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最早涉及南方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于1904年出版《考究贾耽路程》一书，该书1933年被冯承钧翻译为《交广印度两道考》⁽²⁴⁾并刊印于商务印书馆。伯希和从陆路安南通天竺道以及水路广州通海夷道对交广与印度间的古代西南对外交通进行了深入考辨，认为在西元2世纪前，中国与印度已由缅甸一道发生贸易关系。伯希和虽然还没有直接使用今日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术语，但其实质已经涉及南方丝绸之路交通史的研究。结合近年来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总结，特别是罗群《20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述评》⁽²⁵⁾一文的系统梳理，我们对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概况做一简要介绍。

伯希和之后，继起者围绕中国西南对外交通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已为后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系统展开建构起基本框架和体系。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²⁶⁾，已提到中印间古已存在的“滇缅路”。其后，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²⁷⁾、严德一《西南国际交通路线》⁽²⁸⁾、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²⁹⁾、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³⁰⁾、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³¹⁾、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³²⁾、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³³⁾、朱伯奇《国际交通新路线》 ⁽³⁴⁾等皆围绕中国早期西南对外交通进行深入探讨，这一研究热潮持续20余年而不衰。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西南对外交通这一领域，大陆研究虽一时沉寂，而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仍持续推进。英国历史学家霍尔《东南亚史》⁽³⁵⁾认为，早在张骞于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前，即有一条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通过上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的陆上交通线。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亦有相似论述，认为西元前2世纪，中国和东印度之间，经由云南和上缅甸，有一条经常可通行的陆上贸易路线。英国哈威《缅甸史》⁽³⁶⁾、缅甸波巴信《缅甸史》⁽³⁷⁾等皆对早期中印缅交通进行考证。此外，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³⁸⁾认为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北部即已存在商业往来。饶宗颐《蜀布与——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³⁹⁾从印度考铁利亚（Kautilya）书中所记之“”以及典籍所载氐罽、蜀细布与哀牢桐花布深入考察了中、印、缅古代交通情况。严耕望《汉晋时代滇越道》⁽⁴⁰⁾证实早在西汉时滇越即有通道，从而推翻伯希和有关“唐以前中国人开拓云南与东京（河内）交通之事，今尚无迹可寻”⁽⁴¹⁾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西南对外交通再次引起学界关注。特别是“三星堆遗址”的大面积发掘以及1987年四川省委提出“借边出境，借船出海”对外经贸方针，促使学术界广泛而深入开展“南方丝绸之路”相关研究。学者们开展田野实地考察和召开专题学术会议，使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推向纵深。西南师范大学“南方丝绸之路”考察队经过多年实地考察，形成《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⁴²⁾、《南方丝绸之路》⁽⁴³⁾、《西南丝路——穿越横断山》⁽⁴⁴⁾等成果。因学术研讨会而形成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90年代初，凉山州博物馆召开“西南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结集《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⁴⁵⁾。四川大学历史系召开“古代西南地区中外交通学术讨论会”，结集《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⁴⁶⁾。四川和云南钱币学会召开“南方丝路货币学术研讨会”，结集《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⁴⁷⁾。在《三星堆研究》第一辑出版后，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又召开“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结集《三星堆研究》第二辑⁽⁴⁸⁾。这些论文集里皆收录大量南方丝绸之路专题研究成果，一时成为地方学术热点。

