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人性呱呱啼叫起来”
在《谈跳舞》中，张爱玲谈到了后来被称为她个人风格标志的一种独特的写法：
张爱玲是心理描写的高手，刻画人物的巧匠。如前所述，她对洋场风靡的“艳异的空气”的描写相当细腻深入。而其中心，则是在人性的解剖上。她小说中的人性，确实“呱呱啼叫起来”，叫得最欢的，当数《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等篇。
张爱玲给她描写的主要对象——上海人画了一幅漫画，上海人的“通”给她印象颇深：文清理顺、世故练达、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虽然“坏”，却坏得有分寸、有艺术性。张爱玲所说的“通”也就是国人们经常概括的“精明”。而现代中国的“上海人”是最突出的、最有个性的人，他们更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中国人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欧风美雨吹拂沐浴最盛，往往得风气之先。张爱玲的结论是：“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100]所谓“近代高压生活”无非是指近现代的一系列社会动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民国建立、五四运动等，它们使上海人艰难地一步一步走向现代；“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则点出了其文化特征与性格根源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不合理社会；“不甚健康”的结果，是对这类人物以及产生这类人物的情景的实质性否定；而发生到极致的“奇异的智慧”，正是病态人格的表现。张爱玲描写人物的成功之处正在这里。她精细刻画了“奇异的智慧”的种种表现以及负载的文化内涵。
“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中篇小说《金锁记》是描写变态心理的令人战栗之作。其女主人公曹七巧的形象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曹禺的《雷雨》中的繁漪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性格最复杂、内涵最丰富的三大女性形象。《莎菲女士的日记》因是日记体，在表现女性审视男性世界和自身灵与肉冲突方面是新颖大胆细腻深入的，但在背景描绘上有欠完整，因而局部地影响了其表现的广度和清晰程度；《雷雨》因是话剧文体，它主要通过对话来表现繁漪的情感变态、阴鸷性格和女式的复仇，因而对其性格发展过程和心理演变轨迹的铺垫交代有欠细致；而《金锁记》则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一步一步地推演主人公的性格发展，一级一级地把曹七巧推向没有光的所在。其发展脉络之清楚、性格描写之细致、心理剖析之直接和犀利，在现代小说中难有匹敌之作。
曹七巧算不得闺秀千金，她是开麻油店的小老板的女儿。父母早亡了，她也要上店铺去做小本生意，因而粗朴活泼、不忌生冷。她本应是某一强悍的体力劳动者的妻子，过粗茶淡饭的生活，虽会遇到不少磨难，但也有门当户对、知天乐命的心安理得。不幸的是，她误入高宅大院，被贪财的哥嫂嫁给了姜公馆的二少爷做偏房（后被扶了正）。丈夫是个痨病鬼，使她无爱欲之满足，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怎样生下了一儿一女。她门第差、言语粗俗，被家人瞧不起。很自然地，她对家中的三少爷姜季泽有了点意思。姜季泽本是好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但谨严叔嫂之防，对七巧只限于语言挑逗和小动作，并不轻举妄动。这是七巧生活中金钱和爱情的第一级冲突，婚姻制度、等级观念、伦常之道是冲突的基因。钱欲未满足（虽在富家，但钱不在她手中），情欲也未满足，这个充满普通的生活欲望的女子变得更加泼悍了。在双重煎熬下，叫她如何不疯疯傻傻呢？
十年之后，姜公馆分了家，成了寡妇的七巧另有公馆过日子。她也有了钱，但金钱并非她未能满足的情欲的替代品，而是一副光亮而沉重的枷锁，锁住了自身，锁住了爱情，也锁住了下一代。金钱对她不再是贪婪的补偿物，而是变态的占有品和报复的法宝。她的生活中不再有鲜红的色彩，只剩下铜锈斑斑。一天，姜季泽造访，使她旧情萌动，但转念疑心他是来骗钱的，一气之下把他赶走了。
这是屡被研究者引用的一段文字，它被视为中国现代小说中表现金钱与爱情冲突的最精彩的心理描写。任何一位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怦然心动，感服不已。一个女人被情欲折磨到这地步，她的任何阴狠毒辣都是可以原谅的吧？这是七巧性格中的第二级冲突，作者把它表现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一般作家写到这一步，已是非常优秀的小说了。他很佩服张爱玲还写了后一半的故事，由中年而老年的七巧的生活和性格。
季泽从七巧的生活中消失了，但他的影子还在。她的儿子长白跟季泽学会了堕落，使她又一次感到了恐慌。这是她身边的最后一个男人，虽然他同时也是她的儿子。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另一个女人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她处处亲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泡，陪她通宵聊天，要长白讲小夫妻的性生活以取乐。她不能让这最后的一个男人从身边溜走，也不能让任何别的女人快乐。如此母亲、如此婆婆在常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她不是常态而是病态的——一种对儿子的变相霸占。媳妇心如死灰，终于忍受不了如此折磨而自尽。七巧自然也不会放过女儿长安。这个瘦弱的忧郁的女子，与童世舫的爱是生命中惟一的火花，但很快被熄灭殆尽。七巧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毁掉了女儿的爱情。这种行为出自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嫉妒，嫉妒到女儿头上，当然也是变态的。七巧对儿子女儿的态度和行为，是《金锁记》中最高级的冲突。表面上已不热烈，但是一种白热化的冷，它的强度和张力达到极致。七巧这个黄金枷锁中的奴隶至此已成为一个狠毒异常、残害人命的暴君。
《金锁记》就这样描绘了七巧由婚前的泼辣强悍到婚后的疯疯傻傻到分家后的乖张暴戾以致变态的性格历程。它使读者触目惊心地感到：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道德、金钱婚姻在一个遗少家庭表现得多么丑恶，对人性的戕害是多么狠毒残忍。七巧的变态性格的意义至此得到充分揭示。无怪乎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赞道：
没有爱的女人是不完全的女人。女性的悲剧大多在此。在男性中心的私有制社会，在金钱婚姻是两性结合的主要方式的时代，七巧式的悲剧是演不完的，但没有谁像张爱玲那样描写得如此鲜血淋漓，如此直逼内心，如此登峰造极。
没有爱的女人是不完全的女人。在爱中的女人往往痴傻，无爱的女人往往疯狂。她们有权发疯，有权杀人，所以才有繁漪的“雷雨”般性格和以私通为反抗的“不道德”的道德；所以才有七巧的逼杀媳妇、毁灭儿女情爱的“疯子的审慎与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