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工业化进程阶段划分

如前所述，中国工业化历程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以及1979至今，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实现了中国工业化的质的飞跃。前30年为中国工业化积累宝贵经验与物质财富，后40年是中国兑现制度财富，释放增长动力，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实践与有力印证，前30年探索是后40年发展的重要基础，后40年快速增长是前30年积累的有效延续。

在此基础上，依据现代工业化理论的内涵，以经济体量、三次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指标，结合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及时间节点，将中国工业化进程细分为以下8个阶段：（1）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2）1953—1957年，工业化起步阶段；（3）1958—1965年，工业化自主探索阶段；（4）1966—1978年，工业化曲折发展阶段；（5）1979—1991年，市场化改革初期阶段；（6）1992—2002年，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阶段；（7）2003—2011年，新型工业化发展推进阶段；（8）2012年至今，经济转型调整阶段。

1.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49—1952）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历经百年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中国工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为140亿元，仅占社会总产值（557亿元）的25.13%，其中重工业总产值仅为3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6.43%，工业部门不完整，工业生产能力低下。8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人均粮食产量却只有418公斤，完全无法满足人民需求，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中国工业化即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起步，如何实现工业化，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工业化发展理论认为，工业化起步于轻工业，当工业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重工业逐步取代轻工业，成为工业生产主体。但发展轻工业又必须具备良好的市场环境，新中国面临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没有合适的国际市场环境与技术来源，发展轻工业所需的制度环境、资金、技术等资源匮乏。而此时，苏联愿意提供贷款和大批成套设备，中国在内外双重因素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1948—1952年正是中国为发展重工业而开展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重点措施有：（1）恢复及新建交通基础设施。战时被破坏的铁路被重新修葺，1950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已达2万多公里，保障了全国运输的畅通。（2）恢复钢铁、煤炭等主要能源的生产及供应。重点恢复华北、东北地区钢铁、煤炭厂矿的生产，1950年，全国能源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战前水平，东北、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的厂矿得以恢复生产。（3）合理调整工商业。对旧的落后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造，调整工商业的实质是调整公私经济关系，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前提，公私兼顾，促使私营经济发挥作用。

2.工业化起步阶段（1953—1957）

经过三年恢复期，国民经济得到有效恢复，1953年，新中国开始制定和实施以工业建设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标志着新中国工业化的正式开端，以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企业“156项目”为核心，以900多个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一五”时期的工业化积累为中国初步形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一五”时期开始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具有两个客观条件。第一，虽然经过三年恢复，但中国的工业化仍然是在经济水平落后、工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的基础上艰难起步。如表1-1所示，1953年中国GDP为824.4亿元，人均GDP仅有142元，工业总产值450亿元，工业增加值163.2亿元，而其中第一产业生产占据主体地位，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45.9%，第一产业就业占比高达83.1%。相较而言，第二产业产值191.6亿元，占GDP比重为23.2%，其中工业增加值为163.2亿元，占GDP比重仅为19.8%，中国依然处于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二，基于国内外客观环境，“156项目”集中于重工业，为经济过于“偏重”埋下隐患。如表1-1所示，1953—1957年间，重工业占比不断提升，而轻工业占比持续下降，五年间，重工业产值平均增速达25.86%，明显高于轻工业产值平均增速（13.28%），在肯定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轻工业发展已受到一定抑制。

表1-1 1953—1957年中国工业化相关指标统计

续表

当然，作为中国工业化起步的关键阶段，“一五”时期的工业化建设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打下了坚实基础，“156项目”中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军事企业44个，能源企业52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冶金企业20个，化工企业7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项目的实施在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工业化建设急需的各类现代基础工业，工业生产力得到恢复，工业生产速度加快，项目布局多集中于东北、华北内陆地区、中南、西北地区，使得中国工业布局更加合理。五年间经济在波动中增长，1957年GDP达1071.4亿元，较1953年增长30%，人均GDP达168元，增长18.3%。工业发展明显提速，工业增加值5年增加66.4%，带动第二产业占比提升6.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提升2.1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产值5年增长88.7%，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五”计划的全面完成，为中国后续工业化开展打下了良好开端。