此外，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中外交通、历史、考古、经贸、文化、民族等不同视角积极投身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⁴⁹⁾聚焦早期中印关系，以滇越为纽带，在80年代初较早展开这一领域的专题研究。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⁵⁰⁾认为自古以来古代四川、云南、缅甸、印度即通过陆路交通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文章认为这条交通线路是我国西南与西欧、非洲最短的陆路交通线，二千多年以来都是我国西南的重要国际通道。季羡林《中国蚕丝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认为：“古代西南一带丝业非常发达，特别是成都的锦更名闻全国。同缅甸的交通又那样方便，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美丽的丝织品一定会通过这样方便的交通道路传到缅甸，再由缅甸传到印度去。”⁽⁵¹⁾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⁵²⁾、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⁵³⁾、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⁵⁴⁾、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⁵⁵⁾、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⁵⁶⁾、徐治《南方陆上丝绸路》⁽⁵⁷⁾、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⁵⁸⁾、伍加伦《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⁵⁹⁾、藤泽义美《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滇缅路为中心》⁽⁶⁰⁾、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⁶¹⁾、蓝勇《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⁶²⁾、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⁶³⁾、段渝《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⁶⁴⁾、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⁶⁵⁾、蓝勇《南方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研究》⁽⁶⁶⁾、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⁶⁷⁾、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⁶⁸⁾、Haraprasad Ray《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⁶⁹⁾、张学君《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食盐贸易》⁽⁷⁰⁾、段渝《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⁷¹⁾、段渝《巴蜀丝绸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贡献》⁽⁷²⁾、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⁷³⁾、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⁷⁴⁾、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⁷⁵⁾、张泽洪《贝叶经的传播及其文化意义——贝叶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⁷⁶⁾、黄光成《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⁷⁷⁾、邹一清《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对外贸易之比较》⁽⁷⁸⁾、段渝《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古蜀与南中诸文化的关系》⁽⁷⁹⁾、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⁸⁰⁾、邹一清《先秦巴蜀与南丝路研究述略》⁽⁸¹⁾、林向《“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⁸²⁾、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⁸³⁾、江玉祥《“老鼠嫁女”：从印度到中国——沿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事例之一》⁽⁸⁴⁾、段渝《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⁸⁵⁾、Raruah S L《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印度历史证据阿豪马人迁居阿萨姆的路线》⁽⁸⁶⁾、吴红《三星堆文明和南方丝绸之路》⁽⁸⁷⁾、霍巍《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⁸⁸⁾、杨帆《“南方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它相关问题》⁽⁸⁹⁾、刘弘《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商品交换方式变更考：从滇人是否使用贝币谈起》⁽⁹⁰⁾、李远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⁹¹⁾、蓝勇《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现状的思考》⁽⁹²⁾、邹一清《先秦南方丝绸之路与巴蜀对外文化交流的材料和研究》⁽⁹³⁾、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⁹⁴⁾、段渝《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⁹⁵⁾、颜信《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对外关系探研——以古蜀和古印度间经贸关系为例》⁽⁹⁶⁾、汤洪《1700年“支那”语源研究综述》⁽⁹⁷⁾、邱登成《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⁹⁸⁾、邹一清《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新进展》⁽⁹⁹⁾、方铁《马可波罗所见南方丝绸之路的饮食习俗》⁽¹⁰⁰⁾、段渝《南方丝绸之路：中—印交通与文化走廊》⁽¹⁰¹⁾、邹一清《南方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研究及展望》⁽¹⁰²⁾、汤洪《“峨眉”语源考》⁽¹⁰³⁾、王韵《魏晋至唐代时缅甸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地位》⁽¹⁰⁴⁾、邹一清《南方丝绸之路与道教在东南亚的传播》⁽¹⁰⁵⁾、张蓉《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述评》⁽¹⁰⁶⁾、赵晓东《南方丝绸之路东线的初步考察》⁽¹⁰⁷⁾、龚伟《〈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¹⁰⁸⁾、林开强《古蜀地丝织匠人之流动——兼论古蜀丝织技术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传播》⁽¹⁰⁹⁾等皆紧紧围绕西南对外交通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论述。

以上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长江流域沿线地区的蜀、巴、滇、越、楚文化与南亚地区特别是古印度文化乃至近东诸文化早在3000年乃至4000年以前就已存在着频繁的经贸文化交流。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学科出发，在西南对外交通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南方丝绸之路的多视域多层次深入研讨。这些研究成果或多或少涉及巴蜀与南亚诸国之间以及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在已有文献和现有考古资料的支持下进行了深入论证。虽然在某些专题的论述上已经十分详细和精专，但是如何将古代巴蜀文明置于整个欧亚大陆板块文明体系之中进行整体观照，尚需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对比分析和综合理论研究，进而不断提炼总结现有成果的内在关联。

