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关于创伤、防御等议题的心理学视角思考

经历情绪波动之后，我会试图思考一些问题。这也是我自己调节情绪的一种方式——用思考代替情感。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实际上采用的也是这样一个套路。弗洛伊德说：“哪里有情绪的大脑，哪里就有智慧的大脑。”这里所说的智慧，就是用思考来代替情感。

关于创伤

在创伤干预工作中，我都会告诉经历了创伤的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的内心没有出现敏感、抑郁、焦虑等平常看起来有问题的情绪，那反而不正常。所以现在如果这些情绪出现，你可以顺其自然，接纳它们，不与它们对抗，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人问我，说他就是没有办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觉得非常坐立不安、胸闷，一听到什么声音就会觉得那个声音好像穿透了他，该怎么办。我对他说，那也只能忍受了。他马上又会问“我忍不了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考虑用一点药物。

关于控制

平时我们总把“控制”这个词作为贬义词使用，比如“你是不是想控制我”。但是在灾难面前，控制是一个褒义词。灾难导致失控，社会层面的失控会导致暴乱、歹徒抢劫等现象的出现。但疫情期间在武汉，这种现象我一例都没听说过。我们的社会始终处在一个高度可控的状态下，这当然跟我们国家人民自身有关系。

另外一种控制是与科学有关的。科学事关控制，科学的历史就是控制的历史。我们用科学来控制灾难，虽然到目前为止，有些灾难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比如地震、海啸之类的灾难。我们用医学来控制寿命，现代医学极大地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我们国家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1949年时人均寿命是40多岁，现在达到了80多岁。政府在各个级别都有专门的疾病防控机构。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就是对疾病的控制。

在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层面以及医学等科学层面的控制之下，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在为这个可喜的结果做出他们的贡献。总的来说，人类在控制自身、控制环境和控制自己的命运方面，不断地朝好的方向发展。

关于创伤与防御

回到关于创伤的话题。前文我提到，在疫情中，我对完全与我自己有关的创伤的评分只有1～2分。为什么只有1～2分呢？因为正如美国的一位精神分析师所说：“只要有防御，就不会有创伤。”在从业过程中，我非常在乎当事人的自我功能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能够加强当事人的自我功能，那么他看心理医生的目的就达到了。换句话说，只要自我功能还在那里，个体就不会有创伤。请注意，我说的是“不会有创伤”，也就是说零创伤。我还有1～2分的创伤，这表示我的防御尚不够完备，如果足够完备的话，我应该零创伤。

为什么有些人防御得好，有些人防御得不好呢？这是由人格影响的。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在这次疫情中跟我一样，没有经历亲人丧失等苦难，他却告诉我，他的创伤比我严重，比如说是4分，那么他比我多出来的3分，可能与这次疫情无关，而是由他早年已有的创伤导致的，这一次很罕见的灾难激活了他过去的创伤。如果我们本身的人格比较“结实”，遇到这样的事情时我们就不会受到太大冲击。

关于心理平台的危机干预热线

同行们在疫情中设立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实际上打进的人很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也许没有那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有人说人们之所以不拨打心理危机热线，是因为打了热线也不知从何说起，这恰好表明没有太紧急的需要。情感隔离在这个时候是一件好事，待着不出门、逃避现实也是好的，有一个非常人本主义的口号就叫作“不出门、不给别人添乱，就是做贡献”。也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长时间的慢性刺激而真的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这些专业人员需要做好准备，为这些人提供帮助。比如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计划：搞一个公益性的长程治疗小组，象征性地收一点费用，比如说一个人一元钱，让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

关于科学

除了上述与疫情中的情绪、创伤与干预比较直接相关的话题以外，我还想从心理的角度，聊一聊对一些疫情中凸显出的社会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用地域来区分科学是有问题的，比如西医、中医，那么我在武汉，是不是也可以搞一套“武汉医学”？其他学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比如中国物理学、希腊化学，荒唐感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不太主张用地域来为科学分类。我唯一同意的就是按照时代来分，比如现代医学、近代医学和古代医学，这样会减少很多冲突。

