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反击

前哨战的风起云涌让联军确认了拿破仑军队的动向。令维特根施泰因感到高兴的是，拿破仑正在向莱比锡进军，使得联军可以按预定方案，从东南面和南面对法军右翼实施打击。他很快选择了法军已经控制的吕岑作为预定战场。然而，联军还不能立即发起攻势，因为除了温岑格罗德部之外，其他部队还分散在埃尔斯特（Elster）河以东数十公里的战线上，需要合理地调度，安排他们渡过埃尔斯特河，集中并接近吕岑。他让普军克莱斯特部留在莱比锡西郊，与徘徊在哈勒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冯·比洛（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Bülow）中将统率的普军一起牵制法军易北军团。普军约克部与俄军贝格部从莱比锡附近继续南下，准备在茨文考（Zwenkau）渡河。已在博纳地区集结的普军布吕歇尔部西进，计划在茨文考西南约6公里处的佩高（Pegau）渡河。同时向佩高行军的还包括托尔马索夫和米洛拉多维奇指挥的两支俄军。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随着温岑格罗德被法国人逼迫到弗洛斯-格拉本河东岸，他认为自己无力掩护在茨文考渡河的行动，遂将部队从大、小施科洛普村南撤到佩高西北面的魏本（Werben），希望能全力掩护在佩高渡河的联军，所以维特根施泰因决定让北路普军也赶到佩高渡河。此时，已经来不及在佩高增设浮桥了，只能尽量提前发布命令，让各部尽快行动。由于组织仓促和混乱，一时间流言蜚语四起。比如俄军司令部内相信，普鲁士参谋军官在收到维特根施泰因致布吕歇尔的书信后，没有看就把它塞到了枕头下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此荒诞的传闻何以让人深信不疑呢？罪魁祸首显然是俄普两军潜意识中的互不信任。

俄军将领米洛拉多维奇（1771—1825）

俄军将领托尔马索夫（1752—1819）

因为情势的变化，米洛拉多维奇所部的行动也发生了改变。联军侦察骑兵发现了拿破仑后续部队在施特森方向上的运动（详见下一节），这一举动对佩高西南大约11公里处的蔡岑构成了威胁，于是维特根施泰因让米洛拉多维奇率部进驻蔡岑，以掩护左翼侧背。

在经历了一番忙碌之后，5月1日深夜十一点半，维特根施泰因的司令部终于开始草拟明天的攻击计划。按照常理，这个工作应该由参谋长来完成，但参谋长弗雷德里克·德奥夫雷（Frederick August Philipp Antoine d'Auvray）少将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完全依赖军需主任汉斯·冯·迪比奇（Hans Karl Friedrich Anton Graf von Diebitsch-Sabalkanski）少将维持参谋部运作。于是，缺乏经验的迪比奇成为攻击计划的执笔者。他啰啰唆唆整整写了1100字之多。按照他的设想，第二天早晨6—7点，布吕歇尔、约克两支普军与贝格、温岑格罗德部俄军将在埃尔斯特河西岸汇齐，向吕岑方向平推，布吕歇尔所部位于第一线，左起里帕赫小溪，右至弗洛斯-格拉本河，正面宽约4公里；同时，托尔马索夫所部的先头部队将进抵佩高，作为预备队待命；而位于莱比锡的克莱斯特部普军听到吕岑的炮声之后，将向当面法军发起袭扰。在计划书内，迪比奇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散兵线和步、骑、炮配合的战术，却对行军事务未着一笔。也就是说，除了温岑格罗德部之外，有四路人马近6万名士兵及其辎重将汇聚于弹丸之地佩高，而对于如何避免瓶颈效应没有制订合理的预案。

就在命令起草和誊抄之时，司令部闯入了一个不速之客——布吕歇尔的副官海因里希·许泽（Heinrich Hüser）上尉。他带来了布吕歇尔的警告，提醒这位俄国上司注意佩高的交通问题——布吕歇尔显然是收到了前一封更改渡河位置的命令，因而对维特根施泰因的安排大为不满。正在抽烟斗提神的维特根施泰因感觉厌烦，让这个可怜的普鲁士军官去找自己的参谋长德奥夫雷。德奥夫雷这个萨克森人脑子一团糨糊，只是拍着胸脯宣称“一切完美有序”。许泽不得不再次找维特根施泰因反映问题。这回，疲倦不已的总司令竟然说太晚了，事情已经无法改变。

作战地域图

攻击计划暧昧不明，统军大帅又是这么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其结果不言而喻。令人无语的是，实际情况比最坏的估计还糟糕。5月2日凌晨1—2点，布吕歇尔离开博纳附近的宿营地，向佩高进发。这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最微不足道的隘路也会让部队推进变慢，甚至发生拥堵。普军部队里超过需求的辎重车辆又加重了这一状况。为了改善交通拥堵，普军下达了行军命令，要求将任何抛锚的车辆立即推到马路一侧去。于是，每个旅的旅长都派出一名军官与众多的传令兵，骑着马前后指挥交通。不过在拥堵面前，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剩下的接敌行军变成走走停停。布吕歇尔意识到自己落后于进度，为了追赶流逝的时间，他将部队分成两部，一半在佩高西南更上游的地方抢渡埃尔斯特河，另一半继续在佩高渡河。但是，由于跟约克、贝格两军的线路重叠，部队拥堵在一起，直到八点半还是没有完全通过。大约在清晨7点抵达佩高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雷霆大怒，把沙恩霍斯特与约克骂得狗血淋头。前者成了维特根施泰因及其参谋人员的替罪羊，而后者倒是一点都不冤——作为1813年年初发动叛乱的第一批人，没有威廉三世的王命就擅自行动，还将国王置于危险境地，久远积压的愤怒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口。在场的亚历山大自知理亏，无奈地表现出一种出奇的平静，一言不发。

矛盾不仅于此。一面堵塞问题没有解决，一面维特根施泰因又来添乱。8点左右，他通知布吕歇尔，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后者统率的5500名骑兵要交给温岑格罗德来指挥。这些骑兵大多属于弗洛伦茨·冯·多尔夫斯（Florenz Ludwig von Bockum genannt Dolffs）上校的预备骑兵，包含了许多团队，如象征普鲁士军事传统的禁卫军骑兵团。这令普鲁士人很没有面子。沙恩霍斯特火冒三丈，建议布吕歇尔直接拒绝这个命令，并建议让普鲁士王太子立即出任骑兵指挥官，以避免俄军染指。尽管维特根施泰因补发了一条说明，保证温岑格罗德不轻易动用普鲁士骑兵，但裂痕已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