虽处畏惧，终获其志，故终吉也”（同上）。后者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王弼曰：“居《履》之时，以阳处阳，犹曰不谦，而况以阴居阳，以柔乘刚者乎？故以此为明，眇目者也；以此为行，跛足者也；以此履危，见咥者也。”（《周易注》）这说明，六三之凶，与其不能谦卑安分大有关系。何止六三？就是尊居五位，如果不行谦道，也不免“贞厉”之虞。此可见，“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者也。
《韩诗外传》中说：“《易》有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韩诗外传》卷三）中国人重视“谦德”的培养，所以也特别强调“礼敬”的修炼。谦虚知礼，作为一种美德，已经成为历代中国人的共识。
●8、居安思危，恐惧修身
《周易》的基本特点在于根据卦爻辞解释卦爻象，以卦爻变化的道理推演人事的吉凶。《易传》作为对《易经》的解释，其特点在于通过对卦爻象和卦爻辞关系的解释，以揭示其中蕴含的趋吉避凶之理。
为此，《易传》提出的“阴阳”、“刚柔”概念解释卦爻象的结构，并阐明卦爻辞中的“吉凶”、“悔吝”等断语。《系辞上传》说：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即圣人创设一卦六爻之象，系卦爻辞于其下，目的是推断人事之吉凶。刚柔爻象的相互推移表明所问之或吉或凶。就卦爻辞中的筮辞来说，“吉凶”断语意味着失得，“悔吝”断语意味着忧虞，即不掉以轻心。在《周易》看来，卦爻象和卦爻辞及两者之间存在某种道理，即卦象的变化基于阴阳、刚柔变易的法则，而卦爻辞中的“吉凶”等断语就是据此法则而系。《系辞下传》说：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
这段话是说，卦象在刚柔相推之中产生变化，卦爻辞中之所谓“吉凶”、“悔吝”等推断之词便是基于爻象的变动。刚柔爻象的推移，往来交错，迭用不穷，成为变通的原则。而吉凶则是按照其变通的道理，相互转化，吉可变凶，凶可变吉。在这个意义上，《系辞下传》说：“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关键是按刚柔变易的法则而推断人事之吉凶。据此，《易传》提出警戒和忧患的问题。《系辞下传》说：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易道以刚柔往复流转、变动不居为内容，其变动没有固定的模式，所以说“唯变所适”。因此，人们要存戒惧之心，如同师长和父母一样，告诫其弟子和子女时刻保持戒惕，即要有“忧患意识”。
《易传》又提出天道盈虚消息说。《彖传》解释《丰》卦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其又解释《剥卦》说：“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认为天道的变化总是盈则虚，消则息，盈虚、消息互为转化。君子应遵守这一法则，正确对待人事的吉凶、得失，以提高“忧患意识”。
《周易》中浓厚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先贤圣哲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在一般人处于恐惧状态时，古代的先王（如尧舜禹）们，由于身兼重职，氏族成员的生存安危与健康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心头萦绕，强烈的责任感导致先王最初产生忧患意识，“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并且为了民族的兴亡而夙兴夜寐，由此引导中国文化走上了忧患之路。
西周以前，忧患意识仅限于少数圣王先哲。《盘庚》中记述殷王盘庚迁都时对百姓的训诫提到：“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勤忧。”这里是斥责百姓不为安邦定国而怀忧，以至于大大助长了殷王的忧国忧民的意识。
周人革命成功后，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表现出趾高气扬的姿态；相反，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事实中，周人发现，不是天帝鬼神决定人和国家的命运，而是人的具体行为决定吉凶成败，那么，人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形成了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已不仅限于少数领袖人物，而是弥漫于整个统治集团，周人从一个落后民族君临天下的那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心态历历再现，并在随之产生的《周易》中系统化、理论化，由此开始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基本内容——忧患精神。正如《易传》所指出的那样：“《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整部《周易》一直笼罩在忧患意识的氛围中。从《易经》的“当文王与纣之事也？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度，惧以终如，其要无咎，此之谓易道也”、“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中可以看出，这里明确指出了忧患意识是易道，从《易经》到《十翼》，处处充满危辞，除了谦卦外，其他六十三卦都有危辞。整部《周易》所体现的正是“朝乾夕惕”、“居安思危”、“困而穷通”的强烈忧患意识。
《周易》中说，圣人“极深研几”，深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剥极必复，否极泰来”之道。这与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极是互相转化的，如果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而“终日乾乾，夕惕若”与“如履薄冰”，只能导致悔亡，所以，“子曰，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乱者，有其治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家国可保也”（《系辞传》）。
《周易》认为，没有忧患意识，则人的道德修养无所成，更不可能达到理想人格，《系辞》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变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这就是著名的“九德卦”，而这些卦（除了谦卦外，六十三卦皆如此）都充满了险象、灾难、危辞。正是在一种忧患意识中，人的道德观念才能觉醒，道德行为才能完成。这一点在《震·象传》“雷，震，君子以恐惧修身”中表达得更充分。
《系辞传》中说：“夫《易》何谓者？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由于天道“虽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因此，圣人必须“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吉凶与民同患”。这种忧患意识，远非个人祸福，而是一种洞察时艰、深体民隐的群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