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健康城市的国内研究综述

随着健康城市建设实践在我国的开展，健康城市也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在不断展开和深入。从研究内容看，相关文献总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国外和港澳台健康城市实践和理论成果的引介，第二类是对国内各地健康城市建设的历程回顾、可行性论证、策略措施和经验的总结与评估，第三类是提出有关看法和观点，包括一些较系统的分析探讨。

一 对国外及港澳台理论与实践的引介

1.对国外及港澳台健康城市理论和实践的翻译介绍

由于健康城市是先由国外发起的，介绍、引入WHO健康城市项目和国外理论和各地实践情况、经验就成为必要，所以，这方面文献比较丰富，数量上占到国内文献量的近1/3。

从文献出现的时间来看，在WHO健康城市于欧洲开发的初期，国内就有文献进行了翻译介绍，最早是江美球等人（1989），其文提到“健康城”起源于1984年加拿大，并引述了Hancock和Duhl的健康城市定义：“健康城就是一座不断地创造与改善其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扩大其社区资源，使居民能够互相支持，以完成人生的全部使命，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人潜力的城市”。

20世纪90年代初，廖世雄、管纪惠（1991）的文章介绍了Ashton对健康城市的有关论述，包括WHO健康城市项目的缘起是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人人健康”（Health For All）战略在欧洲的城市层次的实施，而以城市为站点的原因在于19世纪欧洲和北美工业城镇的公共卫生传统、城市政府的管理层次和职权的特点，以及城市化趋势使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日益重要性和市民认同等，并提到衡量城市健康状况的13个参数，最后介绍了WHO欧洲区健康城市网络第一个五年期（1987—1992）的参与城市、工作内容、重点、实施步骤等。此外，90年代国内翻译出版的WHO出版物，其中一些包含有健康城市的内容，如《我们的星球、我们的健康》（WHO，1992；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1994）和《城市卫生危机——面对快速城市化，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策略》（WHO，1994；张妤、覃毅翻译，1996），其中包括后来广为流传的健康城市11个“特点”。有趣的是，这两个报告中文版都把健康城市翻译为“卫生城市”。另外，修建军（1996）翻译了WHO信息及出版处提供的1996年世界卫生日材料（World Health Day 7 April 1996 Material），其中，有关健康城市的10个“标志”等在国内广为流传。

21世纪初以来，详细介绍国外健康城市的开发步骤、指标、评估及WHO各区健康城市历程、世界各地健康城市的经验、案例等的文献大量出现。其中，王书梅（2002）介绍了健康城市项目开发步骤，郑英杰（2006）介绍了荷兰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研究合作中心负责人Evelyne de Leeuw提出的健康城市元（Meta）模型，胡善联（2003）文中提到了WHO欧洲区健康城市的指标内容并呼吁吸取国际经验来制定2020年分阶段的我国小康社会的卫生目标，黄敬亨、邢育健等（2011）介绍了健康城市运行机制的评估——SPIRIT框架。此外，许丛宝（2006）的博士学位论文、傅华（2007）主编的《健康城市理论与实践》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健康城市运动的发展历程、概念和原理以及技术方面如《健康城市计划》、《城市健康档案》的制定或制作，以及健康城市评估等。

还有许多文献介绍了世界各地健康城市的实例，展现了国外健康城市建设的丰富经验，如WHO欧洲区英国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健康城市建设情况（周向红，2007）；WHO西太区2001年“健康城市”评估与展望讲习班情况（严强，2003）；日本“健康城市”主要特征及可借鉴的经验（李卫平、成莉，2003）、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健康城市概况（陈少贤，2000）、韩国的经验（南银袼，2007）、日本健康城市建设（史慧静，2007），其他如宋言奇（2008）基于WHO西太区健康城市联盟第二次大会交流材料而概括了西太区健康城市建设的一些走势。另外，关于北美地区的健康城市实践，李丽萍（2003）介绍了美国印第安纳模式和拉丁美洲模式，周向红（2006）介绍了加拿大的开展情况。

最后，有文章介绍了我国台港地区健康城市建设的开展情况，如曾曦与冯磊（2006）“香港政府防范儿童肥胖的措施对建设健康城市的启示”，台湾学者许世雨（2006）“台湾地区健康城市与健康社区之营造”，周镇邦与周奕希等（2007）关于WHO西太平洋区域“健康城市联盟”创会会员——香港九龙葵青区把安全小区及健康城市建设相结合的情况介绍，荣休、李绍鸿等（2007）的文章涉及香港健康城市建设经验。

2.WHO健康城市的特点在于过程特征

许从宝、毕胜（2006）一文中提到“那些关于健康城市的具体指标并不成其为硬性的目标限制，而只是一种用来发现问题、调动健康城市工程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方式”。