3.工业化自主探索阶段（1958—1965）

面对“一五”期间取得的突破，中央政府开始考虑如何改善和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却低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实际困难，两次“大跃进”高潮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首先，GDP增速下降，1960—1962年经济增速分别为0、-27.3%和-5.6%，人均GDP三年增速分别为-0.2%、-26.5%和-6.3%。其次，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和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产业结构带动就业结构同步变动，如图1-7所示，1958—1960年，大量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入第二产业生产，造成第二产业就业占比迅速上升而第一产业就业占比随之下降。

图1-7 “大跃进”对三次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
数据来源：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空前的建设热潮使得许多项目落地实施，工业生产能力得到补充。同1957年相比，1960年炼钢、炼铁、铁矿开采、煤炭开采、石油开采的新增生产力分别增长了4.45倍、3.95倍、1.32倍、2.13倍和3.82倍，为后期工业建设提供了生产基础。改善了内陆地区和农村地区工业化水平，与 1957年相比，1960年内地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升了2.6%，沿海地区则下降了2.6%，社办工业企业11.7万个，占当时全部工业项目的46.1%。以钢铁为中心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迅速增长，1960年煤、油、钢、发电量、汽车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是1957年的303.1%、356.2%、348.8%、307.8%、286.1%（王海波、董志凯，1995）。

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三线建设拉开序幕，我国在西南、西北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企业达到300多个，从一线迁入工厂大约有400 多个。在西南地区规划了常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和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北规划了航天、航空、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薄一波，2008）。三线建设使得内陆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

4.工业化曲折发展阶段（1966—1978）

“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生产产生影响。如表1-2所示，工业总产值及轻、重工业产值增速较前期均出现下滑，其中，1967年和1968年，工业产值均出现负增长。而与此同时，1972年和1975年的两次工业整顿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1966—1978年，中国GDP由1888.7亿元增长到3678.7亿元，年均增长6.5%，人均GDP由257元增长到385元，年均增长4.15%，增速均快于前一阶段（5.81%和4.06%）。

表1-2 三阶段经济指数对比

这一时期，国有经济始终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图1-8所示，1975年及之前，国有控股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全社会工业总产值比重始终高于80%，1978年略降到77.63%，但仍然占比过高。而国有经济主要集中于重工业领域，1970—1978年改革开放期间，重工业产值比重维持在55%以上，而轻工业产值比重从1968年的53.7%下降到1978年的43.1%。

图1-8 1966—1978年工业内部结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据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5.市场化改革初期阶段（1979—1991）

1978年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种体制的转变，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上虽然没有改变工业化的外延型特点，但是它导致了国营、私营和个体、乡镇、外资企业的大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并驾齐驱，形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产业共同发展的状况。这为改变这种外延型发展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巨大的经济总量，二是买方市场的建立。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最终消除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短缺”和“卖方市场”约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为以后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党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国家工作重心再次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释放出的经济活力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确立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增速较1978年前有明显提升。1979—1992年，年均经济增速达到9.08%，并经历了1983—1988年经济两位数增速时期（1986年除外，增速为8.9%），6年间经济平均增速达11.87%。人均GDP由1979年的423元增长到1991年的1912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状态明显改善，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率为5.34%，第二产业年均增长率为10.09%，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为11.25%。1985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由“二一三”结构进入“二三一”模式。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第一产业就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持续上升，一二三产业就业占比由1979年的69.8%、17.6%、12.6%变为1991年的59.7%、21.4%、18.9%。工业经济增长迅猛，工业增加值由1979年的1786.5亿元增加到1991年的8138.2亿元。轻、重工业比例趋于协调，重工业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轻工业发展提速，轻、重工业之比由1979年的43.7：56.3变为1991年的48.4：51.6，改革开放前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忽视轻工业生产的局面得到扭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表现出由重工业化向高加工度化演进的明显趋势。经济主体更加多元化，国有控股经济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1979年的78.5%快速下降到1991年的56.2%，下降幅度超过20个百分点。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得到鼓励，集体经济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23.54%上升到1991年的33.0%。而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实现飞跃发展，1980年个体经济及其他经济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仅有0.02%和0.47%，到1991年这一比重已经提升到4.83%和6.01%。改革开放前国有工业的贡献率达79.6%，集体工业的贡献率为19.6%，个体工业和其他类型工业自1957年以后发展十分受限，国有工业支撑着整个工业增长以至国民经济增长。而随着公、私占比的变动，非国有工业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明显地决定着整个工业的增速，工业增长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图1-9 1979—1991年主要经济指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6.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阶段（1992—2002）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发展的新篇章，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如表1-3所示，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控股经济占比持续下降，由1992年的51.52%下降到1999年的28.21%，与此同时，个体经济及其他经济占比在快速上升，分别由1992年的5.8%和7.61%上升到1999年的18.18%和26.14%。二是工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继续取得重大进展，工业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工业增加值由1992年的10340.5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47776.3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06%；工业总产值由1992年的9544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844269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8.03%。三是基础产业产值增速加快，产值比重上升，大型工业企业比重继续上升。四是工业物质技术基础继续增强，工业地区布局更加合理。五是市场机制对工业化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