综合以上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再对南方丝绸之路做一简略概述。《史记·西南夷列传》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向汉武帝报告蜀布、邛竹杖等蜀物通过“蜀贾”销售于身毒国、大夏的情况，汉武帝对此深信不疑，并派使节希望再次开通这条南方通道。《史记》所记“蜀身毒道”存在的时间并非停留于正史的文字记载，从考古实物以及逻辑推理可知，远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以前，蜀地的物产就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运抵印度并辗转流传至阿富汗以西地区。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认为中印古代交通的研究非关传统意义上印度文明与中国北方文明，而是印度文明与中国西南文明这两大文明间的早期文化交流。无论是50年代古滇墓葬遗址出土的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文物痕迹，还是三星堆大量南亚地区象牙、海贝的出土，已向世人昭昭证明远古时代南方丝绸之路确已存在。即使中原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也可证明这一线路的存在与延续北上的痕迹。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殷墟所见最大有字龟甲“武丁大龟”，大且厚实，与其他卜甲相去甚远，生物学家伍献文鉴定为马来半岛龟类。同为YH127坑出土的几片甲骨，表面包裹着织物，非丝非麻，却为仅产于印度的木棉⁽¹¹⁰⁾。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认为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发掘亚历山大城时所发现之中国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平原经滇缅道运至印巴次大陆，再传至中亚。印度学者雷义《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进一步认为，印度古籍《政事论》《往世书》已明确记载，大约西元前4世纪，印度东北至中国云南经西昌到四川腹地，已经有非常密切的商业关系，而此南方丝绸之路早于中亚丝绸之路。凡此皆可说明，早在商代甚至更古，西南对外通道即已真实存在。“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至今乐山、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两道在大理会为一道，又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八莫，跨入外域……从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则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这是历史上的‘蜀身毒道’，又称‘滇缅道’。再由中亚入西亚，就不困难了”⁽¹¹¹⁾。

这条经贸文化交通线由赛里斯（Seres）一名亦可印证。“西方考古资料也说明，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传至欧洲，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五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而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到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¹¹²⁾。“目前所见欧洲最早出土的中国丝绸，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一座德国贵族墓葬。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的荷米歇尔发掘的6号墓中，发现了一件当地制作的羊毛衫，羊毛和装饰图案中都杂有中国家蚕丝，墓中还出土成批的希腊和地中海地区的器物。这些中国蚕丝可能是经过黑海地区运入德国的，因为在斯图加特附近的霍克道夫——埃伯丁根一座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古墓中也出土了丝毛混纺的织物。这些史实生动地勾勒了驰骋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至3世纪时充当了中国丝绸最大的中介商和贩运者”⁽¹¹³⁾。由此可知，西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衣料。由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赛尔、赛里、赛里克、赛里亚、赛里斯、赛里可斯，以及后来英语的锡尔克（silk）、俄语的旭尔克，学者认为都与中国丝绸有关。西元前4世纪希腊史学家克泰夏斯（Ctesias）在其著作中提到赛里斯（seres），赛里斯究指何处，学界尚存争议，然有学者考证认为，赛里斯（seres）语出支那（Cina），而支那即为成都的梵语音译⁽¹¹⁴⁾。由此可知，至少在克泰夏斯记录赛里斯的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就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广大地区有着广泛商贸文化交流。产于蜀地的丝绸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交流至古印度，印度即用产丝之地成都（Cina）代称蜀地。由此可知，南方丝绸之路在先秦以前即已真实存在，巴蜀广大区域通过这条交通要道将物产源源不断输出至南亚地区，再将南亚地域特产输入内地。

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欧亚大陆各大人类群体间从未停止过文化互动与交融，在此宏大历史背景之下，早期巴蜀文化与南亚文化发生着较为频繁的交流、吸收与借鉴，从而发展出各自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历史文献告诉我们，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的几个世纪，以成都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巴蜀地区先民，即已将巴蜀的文明因子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向南直接或间接传播至云南、缅甸、孟加拉国，进而抵达广袤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经由这条交通线路，巴蜀与南亚邦国保持着频繁的经贸文化交流，在不同文化的相遇与融合中，不断提升蝶变为新文化的良性互动。不同文化间互通有无，互为补益，形成既具个性又兼采众长的异彩纷呈的文化形态。在此广阔连绵不断的地域空间内，不同文化因子互相激荡，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着文化形态的生成与融合。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古代巴蜀与南亚在连绵不断的时空内产生了怎样的互动与文化融合？在融合生成中又发生了怎样的碰撞、激荡与沉淀？巴蜀与南亚地区的各种文化因子的传入与输出如何折射早期西南地区的人文生存状态、世界观、地理观、价值观和文化观？均需我们进一步爬罗梳理和系统探寻。本书即综合研讨古代巴蜀与南亚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所发生的物产、宗教、语言、文学以及艺术等各方面的双向互动与融合，旨在勾勒一幅早期巴蜀先民渴望与外界沟通交流并主动借鉴吸收域外文明的历史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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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1942年第7期。

(2)黄淳厚：《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8—399页。

(3)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史学季刊》1940年第1期。

(4)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载《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

(5)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载《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页。

