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工业化发展趋势
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增长区间由高速转为中高速，2018年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9%，连续两个月不足6%，工业增速的回落成为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因素。经过不断探索，中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后面临的第二次转型。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其增长率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出现“增长阶段的转换”（刘世锦等，2011，2013）。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已超过11000国际元，经济增长速度“换挡”迫在眉睫。面对经济下滑，以及由于深化改革的需要，“新常态”下的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是实质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形成工业强国建设的有效体制机制，加快实现工业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再造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黄群慧，2016）。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工业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几十年，中国工业化建立在低成本要素驱动的基础上，工业化初期二元经济的存在为工业化提供了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带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增长，劳动密集型过去后可以依靠资本密集型，然后才是技术密集型。而金融危机后，中国面临着全世界范围内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剩的局面，包括汽车、造船、钢材等，这意味着劳动密集过去之后，资本密集留给中国的空间不大。那么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能否及时从过去人口红利推动成功过渡到创新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推动上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及工业化历程给予了肯定回答，新时期下需要进一步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将改革红利和体制红利释放，使得技术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得以集聚和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在经济远离经济稳态的时候，资本相对匮乏，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此时通过产业政策和区域竞争政策，可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区域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经济向稳态逼近，中国集聚了大量的资本存量，持续的产能过剩局面决定了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潜力下降，加之人口红利在消失，经济增长潜力在下降，经济增速面临换挡调整期。从供给视角来看，中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相对充裕，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约束日益明显，高新技术和新经济尚在发展中，未来一段时间要素供给瓶颈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现阶段党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就是希望从生产要素入手，改变要素效率不断下降的局面，化解产能过剩和进行产业区域规划，重新进行要素配置。基于供给侧的改革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将在要素供给上取得突破，从而为新时期的工业化提供新的增长动能。
2.中国现阶段工业化阶段判断及供给侧改革必要性
进入2015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的突出问题，这也是中国工业化现阶段的主要表现。经典工业化阶段理论指出，工业化各阶段的发展目标不同，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工业化发展趋势，首先需要分析中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
目前，对中国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判断，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中国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有人认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个别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工业化并不简单归结为工业的发展或是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因此，本研究总结已有研究的指标体系，构建了评判工业化阶段的四类指标：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衡量，二是经济结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结构及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变动，包括工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或商品总增加值的比重，四是城市化水平指标，用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具体划分标准如表1-5所示。
由表1-5可知，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179.8美元（2005年美元不变价），按阶段划分标准，已经达到工业化末期阶段的标准，但还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三次产业占比与之类似，2017年，中国三产占比为7.9：40.5：51.6，第一产业占比小于10%，第三产业占比最高，达51.6%，第二产业占比达40.5。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中国依然未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仍然处于工业化末期阶段，且第一产业就业占比27.0%，距离10%的阶段标准还有较大差距。而从工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及城镇化率指标看，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表1-5 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
综合以上观点，中国现阶段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段向后期过渡的阶段，即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阻碍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瓶颈正是现阶段出现的供给侧的矛盾，在企业层面突出表现为：企业素质结构不合理，优质企业数量不够；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企业改革和战略性调整还任重道远；企业产品结构还无法适应消费结构变化，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能力不足。在产业层面突出表现为：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产业融合程度不足。在区域层面突出表现为：对外，利用全球资源的区域战略还有待完善；对内，现有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区域发展差距较大（黄群慧，2016）。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提供经济增长所需动力，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协调机制）。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看到市场失灵所导致的问题，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从而根据未来市场趋势，提前布局建立工业化发展动能。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在经济政策实施的某一环节尽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将旧动能转化为新动能。为有效协调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建立四种机制：竞争机制、开放机制、流动机制、长效机制，为改革阶段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制度保证。
（2）从产业层面来看，中国工业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升级包括工艺升级，产品升级与产业链升级。产业升级既是培育工业化增长路径，也是改造原有产业，促进旧动能转化为新动能的有效渠道。就中国目前来说，由于基础原材料、基础原器件与基础工艺的薄弱，工艺升级及产品升级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二是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生命工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将成为引领中国下一阶段工业化进程的核心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工业化进程要求不仅有信息产品的快速发展，不断形成新兴产业；也要利用信息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既要注重新技术的发展，也要培育与新兴产业相适应的产业组织结构与产业生态链。三是产业融合与军民融合。不同产业相互融合已经成为工业化前进动力的重要构成。制造业服务化是产业融合的重要领域。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提升了顾客满意度，提高了企业销售额，而且可以有效将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扩大企业市场规模。军民融合可以把国防安全与经济建设更好结合，为工业化升级提供产业与技术支撑。
（3）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将会发生显著改变。通过招商引资扩大出口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中国也已经初步改变了资本短缺的局面，大量资本在迫切寻找投资机会。经济全球化减速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着力点。国际产能合作是现实条件下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换的可能路径。
（4）绿色转型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过去几十年，中国工业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中国巨大的环境容量，甚至超过了自然环境自我净化的能力。可以说，过去一部分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源于将企业环境成本外化；而目前靠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旧道路已经不可持续。绿色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而且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中国下一阶段的工业化应通过技术进步等方式来应对环境管制，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实现环境保护的双重红利。加强生态服务功能区建设。通过市场化的机制使生态服务价值化，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从而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5）区域间要素流动是支撑中国未来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机制。中国目前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商品与要素流动的壁垒尚存，消除商品与要素流动壁垒，减少资本错配，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中国经济目前形成了东中西部的梯度发展格局。东部产业升级需要原有区域提供产业发展的空间，而中西部发展也需要实体产业的支撑。产业转移将在中西部形成新的增长极，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从而可以激活原有旧动能，将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成果转为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动力；东部地区原有低端制造业转移后，逐步形成新的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从而为中国下一阶段工业化发展提供空间。
（6）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支撑。国家间的竞争会越来越聚焦于对人才的竞争；是否能聚集足够多的人才是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下一阶段的工业化目标应从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转变为建设宜居城市，从而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各级政府也会越来越注重对本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最重要的是教育与健康），从而增加对人才的吸引力。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宜居城市的建设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7）城市化是未来一个时期促进中国工业化深入推进的持久动力。中国目前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城市化不仅意味着人在城市中居住，更意味着劳动力就业岗位将不再是农业，而是二、三产业。目前中国城市化还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不同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意味着落后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这也形成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机遇。中国的城市化推进将会在中西部部分地区形成千万级的城市，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地区整体工业化进程。城市化不仅意味城市规模的提升，也意味城市质量的提升；智慧城市的建设将推动城市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
（8）加强各区域间协同与优势转换是未来中国工业化需要解决的突出任务。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差距的格局与其对外开放的程度有关；而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与中国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有关，因此也造成了地区间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差异。全面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外向型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差距；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使中西部发展外向型制造业也具有了新的区位比较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使中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商业环境不断优化，有利于中西部地区不断加快工业化发展速度，更好地融入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局中。
[1] 该统计值为人民币现价及美元现价数值。如不做特殊说明，本章统计数据均采用此数值计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