有的人永远在嘲笑科技的进步，他们看不到现代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安全和幸福，仅仅盯着科学带来的那些不好的方面，说这是科学本身的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科学所带来的那些副作用，恰好是因为科学本身还不够发达。只要人类以共同的福祉为目的发展科学，科学带来的好处就一定会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弊端。为什么有些人，他和他家人的健康、寿命都被现代科学保护着，却攻击现代科学，让自己显得像原始人？对此我想给出一个动力学解释，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种移情，这样的人表面上仿佛在对抗自己的养育者，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他们对养育者的依恋使他们产生了羞耻感，他们便把对养育者的依恋投注到一个象征性的物品上，比如说那些古老的东西。

总的来说，科学是发展的，不断摆脱过去的局限性，解决一些过去无法解决的事情。相比于传统医学，现代医学能治愈更多、更复杂的疾病。比如说，曾经让上亿人死亡的天花，就被现代医学彻底从这个星球上抹去了，从此以后世上不再有天花这个疾病。

关于盲目求“神”医

对于“病急乱投医”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探索它背后的心理需要。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重大灾难激活了一些人内心最原始的恐惧。他们找“神”医，与其说是为了治病，倒不如说是为了获得无所不能的母爱。

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安慰剂效应。试想：我得了病，就在家门口找一个连行医执照都没有的诊所看一看。医生一脸慈祥，对我的态度非常温和，给了我一点药吃，我就奇迹般地好了。其中一部分的治疗效果可能来自安慰剂效应。安慰剂效应大概占总体治疗效果的15%，这是有精确统计的。怎样消除安慰剂效应带来的一些非真实的结果呢？为此科学家发明了所谓的双盲对照实验。我们精神科的人可能有很多关于“用安慰剂像用神药一样”的体验。比如我曾有好几个睡不着的病人，都被我用维生素C部分治好了，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治好了。

关于冲突背后的心理学解释

在疫情中我发现，我们在就认知问题争论的时候，往往容易卷入情绪。典型的思维就是：“你如果不同意我的看法，你就是跟我过不去，所以我很生气。”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武汉曾发生两起震惊全国的杀人案。一起是某天早上一个人去面馆吃面，为一块钱与老板发生争论，就把老板杀死了；另一起是在某一个小区的商店里，快递员把老板杀死了。这种事件背后有很多与心理学相关的内容。这些冲动杀人者不仅把认知层面的冲突转换成了情绪冲突，还把情绪冲突见诸行动。这些人的人格里有很多没有被语言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可能在他们两岁之前的非语言期中，有重大的创伤性事件导致了发育的停滞。

关于道歉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纠缠不清的场景：一方说“你要道歉”，另一方说“我就是不道歉”。我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道歉亚文化”。人们总是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别人道歉，疫情期间，被隔离的时间太长了，这种现象出现得也更为频繁。对此我很想做几个动力学解释。

·第一种解释：可能是对亲密需要的防御。我本来想说的是我爱你，我喜欢你，希望我们的关系浓度更高一点，希望你能更多地满足我的需要。但是我羞于让你和我自己看到我对你的需要，所以我就要求你对我道歉，用这种高浓度的情感联结方式让你与我发生亲密关系。反之，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越来越不羞于对他人表达爱与关心，不羞于表达自己需要爱、需要被关注，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通过道歉亚文化来满足需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火药味十足了。

·第二种解释：关系没有分化。用道歉制造的联结，好像是一个伪装了的、与妈妈连接着的脐带，这反映出个体看不清楚与别人的边界。

·第三种解释：可能是在通过要求“你必须向我道歉”，来转移自己人格层面的羞耻感。我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做了一些让自己觉得羞耻的事情，一直处在小剂量的屈辱中，一旦遇到一件事，我就把它夸大，要求你向我道歉，实际上是想让你也体会一下我总是在体验的屈辱感，因为向别人道歉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关于感恩

感恩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一个人不需要被教育而懂得感恩，被教育的感恩可能只会制造与感恩相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