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演进与观念建构:我国近代报刊业发展研究(1815-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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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框架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报刊业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的报刊发展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基本一致,是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和变迁的缩影。”姚琦:《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6期,第122页。近代报刊业不仅是当时社会发展的缩影,更积极主动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以至于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无论是何种派别,都认为报刊在其中发挥最为关键的作用。孙中山曾指出:“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成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6页);梁启超谈道:“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冯国璋等人在给袁世凯的呈文中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首恃报纸鼓吹之力”。

目前学界对我国近代报刊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新闻史角度开展,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近代报刊业发展产生的社会影响孙藜:《书写与密码:晚清皇朝“灵晕”的离散》,《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9期。邵志择:《机事不密则殆:京报、新闻纸与清政府保密统治的式微》,《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5期。李滨:《立宪目标下的报刊政治角色设想——戊戌后梁启超的“政本之本”观点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江凌:《城市阶层、市民社会与近代汉口报刊媒体的兴起》,《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6期。许鑫:《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1815—1949)》,《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王天根:《晚清维新舆论的媒介建构与报刊命运的考量》,《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6期。朱至刚:《试论“文人论政”的流变——以报人的自我期许为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3期。范继忠:早期《申报》与近代大众阅报风习浅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3期。、报人办报实践及理念蒋建国:《甲午之前传教士中文报刊的传播、阅读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8期。郭镇之、郭云强:《晚清电子传播的引进:兼析“权”“利”之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吴廷俊、范龙:《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宋素红:近现代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与传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2期。唐海江:《同门、省界与现代政治价值认同——清末政论报人组织离合的政治文化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第32页。徐新平:《林则徐、魏源的译报活动及其思想再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6期。徐新平:《论晚清时期对外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6期。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报刊所刊载的信息已经达到受众并产生了影响。但是,在交通条件、通信技术、人才储备、资金实力等各要素均十分匮乏的晚清中国,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报刊是如何传达给受众的?

“近代报刊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生存发展起来的,忽略地理的变化,必然会遮蔽对报刊地方性和空间性的理解。”赵建国:《报刊地理:广州租界与近代报刊(1827—1912)》,《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期,第67页。从1815年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诞生开始到1911年清政府覆亡,将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和海外地区一共出版了2557种中外文报刊。谷长岭:《清代报刊的发展轨迹和总体状况》,《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2期,第110页。我国近代报刊业从无到有,如此庞大数量的报刊,它在不同年代的出版数量有着怎样的变化?它在不同时期的地理分布格局有着怎样的迁移?它在不同城市类型有着怎样的分布?它通过何种方式发行到受众?它的从业者有着怎样的特征?它又是如何给受众建构着“世界”进而影响中国?

目前,对近代报刊业发展的时空差异、发行范围、报人群体以及环境建构等方面的研究,尚未获得较多的开展,而上述这些内容,是报刊业实现影响力的前提。因此,对报刊业时空演进格局和环境建构功能的研究分析,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我国报刊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规律。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因此在研究地理现象的变化时不能缺少人或人类社会这一主角,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时必须考虑地理环境的影响因素。”王社教:《中国历史地理学向何处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第7页。要开展时空演进及环境建构的研究,就有必要从新的研究视角——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去解读我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历史上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的形式与过程,举凡时空坐标系上所有的历史事物和地理事物无不一一涉及。”侯甬坚:《历史地理学: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交接点》,《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64页。因此,本文拟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全面梳理和分析我国近代报刊业从1815年到1911年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出版地的时空演变情况及动因、城市中报刊业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报刊业发行范围的盈缩及变动驱动力、报人群体形成模式、报刊业的环境建构及作用等。

本文将在以下方面开展我国近代报刊业时空演进和环境建构的研究:

第一,我国近代报刊业出版地的分布及变迁。我国近代报刊业在将近百年时间里,从0增长到2557种,数量上的剧烈变动必然带来时空上的分布及变迁。“没有分布就无所谓变迁,而有了过去地理事物分布的内容,才有这些地理事物发生变迁的基本材料。”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界“话域”与“话语”的融通》,《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第126页。在报刊业出版地选定、发展、扩张、迁移、消亡的进程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人文地理要素,是至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从报刊业作为媒介的属性特征上来看,它对城乡布局、人才集聚、受众分布、经济水平、政治环境、文化氛围等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总体来说,其正常的发展路径,体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特征。分析出版地的分布及变迁,对梳理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历程,乃至厘清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报刊业分布的时空差异。“这里的时空指的是历史时期叠加历史区域,研究者构建的是一个历时的区域空间及其地理事物复原,而且要指出其时空差异之所在。”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界“话域”与“话语”的融通》,《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第126页。我国近代报刊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区域,有着显著的数量、质量等变化特征。同时,晚清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决定了近代报刊业在城市中的两种不同模式的空间分布类型。

第三,报刊业时空演进的驱动力研究。“一些研究脱离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之外,只做简单的地理现象归纳,难以做出深入的前因后果分析。由于对于历史背景关注不够,有些地理现象的归纳分析,不仅缺乏深度,很可能还不够准确。”辛德勇:《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自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在研究时空演进的基础上,本文还将扩大研究的视野,将影响时空演变的因素都纳入研究范畴,并开展相关分析。如对近代报刊业发行范围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发行网络的建构上,也分析影响发行网络建构的交通条件、通信技术、印刷方式、社会结构、政治环境、消费能力等,进而揭示变动行为发生背后的因素。

第四,报人群体的研究。“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新闻人物研究却始终是个薄弱环节。”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我国近代报刊业起于外国传教士传教需求,繁盛于国人办报。本文将研究我国报人及群体的形成机制,并分析同乡、同门等要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第五,与其他人文现象不同,报刊业不仅受外部时空因素的制约,它自身也能够进行“时空建构”,这是它最显著的功能之一。报刊业在刊载内容上的特点是:不同时空、不同人群之间各类信息的交流沟通。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传教士创办报刊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世界”的介绍,专门开辟地理专栏,向当时封闭的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及局势的发展变化,相较于林则徐和魏源的举动,外国传教士帮助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到了后期,随着国人办报热潮的兴起,不仅仅是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甚至连普通大众都极大拓展了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促成了革命的成功。

因此,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开展我国近代报刊业研究,对更完整地把握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