周向红、诸大建（2005、2006、2007）辨别了“健康城市”与“健康城市项目”的区别，认为“健康城市和健康城市项目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健康城市“应具有清洁美丽、居住安全的城市环境，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能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食物、饮用水、住房等生活必需品等特征”，而“健康城市项目是指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促进地方健康政策的变革和创新，宣传促进公共卫生的新方法，探索将人人健康战略的基本原则和目的转化为实践的新途径”。并提到健康城市项目通常具有“对健康的共同承诺、被纳入到政策制定等环节、各相关部门互相配合、社区积极参与、变革和创新贯穿于项目的全过程、最终形成相关公共卫生政策”6项特征。

李忠阳、傅华（2007）在其书中提到“‘以健康为中心，通过政治承诺和健康的公共政策，促成跨部门行动和社区的参与，并不断地创新，达到健康的社会、健康的环境和健康人群的目的’这个核心内容也就成为世界上千万个健康城市的共性特征——健康城市之路（healthy city approach）”。

二 国内健康城市实践的回顾总结

国内研究者在介绍国外健康城市经验的同时，也对健康城市在国内的开展进行了回顾总结，有大量文献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的。

1.关于国内健康城市建设的历程回顾

卫生部医政司于军（1997）的文章，回顾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WHO对我国的咨询、考察和提议开展健康城市项目，以及从1994年起与我国卫生部合作选定城市开展健康城市项目试点、在各地开展培训和召开会议等情况。另外，一些亲历者，包括地方官员、专家学者对各地试点开展情况进行了回顾，如上海市嘉定区卫生局爱卫会的陈政、许文忠等（2004）回顾了上海市嘉定区作为WHO首批“中国健康城市项目试点区”工作情况；中山医科大学教授郭清（1997）对海南省海口市成为WHO健康城市项目试点区过程的回顾，邢育健（2001）回顾了苏州被批准为全国爱卫办向WHO西太区申报“健康城市”项目规划试点的市健康城市的过程，严强、邢育健（2001）和周向红（2006）的文章中提到1997年后卫生部考虑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与健康城市有相似性而把这个项目移交全国爱卫办。

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各地城市纷纷自主启动健康城市建设，傅华等（傅华，2006；李忠阳、傅华，2007）认为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由此进入实质性或全面发展阶段，并以苏州和上海为代表。2007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启动全国健康城市（区、镇）试点工作并确定了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江苏省苏州市等十个市（区、镇）为全国第一批健康试点城市，诸大建、周向红（2008）把此作为中国“全面开展建设健康城市（区、镇）活动”的开始。陈柳钦（2010）提到，2008年卫生部提出“健康中国2020”战略。

2.关于健康城市建设在各地的实践

随着健康城市在全国范围的扩展，有关各地实践的回顾、工作经验探讨的文章大量出现，其中，以涉及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的文章居多，江苏主要涉及全省以及几个县市如苏州、通州、连云港，浙江省主要涉及杭州、宁波等。其次是有关重庆、北京、广东和深圳等地情况的文献。近年来，涉及其他地方健康城市建设开展情况的文献也不断出现，如辽宁大连市（大连爱卫会刘小平，2007）、广西南宁市（龚维玲等，2010）和新疆乌鲁木齐（刘艺、李维青、罗春、康鹏旭，2011）。此外，还有其他地方健康城市开展的信息散见于各种新闻报道中。总的来说，文献内容地区分布的时间序列与健康城市建设在中国各地的扩展同步，是对全国健康城市工作进展情况的反映，而就这些文献涵盖的内容来看，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各地健康城市建设的指标构建和可行性研究，如苏州市健康城市指标体系研究（谢剑峰，2005）、上海徐汇区的指标体系（玄泽亮、魏澄敏、王克利、傅华，2003）、上海市徐汇区开展的可行性研究（玄泽亮，2003）、浙江宁波建设健康城市的可行性研究（许国章、程志华、马藻骅，2006）、健康城市行动计划的制订（李光耀、张浩，2005）等。

其次，各地健康城市建设历程回顾、做法、策略、经验教训，以及对问题、不足和障碍及其对策的思考和未来展望等内容。如苏州建设健康城市总体情况（邢育健，2004；王书梅，2007；赵秀萍，2008），各种场所如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建设的实践与思考（陈小民，2005）；对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的回顾（杨晓渡，2004；张浩、李光耀，2008）；关于上海市徐汇、长宁和浦东等区“健康城区”建设（周秀芬，2004；梁鸿、李娟、仇育彬，2009；盛新春，2004；盛新春、倪根、罗惠平，2006），杭州健康城市建设（张爱珍、包家明，2006），江苏新时期健康促进策略的实践与探索（陈华，2010）；关于江苏淮安（王向明、2005；丁解民，2005）、常熟（顾志良，2005、2006）、江阴（吴亦，2010）、通州（管军，2006）、张家港（张家港爱卫会杨芳，2007）等县市健康城市建设策略、做法；广东南海健康村建设系列如南海区建设健康村的主体思路与策略（陈少贤等，2009）；对“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行动计划实践和未来北京健康城市建设思考（王鸿春，2011）；广西南宁市健康城市（龚维玲等，2010），深圳（深圳罗湖区，2005）、宝安（聂志刚、潘醒民，2008）健康城区建设；大连市健康城市建设（大连爱卫会刘小平，2007）、“健康重庆”建设的研究（谢勇，2010；宁德强、何定军，2010）；乌鲁木齐“健康城市”发展研究（刘艺、李维青、罗春，2011）。

