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银发人口的消费性支出水平及其变功

本节内容将主要围绕我国人口的消费性支出水平和支出结构展开，银发人口同样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鉴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仅有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于银发人口消费状况的描述将完全依靠抽样调查的数据来完成。

一、我国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及其变动状况

（一）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变动

居民消费水平是指居民在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过程中，在满足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是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口径即包括劳务消费在内的总消费进行计算的，是衡量国家或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总体指标。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较好时，居民收入稳定且保持一定增长，居民用于消费的支出会较多；经济发展低迷时，居民收入下降，则消费水平随之下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以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时全体居民人均消费为184元，到2016年时达到21228元，其中城镇居民从405元增长到29219元，农村居民从138元增长到10752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38年间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17.16倍，其中城镇居民增长了10.61倍，农村居民增长了12.55倍。

（二）1985年以来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变动

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之前分别对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进行消费支出的统计。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按常住居民家庭口径计算。

数据显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在1985年时为673.2元，2016年时增加到23078.9元。在这三十多年间，1995年之前经历了快速上涨，但2010年之后，随着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增速也有所放慢。

（三）1985年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变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因而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也远低于城镇居民。按当年价格计算，1985年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仅194.7元，2016年时增加到10129.8元。虽然从增长速度上来看，农村家庭的人均水平增长更快，但从绝对规模上看，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差距却是在扩大的。1985年时两者之间的绝对差为478.5元，到2016年扩大到12949.1元。但需要看到的是，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差距扩大的速度在2010年后有放慢的趋势。

二、我国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结构及其变动状况

消费性支出水平受到收入水平的约束，同时又与消费性支出结构相互影响。随着消费性支出水平的上升，用于基本生活支出的比例会下降，反之，当非基本生活支出的比例上升，整体的消费性支出水平必然会上升。除了受到消费性支出水平的影响，年龄也是影响消费性支出结构的重要因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同，由此带来消费性支出结构的变化。

（一）1985年以来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结构变动

1985年以来，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这是消费性支出结构变动的最显著特征。1985年时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673.2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支出为351.72元，占全部消费的52.24%,2000年时用于食品的支出占全部消费的比例下降到39.18%,2016年时进一步下降到29.30%。在食品和衣着占比下降的同时，居住支出占比从8.60%上升到22.16%，交通通信支出占比从2.14%上升到13.75%，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也从8.17%和4.79%分别上升到11.43%和7.07%。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水平的不断上升，恩格尔系数下降明显，而房地产业的发展和教育医疗领域的改革，使城镇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消费支出增长尤其迅速。

（二）1985年之后我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结构变动

1985年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也明显下降，1985年时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94.7元，其中用于食品的支出占全部消费的57.79%, 2000年时用于食品的支出占全部消费的比例下降到49.13%,2016年时进一步下降到32.24%。与城镇居民居住支出上升最快不同，农村居民的居住支出占比上升幅度相对不大，这可能与农村住宅多自建有关。但交通通信、教育和医疗支出占比上升速度要快于城镇。其中交通通信的支出占比从1.76%上升到2000年的5.58%,2016年进一步上升到13.42%；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从1985年时的3.89%上升到了2000年的11.18%,2016年虽有所下降，但也在10%以上；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从1985年的2.42%上升到2000年的5.24%，进而上升到2016年的9.17%。

在这里，交通通信支出占比的上升还可以解释为农村居民使用先进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的上升是我国教育和医疗领域改革负面影响的反映，是上学贵、看病贵等问题的体现。

三、分年龄人均消费及银发人口的人均消费状况

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调查还是其他高校科研机构进行的抽样调查，消费性支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统计的，因此，“年龄别”的消费支出情况历来是难以直接获得的数据。

为了探究年龄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做出了努力。20世纪90年代前后就有国外学者将房屋需求视为年龄的函数构建起模型，最终将家庭住房需求分解到个人层面。虽然这个模型忽略了经典消费理论中收入的影响，但却为间接估算“年龄别”消费水平打开了思路。之后，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朱勤和魏涛远的研究较为清晰地列出了我国城乡居民“年龄别”的消费模式。

朱勤与魏涛远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基期调查数据，在经典的需求和消费函数基础上扩展年龄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刻画出了我国分年龄、分性别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他们的研究表明，在0—29岁年龄组，个人消费水平总体上会随年龄的上升而上升，其中0—4岁和15—19岁前后构成阶段性凸起，这与婴幼儿花费较多以及高中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出上升等原因有关；30—34岁是所有年龄段中的消费峰值，之后消费水平会随年龄有所波动，但在45—49岁之前都保持在较高水平，直到50—59岁阶段消费水平出现大幅下降；60岁以后，老龄阶段的消费水平相对30—49岁期间较低，但也会出现随年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这可能与医疗费用随年龄上升而上升有关（见图4-10）。

如果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进行分析，则会发现消费支出随年龄变动的总趋势大体一致，但在支出水平、变动幅度、变动年龄段上有差别。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仅为前者一半不到，而且生命周期内的变动幅度较小，基本上是在4500—5500元波动，而城镇居民的支出水平较高，变动幅度较大，大约在10500—13500元变动。从消费性支出峰值的年龄段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峰值出现在45—55岁，这可能与他们子女就学、婚嫁时间交叠有关，老年阶段的70—74岁组是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的次高点，而对于城镇居民，50岁开始消费水平有明显下降，65—69岁时达到老年阶段消费性支出的阶段性高点。由于消费性支出峰值在年龄段上的不同，使得50—54岁组成为消费性支出城乡比最低的组，80岁及以上年龄段成为城乡比最高的组。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高年龄组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医疗费用的支出上（见图4-11、图4-12）。

朱勤和魏涛远将每一类别的商品也进行了分年龄的支出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在单项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性支出随年龄变动的模式。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性支出水平差距最小和最大的单项商品和服务分别是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消费和医疗保健类消费，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消费即使在城镇的变动也只有300元左右，而农村的变动可能只有100元不到；而医疗保健类消费在城镇的变动大约在600元左右，即使在农村也只有300—400元。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医疗保健类消费中，8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城乡差异非常大，城镇居民约为1000元，而农村居民仅有400多元。但这种差异并不表明农村高龄老人医疗保健类商品和服务需求较城镇低，更可能是其需求被压抑的结果。

在2015年之后，也有其他学者用CFPS2014的的数据对朱清、魏涛远的研究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虽然具体数值可能有所不同，但总的“年龄别”消费模式和单项商品和服务的“年龄别”消费模式还是比较一致的。

这些研究成果刻画了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与年龄的关系，即：居民消费总体上具有青年与中年时期较高，少儿和老年时期较低的特征。出于对退休后收入水平大幅下降的担心，50岁之后人们就开始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在进入老年之后，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会明显上升。也就是说，银发人群的消费水平较其他人群更低，而从消费结构上来看，衣着、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教育等支出较其他人群低，但医疗保健、家庭设备及服务等支出较其他人群高，这种结构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水平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