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辗转迁移——广东汉剧发展于潮汕

音乐地理学认为，层次和地位也是我国民间音乐形态发展的特点，一般处于下层地位普遍是民俗音乐和劳动音乐。而“剧场型”音乐和“乐种”，则处于上层地位。经过时间与空间的扩散和筛选，不断稳定该地区的“特质”，从而形成该地区独特的文化区域风格。^[16]广东汉剧作为外江戏进入粤东，既经历过成熟、繁荣，处于上层“剧种”状态的时期，也经历过逐渐式微，转移客家山区，从上层的“剧种”状态转为下层的民间音乐的时期，但最终能够在客家居属地得以生存。这其中的转折必然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 剧种形成对社会环境的选择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音乐艺术，它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必然会对其产生各种影响，而音乐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会受到这些影响的制约。^[17]“外江戏”进入粤东地区的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清中叶的乾隆年间，大致可以归纳出三条路线：从赣南—闽西—大埔、梅县—潮汕；从广州—海陆丰—梅州，最终到达潮汕；从赣南—寻乌—梅属诸县。^[18]虽是不同的路线，但可以总结出共同信息：“外江戏”进入粤东后，最先到达的是客家地区。然而，其为什么没有在此盘踞，而是继续往前，最终选择潮汕地区？

咸丰八年（1858年），汕头正式开埠，成为粤东、赣南、闽西贸易运输集散地。“为国内港冠，清咸丰间开作通商口岸后，既成南北洋咽喉重地，与上海香港骎骎乎有鼎足之势。”^[19]经济的发达、商业的繁荣、社会的安定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使得中原文化不断传入。因此，早期的广东汉剧首先选择进入潮汕地区，也正是缘于它是赣南、闽西、粤东三地的经济中心。由此可见，潮汕地区经济条件的优越性、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为剧种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基础，是剧种选择留存的重要原因。

二 人文环境对剧种成熟的影响

“外江戏”具有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正好与潮汕本地文人尚雅的审美追求相契合。很多文人都聚在一起组建音乐社，或操琴唱曲，或登场演出，还会与业余的琴师、鼓师相互切磋，自由研讨，最终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虽然这些文人仅仅是出于对“外江戏”的喜好，但也正是这样的喜好促进了“外江戏”的普及和发展。如果说文人们的活动对“外江戏”的普及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那么下层的民众对这种音乐文化的渴望和追求，则是使得“外江戏”得到隆兴的根本原因。沈敏在《潮安年节风俗谈》里谈到，粤东地区的乡村，不管是大村小村都要演剧，大村每天演剧的数目数不清，小村每天演剧一两台，即便是很小的村子没钱请大戏，也会想尽各种办法与附近的大村同演。^[20]由此可以看出“外江戏”在粤东地区受民众喜爱之深。

“外江戏”在潮汕地区不仅受到文人的青睐，还特别受到民众的喜爱。文人雅士自觉组建的音乐社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对“外江戏”起到了普及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技艺，而下层民众对“外江戏”的喜好，则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整个文化氛围，也正是在这种人文环境的背景下，推动“外江戏”的不断发展。因此可以说，人文环境是促进剧种逐渐成熟的重要原因。

三 文化空间对剧种繁荣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其起源和发展与群众生产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是各族人民世世代代所传承下来的。^[21]享有“南国牡丹”美誉的广东汉剧，它在发展中的文化空间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据史料记载，同光之际，“外江戏”在潮汕地区就涌现出许多戏班，例如，“外江班”就有数十个，还有“四大班”“咸水班”等。

