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中的情绪与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在武汉家中，觉得自己身处这场灾难中，却又有一些距离。这次疫情激活了我内心的某些东西，我将分享一些我在疫情中琐碎的情绪和思考。

2020年1月20日我还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大概有20多人。1月22日天色非常阴暗，那天下午我出去买了两次东西，每次都买了挺多东西，此前也去过医院、商场，而且都没有佩戴任何防护用品，包括口罩。没有感染病毒，也许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运气。我自己是一个对防护不太小心的人。分析起来，这可能是因为我曾经被家人过度保护，他们剥夺了我的一些自我保护的功能，使我在自我保护方面变得有一点迟钝或马虎。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出过门。

疫情期间有一件让我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我的同班同学——在一线工作的江学庆医生去世了。同学群里大家可谓泪流成河。从纯粹的情绪方面讲，首先我产生了一些关于自己身份的冲突：我是医生，在武汉念的大学，同班同学很多都是一线医生。作为医生待在家里，不能够像其他同行一样冲锋陷阵，我会有很多的内疚感。但是以我的专业到一线去冲锋，我估计不仅帮不了忙，反而会碍事。因为在生物学的疫情面前，心理治疗需求的优先级毕竟是比较靠后的。于是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心理人在这场灾难中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

我个人觉得可以遵从六字准则：不求助，不帮忙。我们不能预设别人在事件中一定会有很大的创伤，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比较被动的姿态，等着别人来找我们。一项研究表明，美国“9·11”事件后，出现创伤的人群中，得到心理医生干预的人最后恢复得反而更慢一些。其中的原理是什么？我推测，也许自然痊愈的力量，或者说天道，比人为的干预效果更好。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我们出手？在当事人已经没有办法自然地康复时，我们才可以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

我的情绪也变得很分裂，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人，所以为了自我保护，不会看太多负面的信息。当时有很多文章记录了武汉的苦难，我几乎没有看完一篇。因为我知道如果每一篇我都看，并且都看完的话，我可能会有替代性的创伤。我会看一些能够让人获得控制感的信息，比如我们以非常快的速度建立了方舱医院，以及有很多外省的医务人员来支援等。这些信息让我感到非常稳定。整个社会层面稳定了，个人的情绪就会好一些。此外，我前文说到内疚感的问题，作为医务人员却不能够在一线冲锋陷阵，这种感觉在疫情期间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

不过，我对自己做过评估，如果抛开分裂和内疚感这些情绪，我觉得在疫情中我的创伤真的不大，评分在10分量表上只有1～2分。估计是因为我一直在家待着，而且我有意地过滤掉了一些悲剧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