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洋场众生相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正途出身，凭本事赤手空拳打天下。留学回国后在一家工厂任工程师，且步步高升。他侍奉母亲，提拔兄弟，待友热情，办公认真，可谓仁义礼智孝，样样俱全。“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这是处在社会圈中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佟振保，而在私生活圈中作为一个男人的时候，他却是一个无耻下流之徒。玩妓女、玩朋友的太太、虐待妻子，这在传统道德看来，简直是十恶不赦。这不是很矛盾吗？怎么可能同居在他一身呢？张爱玲的描写表现出罕见的精细和深入：
佟振保在巴黎与一个妓女有半小时的肉体交易，事后他备觉耻辱，不是因为失去了童贞，而是因为他瞧不起自己的被动；
他与英国姑娘玫瑰情深意切，临回国分手时他唾手可得玫瑰的身体，但他克制了占有欲，因此赢得了坐怀不乱的好名声，“但私下里他背着他自己又是懊悔的”；
回国后他一见朋友的太太娇蕊就动邪念，千方百计证明自己应当同她睡觉，随即又觉得羞耻；他每天在阳光下驶向肉体的快乐，却又带着犯罪感。正因为犯罪感，又爱得更狠些；
他本为玩玩，娇蕊动了真情，他又要躲避；
与娇蕊分手后，娇蕊生活中有了变化，不再那么妖荡，他却妒火中烧；
分明是他更多地伤害了娇蕊，可在后来的偶遇中，他觉得受伤的是自己；
他喜欢热的、黑而丰腴的女人，又不愿娶之为妻；
他生性淫乱，同时又是母亲的孝子，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就牺牲爱他的女人去当孝子；
殴打妻子后的第二天，他又悔过自新，变成好人。
凡此种种矛盾，归结到一点，是他生活在两种圈子中，他的心也在两极中摇摆。当他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处于外部世界时，他用的是社会通行的“好人”标准。当他处于内生活圈时，他又露出了一副贪欲的面孔。当二者发生冲突，他则不断权衡，使两不相伤，既要出人头地，又可恣情享乐。因为“如果社会不答应，毁掉的是他的前程”。他与娇蕊私情的结束，并非出于厌倦，而是因为娇蕊当了真，他感到有碍自己的形象和地位，因此，“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铁一般的意志，舍弃了她”。
这种身心分裂，双重人格的变态，实为洋场畸形社会的产物。振保对此倒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寻思道：
十里洋场既充斥着邪恶淫乱，同时又有着传统中国道德的束缚。前者激发着他“本我”中的原欲，后者又具有超我的抵制力，因而内心极度紧张。他很放荡，同时又活得很累。
千万不要轻易地把振保斥为虚伪。因为虚伪是一种有意识的伪装，是明知是这样却故意这样的做戏，是为了某种目的的技巧。一旦目的达到，他就会去除伪装，露出本相。因而这种人倒是较轻松的。而振保式的活法，不是他有意地要戴一张面具而掩饰自身，而是他不知何为面具何为自身（或者说他具有两张面具在不同的场合就习惯性地戴上了某一张适合的面具）。而面具的制造商是社会，戴不戴面具既非社会的高压强迫亦非他心甘情愿，而是他在那样的环境中习惯成自然地一定会戴。比如他和娇蕊分手，是因为他要保护“好人”面具才能继续生活下去。他和玫瑰的分手，就是因为他的本土不能容纳这种“没遮拦的人”，而不是情感本身的原因。“这样的女人，在国外或是很普通，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把她娶过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一个持有不同文化道德标准的人，往往有一种世俗的精明和贪图。他一见鲜辣活泼的王娇蕊，就看到了玫瑰的借尸还魂。“为什么不呢？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她也不在乎。”为自己开脱起来振振有词，“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然而他要对老母亲负责，因为自觉有愧，他渺茫地要“做一点有益社会的事”，“现在正是报答他母亲的时候”，“不止有一个母亲，一个世界到处都是他的老母，眼泪汪汪，睁眼只看见他一个人”。于是他又回到了“好人”世界里。
振保的敌人是他自己，他老是在跟自己打架。一会儿“我”占了上风，一会儿另一个“我”占了上风。培养这个敌人的是“半中半西”的洋场社会。传统与现代对立，古人和今人打架，西化和中体冲突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特征。它在百余年的中国人身上投下了无数分裂元素，它使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处在历史的夹缝之中。他们身上既有欧风美雨的洗礼又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遗风。他们的情感天地也是驳杂纷呈东倒西歪的，既不满传统的禁锢，又不敢坦然地接受自由开放，因而备受煎熬，摇摆不定。他们是情爱伊甸园中的馋猫，胆小如鼠的馋猫。在不伤大雅的范围内，亦有偷尝禁果的愉悦，而在意念之中，更敢做冥冥的非分之想。如娇蕊所言：“你处处克扣你自己，其实你同我一样，是个贪玩好吃的人。”然而一到需要斩钉截铁的关键场合，又会退缩到原来的自我之中。佟振保式的双重夹磨、精明贪图、自艾自怜、角色紧张在他们身上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
如同阿Q既是辛亥革命前后闭塞中国农村的愚昧落后的典型，他身上折射出几千年中国国民性弱点一样，佟振保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都市的特定产物，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原型。他首先是属于租界洋场的，但洋场上半中半西的特点正是现代中国的普遍状态。这一特点在洋场上更集中，因而佟振保更典型地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和心态。
高明的艺术家总是能从个别中看出一般，普遍中看出典型。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塑造得最复杂最深透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