其中，“四大班”（分别为新天彩、荣天彩、老福顺、老三多）可谓实力雄厚的班派，可以演出大型的剧目。“咸水班”以模仿“外江班”的形式为主，他们虽然是角色不太统一，演技一般的演员，但却是在农村演出的力量担当。而“外江班”在艺术上是比较正规的戏班，主要的演出场所有馆台、庙台、草台、戏园等，演出场所从前期的私台、草台，到后期戏园的转变，不仅为民众提供了更多欣赏戏剧的机会，也提供了更多的欣赏视角，如对舞台布置的欣赏、对剧目整体变化的欣赏等。^[22]通过增加民众赏剧的机会以及提高演出的质量，带动广东汉剧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戏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此时的“外江戏”在潮汕地区的发展已逐渐走向繁荣期。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潮汕人民乃至粤东人民的审美需求，“外江戏”也在不断地改造和完善自己。如在行当扮演方面、伴奏乐器及伴奏音乐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改变，开始学习和借鉴本土的音乐元素，促使“外江戏”与本土音乐的交融，让“外江戏”充满粤东地区的韵味。

表1 湖北汉剧与广东汉剧行当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早期广东汉剧的行当体制与湖北汉剧有着很强的一致性，但在宣统年以后，广东汉剧开始形成自己的舞台特色，并逐渐出现了各行当特有的代表剧目。

表2 广东汉剧行当及“四柱戏”

表2中所列的“四柱戏”，是各个行当中表演技巧最高的戏，这是已经获得演员们和民众共识的。在粤东地区发展的广东汉剧，形成的特有行当以及代表剧目，自然体现出的也是带有粤东岭南本土特色的艺术风格。^[23]

仅从行当扮演的对比中就可得知，“外江戏”已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走向成熟的艺术风格，扩大“外江戏”在粤东地区的影响力。“外江戏”也由此更名为“汉剧”^[24]。

四 文化自觉意识对剧种的挽救

“文化自觉”中的一个重要内含是指：一个民族、社区或者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充分的领悟和认识。^[25]

自清政府被推翻后，社会开始变得不稳定。由于潮汕清朝统治政权的瓦解和四大“外江班”的相继解散，加之1939年的汕头沦陷，广东汉剧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原本支持“外江戏”的文人和官员们也纷纷离开了粤东地区，民众也因城市的沦陷而朝不保夕，就更没有人再看戏了。^[26]名角凋零，戏班解散，观众迁移，广东汉剧与昔日的辉煌形成了强烈对比，彻底失去了在城市生存的机会。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广东汉剧开始向未沦陷的客家山区转移。

客家人在广东汉剧濒临灭绝的时候接纳了它。他们组织国乐社，购买衣箱和道具，聘请教戏的师傅开办培训班，为广东汉剧的恢复和再一次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客家人在广东汉剧生死攸关时刻挽救了它。客家人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在客家人的心里，他们早已把“外江戏”看作客家戏。陈志勇先生论述他在演出之余与当地的长老谈话时问道：“为什么不请其他的剧种来演出，而选择广东汉剧？”长老回答：“除了广东汉剧，祖宗听不懂其他的剧种！”^[27]多么简单的回答，却是发自内心的想法，说出了客家人对祖地音乐文化的认同。由此可知，是客家人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挽救了濒临灭绝的广东汉剧，使其在社会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在客家山区得到发展的新机遇。

以上可知，广东汉剧的发展历程中有过辉煌时期也有过灰暗时期。“外江戏”从江西南部进入粤东地区，首先到达的是客居地。但是由于梅州地区经济的落后使得“外江戏”很难发展，所以最终“外江戏”选择了经济发达的潮汕地区。潮汕地区发达的经济基础，为广东汉剧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社会环境，广东汉剧也因此选择留存于潮汕地区。潮汕人民对广东汉剧的喜爱和渴望，营造出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为广东汉剧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支持作用。文化空间的存在推动着广东汉剧逐渐走向成熟，最终走向繁荣，这一切都是广东汉剧在潮汕地区发展的辉煌时期。然而，清政府被推翻后，由于城市的沦陷，广东汉剧的生存地不得不转移到客家山区，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虽然这段时间是广东汉剧发展的灰暗时期，但这只是它短暂的过渡期，此后广东汉剧又重新在客家聚居地扎根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