(6)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

(7)冯汉骥：《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46年第16期。

(8)林向：《“巴蜀文化”辨证》，载《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巴蜀书社，2006年，第6页。

(9)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10)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11)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

(12)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13)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16)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页。

(17)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

(18)林向：《“巴蜀文化”辨证》，载《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巴蜀书社，2006年，第10页。

(19)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

(20)转引自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1)段渝：《浅谈南方丝绸之路》，1993年5月24日《光明日报》。

(22)[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3页。

(23)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

(24)[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2003年。

(25)罗群、朱强：《20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述评》，《长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6)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载《梁启超佛学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27)[日]藤田丰八著，何建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

(28)严德一：《西南国际交通路线》，《边疆问题》1939年第1期。

(29)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1941年第12期。

(30)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

(31)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志》1943年第3期。

(32)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

(33)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8年。

(34)朱伯奇：《国际交通新路线》，《旅行杂志》1949年第6期。

(35)[英]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

(36)[英]哈威著，姚梓良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

(37)[缅]波巴信著，陈炎译：《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

(38)桑秀云：《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一分），商务印书馆，1969年。

(39)饶宗颐：《蜀布与——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四分），商务印书馆，1974年。

(40)严耕望：《汉晋时代滇越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5年第1期。

(41)[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186页。

(42)邓廷良：《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成都出版社，1990年。

(43)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

(44)邓廷良：《西南丝路——穿越横断山》，成都出版社，2002年。

(45)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编写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

(46)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47)四川省钱币学会、云南省钱币研究会：《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48)肖先进主编：《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49)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0)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51)季羡林：《中国蚕丝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90页。

(52)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

(53)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第9期。

(54)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1984年第1期。

(55)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

(56)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

(57)徐治、王清华、段鼎周：《南方陆上丝绸路》，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58)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

(59)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60)[日]藤泽义美：《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滇缅路为中心》，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61)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62)蓝勇：《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63)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64)段渝：《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历史月刊》1993年第2期。

(65)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

(66)蓝勇：《南方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67)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

(68)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69)[印]Haraprasad Ray：《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70)张学君：《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食盐贸易》，《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4期。

(71)段渝：《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

(72)段渝：《巴蜀丝绸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贡献》，《文史杂志》1997年第4期。

(73)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74)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75)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76)张泽洪：《贝叶经的传播及其文化意义——贝叶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77)黄光成：《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多元立体的交通网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78)邹一清：《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对外贸易之比较》，《天府新论》2005年第2期。

(79)段渝：《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古蜀与南中诸文化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80)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81)邹一清：《先秦巴蜀与南丝路研究述略》，《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82)林向：《“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

(83)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4期。

(84)江玉祥：《“老鼠嫁女”：从印度到中国——沿西南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事例之一》，《四川文物》2007年第6期。

(85)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

(86)[印]Raruah S L：《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印度历史证据阿豪马人迁居阿萨姆的路线》，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

(87)吴红：《三星堆文明和南方丝绸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88)霍巍：《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考古》2008年第11期。

(89)杨帆：《“南方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它相关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S2期。

(90)刘弘：《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商品交换方式变更考：从滇人是否使用贝币谈起》，《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S2期。

(91)李远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S2期。

(92)蓝勇：《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现状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S2期。

(93)邹一清：《先秦南方丝绸之路与巴蜀对外文化交流的材料和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

(94)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95)段渝：《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96)颜信：《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对外关系探研——以古蜀和古印度间经贸关系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1期。

(97)汤洪：《1700年“支那”语源研究综述》，《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

(98)邱登成：《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4期。

(99)邹一清：《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4期。

(100)方铁：《马可波罗所见南方丝绸之路的饮食习俗》，《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01)段渝：《南方丝绸之路：中—印交通与文化走廊》，《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

(102)邹一清：《南方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研究及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

(103)汤洪：《“峨眉”语源考》，《复旦学报》2017年第6期。

(104)王韵：《魏晋至唐代时缅甸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7期。

(105)邹一清：《南方丝绸之路与道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0期。

(106)张蓉、喻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述评》，《名作欣赏》2017年第11期。

(107)赵晓东、魏敏：《南方丝绸之路东线的初步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2期。

(108)龚伟：《〈史记〉〈汉书〉所载“西夷西”道覆议——兼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求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109)林开强：《古蜀地丝织匠人之流动——兼论古蜀丝织技术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传播》，《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4期。

(110)李学勤：《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载《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111)段渝：《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第15—16页。

(112)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1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114)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