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815年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诞生到1911年清政府覆亡，将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境内出版的中外文报刊和海外地区出版的中文报刊共计2557种。目前，学界对清晚期近代报刊业传播效果、报刊阅读方式等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对近代报刊业的时空发展演变规律研究尚有不足。

报刊业同样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诞生、发展起来的。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十分明显的时空特征，这种时空特征也是其传播效果得以发挥的前提。同时，报刊具有整合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这种对时空的重构赋予了它强大的改变社会的功能。因此，本书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开展我国近代报刊业研究。

本书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报刊业出版地的时空迁移情况及其动因。报刊业出版地格局的变动，既受到社会局势变动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变革起重要作用。1815—1911年，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出版地格局发生多次演变，先后经历了南洋及澳粤、香港及通商口岸、上海及沿江沿海、国内全面扩张和国内到国外等五个阶段，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我国近代报刊的起源、发展与外国传教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即由英国传教士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随后，澳门、广州两地开始出版报刊。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办报主体仍然是外国人，但却获得了清政府的默许，出版地迁移到香港及各个通商口岸城市。到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上海成为近代报刊业的中心，近代报刊业开始沿海、沿江迅速扩张。1885年公车上书以后，国人办报热潮兴起，官办、民办报刊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出现，但主要集中在省会以上城市；进入20世纪，特别是随着第二次国人办报热潮的兴起，近代报刊业获得全面发展并不断下沉；同时，维新派、革命派人士在海外各国创办了大量的中文报刊，不仅在当地发行，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并产生影响。近代报刊业出版地的变动情况，与近代社会变革趋于一致。

第二章主要介绍近代报刊业在晚清两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情况。城市是近代报刊业发展的最佳地理环境。晚清时期，城市发展模式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是开埠通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另一方面是大部分传统城市不同程度的衰落。作为一种新的业态，在清政府对报刊业严格管制的大背景下，在两种不同的城市类型中，报刊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章分别以上海和北京为例，分析两种不同城市类型下报刊业的地理分布情况。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模式，由于列强攫取了租界的管理权，客观上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因而从时间上看，报刊业起步早发展快；从空间上来看，报馆选址向租界集中并形成诸如上海望平街这样的报刊业集聚地。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城市，由于依然受到清政府的直接管理和各项管制，报刊业起步比较晚，而且报馆选址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传统经济文化格局以及政策变动的影响。

第三章主要研究近代报刊业的发行范围。信息如果不能传播，就没有价值。报刊作为信息载体，高度重视其在地理空间上的散布传播。在分析影响报刊业发行的诸多地理因素以后，将我国近代报刊业的发行范围分为本埠发行和本外埠发行并重两个阶段。报刊发行主要受交通条件、通信技术、印刷方式等因素的制约；当这些因素被改善以后，报刊就会实现从本埠发行到外埠发行的扩张，发行范围不断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报刊发行网络。另外，阅报处这种城市景观的出现，对发行的下沉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章是对报人群体的研究。报人身份、籍贯及其社会网络体系等，对我国近代报刊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我国近代报刊业起源于外国人在华办报，繁盛于两次国人办报热潮。以英、美为主的传教士群体开启了近代报刊业序幕，并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国报人的启蒙，外国商人则创办了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多份重要报刊。国人办报群体主要来自江浙和闽粤地区，同乡、同门等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其创办或参与报刊活动的主要地点是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中国报人经历了从同乡同门到志趣相投的转变，在近现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报人的省界意识逐渐淡化，同人意识不断增强。

第五章主要分析了近代报刊对环境的建构功能。媒介产业具有现代性动力机制的作用，可以实现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构，从而推动社会发展。晚清中国面临着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之中，传统天朝上国的观念被打破，“世界之中国”逐渐被引入和认同。在这一进程中，近代报刊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窗口作用，以西学东渐为开端，近现代文明在晚清不断扩散传播，并带动了本土的社会改良和革命，为“旧中国”建构了“新世界”，促进了各种思潮的出现和不断竞合，并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