表1-3 1992—1999年工业总产值中各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变化

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是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并由此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工业化带来物质产品的丰富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消费呈现升级趋势，拉动电子信息产业增长，1992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260.39亿元，2002年增加到2714.85亿元，占GDP比重由0.96%增加到2.23%。其次，重化工业增速明显加快。1999年开始，工业增长明显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重工业增长速度全面超过轻工业，2000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60%，并呈上升趋势。此次重工业化与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进程有着质的区别，不是计划体制对经济运行干扰所致，而是中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符合工业化演变规律的自然趋势。这一轮的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是在房地产以及汽车等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下发生的。与重工业发展相配套的是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从而推动第二产业快速上升。2002年中国第二产业占比达44.5%。

7.新型工业化发展推进阶段（2003—2011）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标志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在进入21世纪后开启了新的阶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型工业化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在21世纪之初开启了又一段稳定的两位数增长周期，2003—2007年，中国GDP增长持续提速，五年间平均增速达到11.68%，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2.76%。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受全球经济影响，中国工业化原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依靠出口、投资拉动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受到巨大冲击，经济增速开始下滑。2003—2011年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条增速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几乎所有经济指数在金融危机之后都出现增速下滑（如图1-10），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面临转型的压力。

图1-10 2003—2011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数变动
数据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重创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如表1-4所示，2004—2011年，中国产业发展更加注重科技含量和增长质量，发展重心向第三产业倾斜。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为18.0%，高于第二产业（16.9%）和第一产业（12.1%）。从行业情况看，服务业提速明显，金融业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年均增速达24.5%和21.7%，位列前两名。在维持传统行业的基础上，国家政策向金融、教育、科技、公共事业服务等行业倾斜的趋势比较明显，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序推进。经过21世纪前十年的发展，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快速融合，绿色发展理念及科技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高新技术产品和高质量竞争为中国参与新型全球化储备资源并提供支撑。经过近60年的探索，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向高技术、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方向发展。

表1-4 2004—2011年分行业增加值变动情况

续表

8.经济转型调整阶段（2012至今）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中国传统的外向型、投资拉动型及重工业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2012年中国GDP增速由2011年的9.5%迅速下降到7.9%，从高速增长逐步回落至中高速增长，2015年突破7%大关，达到6.9%，2017年经济增速为6.9%，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

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经济结构，除了经济增速放缓之外，近两年经济结构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也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已逐步展开，具体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外贸出口增幅大幅回落到5%—10%的增长区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持续减小；二是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开始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虽然2013年有所反复，但2014年消费再次超过投资，且大的变动趋势已经显现；三是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四是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对应，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也在放缓，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五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10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六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明显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七是总体资产回报率有所下降，产能过剩问题相当突出，根据白重恩、张琼（2014）的研究，中国资本回报率2008年以后出现了重大变化，资本税后回报率由2008的15%左右快速下滑至2013年的5%左右，且呈现出持续下滑趋势。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拉开帷幕，结构调整“阵痛期”必然影响当前经济增长。

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过近70年历程，中国经济也进入转型发展的新时代，面对新的发展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将是中国工业化下一阶段发展的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