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工业化进程总体趋势分析

工业化不是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速提升的单一概念，而是涵盖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收入水平、投资效率等相关概念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过程。经典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或地区）随着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是工业化推进的主要标志（陈佳贵等，2006）。具体而言，工业化主要特征为：（1）创新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与技术进步；（2）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分工不断专业化、精细化，生产社会化；（3）生产方式进步与社会分工的细化影响产业间结构变化，工业生产代替农业生产，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上升，逐步占据主导地位；（4）技术进步与新技术的应用带来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和技术含量的提升；（5）随着制造业占比的上升与工业对农业的替代，国家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农业人口下降，并向生产品制造部门及消费品制造部门转移；（6）就业结构的变动体现在农业人口流向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率快速提升；（7）国民经济总量在工业化进程推动下不断增加，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中国的工业化总体上符合经典工业化理论的具体特征，同时伴有中国工业化探索的自身特色。

1.工业增加值变动

工业化首先是工业发展的过程，工业的崛起与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动。工业发展是物质生产力与财富积累的根本动力，如图1-2所示，中国工业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快速积累阶段和剧烈波动阶段，在1978年后逐步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两波高速增长阶段，伴随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逐步回稳，工业发展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截至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由1952年的119.6亿元增加到279996.9亿元，增幅显著。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U型发展轨迹，其中在1960年前后、1978年前后、1992年前后以及2006年前后四次达到峰值。1960年峰值有“156项工程”的确立与实施的原因，更多则是源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这也直接导致了该次峰值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工业增速及工业占比的断崖式下跌。1971年9月，“四三方案”的实施与推进是新中国继“156项工程”之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工程，也直接带动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工业水平的发展与生产技术的进步，从而形成第二次增长峰值。第三次工业增长峰值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经济活力，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崛起与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同90年代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及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又一次飞跃。21世纪初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形成了第四次工业化峰值。转型时期的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工业化发展推动生产资料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集聚，高质量发展与高科技制造业成为时代主题，工业增速有所回落，现阶段维持在6%左右，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三分之一。

图1-2 1952—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相关统计
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以上年为100%计算。
数据来源：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2.产业结构变动

工业化进程推动各产业间结构的演化与升级，如图1-3所示，1952年，中国三次产业构成分别为50.5%、20.8%和28.7%，农业生产占据国民生产绝对主导地位，工业体系受到战争破坏，工业占比仅为20.8%。在70年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第一产业占比总体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上升，第二产业占比呈倒U型趋势，截至2017年，中国三次产业构成分别为7.9%、40.5%和51.6%，“三二一”格局基本形成，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主体，产业贡献率达58.8%。

图1-3 1952—2017年中国三次产业构成变动
数据来源：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造成三次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是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差异，如图1-4所示，1978年经济进入稳定增长区间后，第一产业增速始终保持在较低且相对平稳的水平，除个别年份，增速维持在2%—5%区间波动。第二产业增速在绝大多数年份领先于GDP增速，并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前10年实现了两次增长峰值。第一次峰值得益于轻工业发展期与民营企业发展期的双期叠加推动下的增速的快速提升，尤其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民营工业企业的发展，1992—1995年，第二产业年均增速达19.6%，第二次峰值得益于重化工业的再次发力与新型工业化的推进。2012年后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使得第二产业增速减缓，第三产业发展提速，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增速最快的生产部门，这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的时间相吻合。

图1-4 1978—2017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指数
数据来源：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从产业结构内部看，中国的工业化是基于重工业引领的工业化道路，但重工业性质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发生了深刻变革。如图1-5所示，除部分年份，重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均高于轻工业总产值，而从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占比的变化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占比高，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思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重工业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体系建设及工业生产能力提升的主导力量。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并进，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从而使得：（1）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轻工业迅速发展，轻工业总产值占比由1978年的43.1%逐步上升到1982年的50.2%，并长期维持在50%左右，直至1999年；（2）国有控股工业产值持续走低，1978年其占比仍有77.6%，而到2011年仅为26.2%。以上两个事实也反映出始于2000年的重工业总产值占比的迅速上升与计划经济时代下的重工业主导型经济有所不同，此次发展在于：（1）重化工业再次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攻方向，国家通过政策引导，依靠市场力量发展重工业；（2）重工业产品技术含量明显提升，进而带动重工业产品价值的快速提升，这也是此次重工业总产值占比上升的关键因素。

图1-5 1963—2011年不同类型工业总产值占比
数据来源：据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3.就业结构变动

产业结构的变动带动了就业结构变化及人口的城乡间转移，如图1-6所示，除去“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运动使得就业结构有所波动外，整体而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由1952年的83.54%下降到2017年的26.98%，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却持续上升，1994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保持较快增速，2017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8.11%，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达44.92%。就业结构的变动带来了城乡人口的流动和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更多的人口进入城镇，城镇人口数由1949年的5965万人上升到2017年的81347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也由10.63%上升到58.52%。工业化对提升中国人口的整体生活、就业水平的作用十分明显，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有26.98%，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也仅为44.92%，两项数据均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其次，中国农业人口基数依然庞大，2016年中国农业人口数为6.74亿人。第三，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二元经济造成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估算，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数约为2.45亿人，这些人在服务工业化的过程中却难以享有公平的权利。

图1-6 就业结构与人口城镇化
数据来源：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