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扎根生长——广东汉剧生存于客居地

文化地理学认为，一种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不仅受到自然环境中各要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他文化要素的影响，这种文化整合的作用是错综复杂的。^[28]广东汉剧作为广东三大剧种之一（粤剧、潮剧、汉剧）生存于以客都梅州为中心的客居地，它的留存是否与其所处的地理文化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笔者将从客属地的社会环境、文化景观、文化交流三个方面对广东汉剧的生存做一探析。

一 地理环境对剧种生存的呵护

梅州市作为客属地的客都，辖6县1市1区，它们分别为：梅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五华县、平原县、兴宁市以及梅江区。梅州市处于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分界处，全年雨水充沛，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矿产资源。从地貌特点来看，梅州境内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共有140多座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其中，自东北向西南沿梅州大埔、梅县、丰顺、兴宁、五华等县至揭阳市揭西县交界处延伸，仅200多公里的路途，就可以见到呈一字形排列的十多座千米高峰。^[29]文化地理学认为：“无论是高原、盆地、山区，都因为有山脉形成的屏障而使外部文化难以浸入，自身文化也难以流出。”^[30]粤东偏僻的客家聚居地，由于众多的山脉环绕，使得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难以入侵，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区”，为广东汉剧的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

大部分的剧种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语境下，经过时间的延续，自然形成与本土音乐文化相适应的音乐特色。客家人在辗转南迁的过程中塑造了勤劳勇敢、质朴大方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广东汉剧的艺术风格。广东汉剧扎根客家山区后，主要追求质朴和写意的舞台布景，因此脸谱的描绘又蕴含着本土民间的气息。比如，扮演曹操的角色要画白色的脸，而关羽的扮演者则是红脸，反映出当地民众的伦理推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红色与血有关，表现男子血性之义。所以红脸门下都是赤胆忠心的人。有戏谚曰‘红脸无坏人’。”^[31]色彩的不同直接表现了民众心中对正义与奸诈的理解。因此，脸谱的描绘体现出的是某种约定俗成的民间性特征。

这就充分说明了广东汉剧一方面还是坚守着固有的舞台艺术传统；另一方面也在迎合着客家人的审美趣味。客家地区的传统音乐——广东汉乐，加入广东汉剧的舞台演出，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广东汉剧对客家音乐文化的吸收。例如，广东汉乐中的中军班音乐，也经常会用唢呐模仿“外江戏”的曲段，比较常见的有《二进宫》《昭君出塞》等。广东汉剧在加入了中军班音乐后，使得演出场景更加贴近客家人民的生活，同时中军班音乐也烘托了戏剧演出的场景氛围。总之，转移到客家地区的广东汉剧，其音乐特点在客家人民的改造中，反映出的自然也是客家人真实的生活情景。因此，勤勉质朴的客家人在封闭的客家山区，不仅接受了广东汉剧，而且加入了本土的音乐文化元素，呵护着广东汉剧的生存。

二 文化景观对剧种生存的作用

文化地理学认为，景观作为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出的不仅是该文化的物质文化特征，还有该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征。^[32]广东汉剧在客家山区的生存，最重要的是各种汉剧业余国乐社的活动所形成的文化景观。

钱热储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将乐社分为三类：小规模乐社（3—10人），中等规模乐社（可容纳多人），大型规模乐社（至少30人），在粤东客家地区的广东汉剧主要以中等规模乐社为主。如大埔县茶阳镇的同益国乐社、百侯镇的百侯国乐社，还有兴宁国乐社、梅县艺光国乐社等等。这一类型的乐社都会呈现共同的特点：一是乐社中会有一到两个核心人物（社长、副社长），主要负责乐社的内部管理和对外交流。二是经费由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提供，乐社成员也可以自愿捐赠。三是乐社成员自由参加乐社活动。业余国乐社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非营利性，乐社成员以乐会友，切磋技艺，他们时而“玩乐”，时而茶歇，互相交流彼此的想法。把“赏玩”这种典雅古朴的音乐作为自己的追求，把陶冶性情、提高品位作为终极目标。他们频繁地交流与活动，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艺术水准，也扩大了广东汉剧的影响力。

