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　答读者问

Q（方新）：曾老师先分享了自己的无力感，然后又分享了自己如何找到控制感，比如通过隔离等防御手段，以及对科学、医学、哲学的学习和思考来重新找到控制感。曾老师相信经过创伤之后，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然的疗愈过程。我想每个人在疫情面前，可能都有失控的感觉。曾老师分享自己的整个心路历程，我也在反思和学习。可能有读者看过我的一个教学视频，从行为的四个层面教大家怎么哭，我自己就是那么哭的。哭完以后，可能我就可以去干活了，感觉舒服了很多，不过这一方法的效果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我本人除了讲课、督导等专业活动，还在家做饭，做包子、饺子、黏豆包等，这是我自己处理创伤的方式。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加工创伤的独特方式和节奏，对吗？

A（曾奇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我在这次疫情中尝试了包包子，也创造了几道新菜，这也是一种防御的方式。我把注意力用在做饭、做家务上面，把注意力从在手机上读悲伤的故事中转移开。

Q（张海音）：在灾难中人们需要控制感，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动用举国之力，和武汉一起去获得这种控制感。但这会不会影响我们想要在哀伤里面多待一会儿、多体验一会儿的需求？奋力地控制会不会掩盖掉我们内心一些真实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心理感受上感到无所不能、一切目标都能够达到、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这样一个总要向上或者掌控的心理上的努力，会不会影响我们体验一些情绪？

A（曾奇峰）：你的担心是对的。我相信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情绪立即变好，可能会故意延长创伤感受持续的时间。我甚至有一个与你提出的问题相反的担心，就是我们有一些同胞，可能会对伤感和抑郁情绪成瘾，有受虐的倾向。他们人格中那些容易坠落向抑郁的因素都被激活了，于是他们利用外界的事情来让自己有理由在抑郁或者是自虐状态的时间里待更长的时间。

对此我有两点与读者分享。第一，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争吵，有些争吵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李文亮医生所说，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但是某些无谓的争吵，不能引出建设性的结果，只是在发泄情绪，其中实际上也有一些可以被动力学解释的东西。我怀疑在哀伤的情况下，有人把与他人吵架或者指责他人作为自己哀悼的一部分。就像在多子女家庭里，假如父亲去世了，有些时候子女表达哀悼的方式是指责另外一个子女没有因丧亲而表现出哀伤，还（和往常一样）同别人打牌。我们心理专业的人知道，不能认为哭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比打牌的那个人更爱爸爸。说不定那个用打牌这种方式来哀悼爸爸的人，内心的创伤更重。指责其他子女不孝顺、哀悼不够的人，正在用这种指责的方式来哀悼。在疫情中出现的诸多争论中间，也有一部分属于这种情况，用指责的方式来表达哀伤。

第二，如果我过度哀伤，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超级抑郁的人，这也可能是人格中表演性的部分在作怪，即夸大自我的创伤。对于多出来的这个部分，我个人会非常警惕。

Q：一个人大哭的时候帮助他用理性控制情绪和给他递一包纸巾，哪种支持更有效？

A（曾奇峰）：这需要看具体的情况。精神分析专业的人都知道，在来访者哭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给他递纸巾的，因为递纸巾有可能是我们的需要，而不是他的需要，是我们在防御自己因为没办法帮助他而产生的内疚感。帮助来访者用理性控制情绪不能在急性创伤期进行，在急性创伤期，我们要让来访者接受自己的情绪。在急性创伤的场景，我们为来访者做的事情就是端茶送水，像居委会的安抚工作一样。我们要接受他的情绪，并让他的情绪自由地流动，而不是让他从无限的悲伤中马上好转，变成高高兴兴的人，我们绝不干这样的事情。我曾经对一个处在极度悲伤状态中的人说，“想象一下你正在以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开车，如果突然让你做一个90度甚至180度的转弯，会发生什么情况？结果就是那辆车会散架”。人的情绪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过快地改变来访者的情绪，效果不是第一，让来访者的情绪被接纳，平滑、缓慢地改变，按照自然规律的轨迹改变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想立刻就让一个人高兴起来，可能是在满足我们的自恋和控制感。

A（杨凤池）：有时候我会对来访者说，“现在你有很多的悲伤，你哭得不够痛快，应该放声大哭”。我们在专业设置的框架里对他有保护，在这种保护下，我们不应止住他的情绪，而应让他释放出来。

Q：情感隔离是一个好方法，但当疫情过去，当我们终于可以哀悼和纪念那些逝去的人们的时候，哀伤辅导需求会爆发式地增加吗？作为专业人员，您建议我们怎么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呢？特别是对于不同流派的咨询师，您有什么建议？

A（曾奇峰）：我不觉得在社会层面会出现心理问题的爆发。可能一些人会持续地有一些心理问题。情感隔离是一个好方法，在隔离中，情况慢慢好转之后，一个人会顺应自然规律，凭借那种天然的康复能力自己复苏，自然就不需要情感隔离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要相信自我功能会达到这样的效果。所有的防御都是有帮助的，只不过有时候我们使用低级的防御可能达不到保护的效果。

在危机干预中没有任何学派之分，不管你是精神分析还是行为主义出身，都必须遵守危机干预规则，这是危机干预的“基本法则”。童慧琦博士翻译了《心理急救现场操作指南》，在危机干预中，那本书里提到的方法是优先于所有学派的，我们就按照那本书里讲的来做就可以。

Q：有没有可能您说的大部分人不需要心理帮助，打干预热线的人很少，其实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隔离，是创伤更严重的表现？您的意思是从专业角度说，如果他们遇到的问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功能，他们不求助，那么我们就不帮助？

A（曾奇峰）：大多数人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灾难。

A（杨凤池）：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去了四川灾区。我们当时在北京，临出发前，焦虑、紧张、恐惧、敏感情绪很重，我们带着这些情绪去到灾区。到了灾区，当我们看见受灾群众的时候，悬着的心有一半就放下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不像在北京时那么焦虑了。远离灾区的时候，我们想象灾区群众痛不欲生，悲痛欲绝，可是真正到了灾区，感受是不同的。有一次在德阳，晚上在帐篷里开会，我们连彼此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因为隔壁的帐篷里传来搓麻将的声音。我特别欣赏曾老师说的，有一部分是天道，不是超自然力，也不是迷信，而是在人的身体，在人的精神活动世界中，有一股很强大的自我保护和自我疗愈的力量。在当下的社会中，好像有一种“心理万能”的趋势，比如一到高考之前，各大媒体就来找我讲高考焦虑。对此我是拒绝的，本来这不是一个大问题，讲来讲去，最后真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A（曾奇峰）：还有人提问，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需不需要找心理医生。我的看法是可以给一线的医护人员配置心理咨询室和心理医生，并告知所有的医护人员有这样的地方。如果他们来，心理医生就帮助他们；如果他们不来，心理医生绝不主动问“你们需不需要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