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常: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1923—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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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各种社会革命、改良思潮蜂拥而起,跌宕起伏,冲击着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权。甲午战败,康有为主导的维新运动应声而起,旋即失败。顾颉刚早年最先接触的,就是这股维新思潮。戊戌变法失败后,顾颉刚的家中悬挂起“戊戌六君子”的半身相,他说:“我常常看着,对这一班失败的英雄致敬,因此也就痛恨西太后,每在报纸上看到她的谕旨……就惹起一阵恶心。”[36]在私塾、小学中,他也作为立宪保皇的支持者,与革命派的支持者争辩。他说自己“很佩服立宪派人谋国的公忠”,认为攻击清政府的人“是过分了”。[37]

顾颉刚视“戊戌六君子”为英雄,甚至把立宪保皇看成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一政治主张之于当时中国的重要性有多深的认识,而更可能是因为他对此接触较早,了解较多。戊戌变法时期,顾颉刚的父亲顾柏年是苏学会成员,这为顾颉刚了解维新派思想,提供了重要途径。他说:“我的父亲就有一部石印的《壬寅新民丛报汇编》,计十六册,字虽小而清楚。我当十一二岁的时候,知识已开,常常取来诵读,最爱他气势发皇,其中有几篇(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都给我读的烂熟。因此,我要勇敢地肩起救国的时代使命。”[38]所以,顾颉刚是借由他父亲的便利,又受《新民丛报》特别是梁启超文风的吸引,才略带偶然性地受到了维新思想的影响。

随着视野的扩大,顾颉刚接触到一些宣传革命的报刊,其“时代使命”也随之出现了改变。如他说:“邓实、黄节们在上海办的《国粹学报》,假借了‘国粹’一名宣传革命,由陈去病等写的《五色石》,略略谈到清朝皇帝和满洲亲贵如何地压迫汉族人民……成为我的经常读物。这个刊物从乙巳(一九〇五)到辛亥,我整整地看了七年。它洗涤了《新民丛报》给我的保皇思想,把我带上了革命的道路;但也引我走上了研钻本国的学术文化道路。”[39]

不过,这段话写于1961年,偏重介绍《国粹学报》对其政治思想的影响,如果对比1949年前顾颉刚的说法,我们可以发现,《国粹学报》对他走上“研钻本国的学术文化道路”,可能要比把他带上“革命的道路”的吸引力更大。如1926年顾颉刚的说法是:“翻读之下,颇惊骇刘申叔、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们的专门色彩太浓重了,有许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在这个报里,除了种族革命的意义以外,他给予我一个清楚的提示,就是:过去的中国学问界里是有许多分歧的派别的。”[40]1945年的说法是:在政治运动极热烈的当儿,独有一种杂志是讲中国学问的,名为《国粹学报》,请父亲买回了两册,爱玩不忍释手;后来进了中学托人到上海买了前三年的一个全份,在校阅读,竟忘记了考试;邓先生(邓实)已组织了“国学保存会”,我就组织一个“国学研究会”;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人心动荡极了,连《国粹学报》也停刊了。喜欢钻在故纸堆里的我,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回复了读《新民丛报》时代的精神,想献身于革命;我确是随着革命的潮流,把五六年来向往国学的念头推翻了。[41]

从这两段文字看,《国粹学报》固然给了顾颉刚“种族革命”观念,但学术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特别是最后所说,《国粹学报》停刊,让“喜欢钻在故纸堆里的我,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回复了读《新民丛报》时代的精神”,“把五六年来向往国学的念头推翻了”。事实上,顾颉刚对《国粹学报》爱不释手的中学时期,也正是《国粹学报》放弃“用国粹激动种姓”,转而“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的时期。[42]

辛亥革命确实把顾颉刚彻底引向了社会活动。他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张,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种族的革命算得了什么!要达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时方才尽了我们革命的任务呢。因为我醉心于这种最高的理想,所以那时有人发起社会党,我就加入了。”[43]

中国社会党由江亢虎在上海发起成立。20世纪初年,江亢虎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最初鼓吹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但响应者寡。1910年4月—1911年春,江亢虎游历日、英、法、德、俄等国后,逐渐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回国后,于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组织了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社会星》。辛亥革命后,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改组“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党——中国社会党,并提出8条党纲。[44]至1913年8月被袁世凯通令解散,在全国拥有支部400多个,党员约52万名,影响甚大,毛泽东即曾表示受过他的鼓舞。在国际上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也受到相当重视,江本人是列宁接见过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不过,江亢虎宣传的社会主义,主要是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杂糅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等。[45]

受中国社会党宣扬的高远社会理想所吸引,顾颉刚加入了中国社会党,也进入了他一生中对社会政治活动最为积极热心的阶段。后来,他因对社会党的组织生活失望等原因而逐渐脱党,也成了他从热心社会政治活动,到远离政治醉心学术的重要转折点。

加入中国社会党后,顾颉刚曾“剧烈的宣传社会主义”,鼓吹“社会革命”,撰有《社会主义与国家观念》《(华林)新世潮序》等文,而且,常为办理公务到深夜不眠。[46]后来,又与陈翼龙一起到天津、北京组织社会党支部,颇受信用。[47]这一时期,顾颉刚信仰真诚,全心投入社会党的活动中,要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金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纯粹社会主义”社会。[48]为此,向所喜好的国学故籍,对他都失去了吸引力,其心境如诗中所言:

嗟尔经与史,存之有空椟。

宁乖俗士心,勿污灵精目。[49]

但是,随着与中国社会党的同志们接触日多,顾颉刚渐渐发现:这些人“没有主义”,只是开会演说时喊喊口号,散会后便将信仰、主义“丢入无何有之乡”;空闲时只会闲谈消遣,而不会对事业进行计划、研究,更不可能把主义当生命般看待。如顾颉刚在诗中批评说:

到处不如意,低回辄自惊。

浅交纨绔子,漫向说平生。

此志谁青眼?几人友血诚?

近来悟一境:儿女是真情。[50]

面对种种不如意,加之到北京后,他的父亲因担心独子安危而出面阻止,要求他投考北京大学,以及后来社会党被取缔等,顾颉刚便逐渐脱离了中国社会党,并且从此开始主动远离政治活动。如他说:“我先前真是把他们看得太高了!我自己知道,我既不愿做别人的喽啰小卒,也不会用了别人做我的喽啰小卒,那么我永在党中混日子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就脱党了。可喜这一年半中乱掷的光阴,竟换得了对于人世和自己才性的认识。从此以后,我再不敢轻易加入哪个党会。这并不是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造的希望歇绝了,我知道这种改造的职责是应当由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运动家去担负的,我是一个没有这方面的发动的才力的人。”[51]体验过一番现实对理想的刺激,顾颉刚重又回到故籍之中。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顾颉刚实际是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不断往复徘徊。《新民丛报》传递给他立宪保皇思想,让他一度将之视为自己所要肩负的“时代使命”。《国粹学报》洗涤了他的保皇思想,代之以种族革命,而更重要的,可能是给他学术上的启迪与指引。辛亥革命再度唤起了他对社会政治活动的热心与激情,甚至一度取代了国学故籍在他心中的地位,但与政党生活的龃龉难入,又让他认清了自己性之所近,开始有意远离政治活动。这些大体都属于顾颉刚早年性情未定的表现。随后,章太炎的出现,彻底把他带回了学术领域。这时,他已经考入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