国乐社在客家地区的广泛分布，首先培养了大量的广东汉剧爱好者，1935年的《正报》报道：“小小国乐社，由男女社员及乐手，共六七十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是爱好国乐的乡民及中小学生，他们的表演，深得附近乡民的赞美。”^[33]

由此可以看出，国乐社的成立对广东汉剧发展的影响，以及小小国乐社在广东汉剧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良好社会效应。其次，乐社的不断壮大，成员的不断加入，交流活动的不断推进，促使一批名角脱颖而出，如唐冠贤（丑）、赖宣（小生）、石豹（大花）、钟熙懿（青衣）等。乐社的成立使广东汉剧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普及，这些名角的涌现推动着广东汉剧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国乐社中很多乐友的研究工作，直接促进了广东汉剧艺术的进步。他们自发研究广东汉剧剧本，编成汉剧曲谱，配以戏词，并附古调，努力编辑观众能看懂的剧本。在理论上提高和推广了广东汉剧的音乐效果，在促使“外江戏”向广东汉剧的本地化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可见，由于业余国乐社组织的一系列汉剧表演活动所形成的文化景观，不但提高了广东汉剧爱好者的艺术技能，更扩大了广东汉剧的影响力，也推动着广东汉剧的繁荣发展，更对广东汉剧在客家居地的生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文化交流对剧种生存的影响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社会研究中的交换形式、交往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地方的人群与另一地人群的交流频繁、内容丰富，那么文化扩散的机制将发挥作用，两地的地方文化会相互影响”^[34]。广东汉剧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它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民间习俗活动、文化传播两个方面。

（一）民间习俗

粤东客家人的聚居区，是昔日汉剧演出的主要地区之一。历史上，客家人因为在南迁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艰难的生活环境，从而形成了宗族血缘观念，重视对祖先的崇拜。而墟镇是乡民参加集体活动（客家多为游神赛会活动）的重要场所。据史料记载，几乎所有的游神赛会，客家人都要聘请最有名气的“外江班”来演剧。^[35]因此“外江班”到客家地区演出，多数因由是祭祀演剧。

每一次的游神赛会活动，一方面，客家民众都可以欣赏到“外江班”带来的广东汉剧，不但频繁的欣赏加深了民众对广东汉剧的理解和喜爱，也激发了他们想要学习广东汉剧的兴致，因而使广东汉剧得以生存。另一方面，“外江班”的演出也为客家本地广东汉剧国乐社的成员们提供了新的启发，同时也通过相互的交流，使国乐社的成员们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能。由此可见，古朴典雅的广东汉剧能够在客家城乡生存下来，祭祀演剧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文化传播

如果说民间习俗是把演剧水平高超的“外江班”引进来，那么，文化传播则是让广东汉剧“走出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梅州仅存的两个汉剧团分别是：广东汉剧团以及大埔汉剧团。尽管只有两个演出团体，却依然立足于客家居地，并在新时期承担着对外演出的职责，将客家地区的广东汉剧带到了更大的市场。

1982年广东汉剧团的演员们第一次访港，并且以一部《秦香莲》揭开首演，轰动了香港，收获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接下来他们又演绎了长剧《花灯案》以及折子戏《盘夫》《打洞结拜》等汉剧作品，也赢得了香港观众的称赞。为了表达对广东汉剧的赞赏，香港文艺界还通过传媒发布消息，宣传推广。各个报社（如《文汇报》《华侨日报》《新晚报》等）在10多天内，公开发布了124篇文章以及84张演出照片。除此之外，广东汉剧团的到来以及演员们精彩的演出，也影响了香港的许多学者对广东汉剧源流探讨，可以看出香港居民对广东汉剧的好奇和热爱，这一举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广东汉剧团演员们演出的信心。^[36]此后，广东汉剧团的演员们又赴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演出，每一次他们都以精彩的演出赢得了当地观众的热烈赞赏。

文化的交流使广东汉剧走出封闭的客家山区，走向更大的舞台。无论是将“外江班”引进来，还是广东汉剧团的“走出去”，都是在不断地交流中提高演员自身的能力，丰富广东汉剧的艺术形式，拓宽广东汉剧的发展道路，扩大广东汉剧的影响力，从而支持广东汉剧能够在客家居地更好地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