最后，项目标准和各类评估研究和报告，如苏州健康城市项目标准（试行）（府采芹、邢育健，2003）、苏州开发的健康城市标准（谢剑峰，2004）（高峰、王俊华，2005）、苏州市建设健康城市的场所评估策略与方法（黄敬亨，2006）、苏州市各级卫生机构健康促进能力研究（高翔等，2011）、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及其健康促进能力研究（赵芳，2010）、广东南海健康村建设评估（陈少贤，2009）、KAP知信行调查评估（王继伟等，2005；严幸，2006）、阶段工作自我评估（徐建康、缪美英，2005）、健康社区和单位等场所建设评估（谢剑峰等，2001；黄敬亨，2006；胡兆铭、顾沈兵、张浩，2007；潘耀东等，2008）、职能部门工作评估（梁鸿、李娟、王国强、吴琼，2009）、街道工作评估（梁鸿、李娟、余兴，2011）、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行动评估研究（顾沈兵，2009）、南海健康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张瑛、陈少贤、靳娟、徐英、汪君、姜征、郭海秀，2009）；对乌鲁木齐城市健康状况的诊断（刘艺、李维青、罗春，2011）、健康社区基线调查（顾志良，2005）。

三 健康城市相关方面的探讨与争论

（一）提出了一个“更容易理解的”定义

傅华、玄泽亮、魏澄敏等（2002）提出了一个“更容易理解的定义”，即“所谓健康城市是指从城市规划、建设到管理各个方面都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保障广大市民健康生活和工作，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所需求的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有机结合的发展整体”。

（二）关于中国健康城市的愿景模型和建设内容

1.健康城市的愿景

比较早提出的系统模型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亚系统模型。江美球等（1989）提出健康城市实质上就是社会生态亚系统、经济生态亚系统和自然生态亚系统都达到动态平衡状态的城市。二是人群、社会和环境三大构成要素及其互动关系模型。梁鸿等（2003）提出，健康城市由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的社会关系三大要素组成，其中，人群与社会关系是主体要素，环境是客体要素，其作用原理是，环境是支撑系统，社会关系是保障环节，人群是终极目标。在健康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私人部门和城市居民积极介入，其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健康政策充分协调，并通过私人部门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使社会总体的健康收益与成本之差即健康的纯收益最大化。公共部门健康政策作用于影响健康环境的诸变量，又通过健康社会关系这一保障环节，控制诸变量间接作用于身体、心理和行为健康的程度，从而实现健康人群这一最终目标（梁鸿、曲大维、许非，2003）。

2.西太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需要应对的问题

关于健康城市建设的政策问题优先序，严强（2003）介绍了西太区发展中国家城市需要应对的问题，如城市基础设施（饮用水供应、污水处理、娱乐设施、道路建设、垃圾收集处理等）、自然环境保护和改善（清洁河道、园艺绿化、建造公共园林等）、社会和经济（公平经济、减少资源浪费、控制赌博和艾滋病、解决失业、改善住房、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文化价值观等），还有一些容易忽视的问题，如精神亚健康（沮丧、自杀、压力、孤立）、人口老龄化、意外伤害（车祸、溺水）、家庭暴力等。

3.健康城市建设应有的政策内容

首先，从卫生各领域讨论健康城市建设应该包括的内容。这类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覆盖领域甚广，主要包括：一是健康教育（顾志良、王惠文，2011；于文平、钱跃升，1998；夏春翔，2005；鲍科臻、张学军，2005；温泉、郭春江，2007；亢健之、许革、王建晶，2007）以及健康传播与生活方式塑造（周向红，2008）；二是居民营养与食品安全（秦品章、秦高，2007）；三是病媒生物防治（白勇、黄福伟、徐荣，2007）；四是社区卫生服务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健康城市的关系（刘树昇、张民庄、金荣，2003；孟仲莹，2008）、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何华明、王小合、许亮文，2009）、社区卫生在建设健康城市行动中的作用（李忠阳，2010）、将社区卫生服务的指标纳入健康城市指标（鲍勇、龚幼龙、玄泽亮、陈冬冬、张惠琴，2005）；五是健康城市背景下绿色医院建设（叶炯贤、廖素华、任陆华，2012）；六是心理健康方面，如心理健康与健康城市社区建设（刘晓民、刘东慧，2010）、健康城市建设中加强市民心理健康的措施（邱慧萍，2006）；七是健康管理方面，如健康管理在中国健康城市建设中的应用（王煜、黄建始，2008）、健康管理是建设健康城市的重要基石（鲍勇，2008）；八是健康公平，如全民基本卫生服务均等化（孙统达、童亚琴、马藻华，2007）、关注弱势人群（府采芹，2006）；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的修改与健康城市（许剑鸣、卢建立、杨朝春，2007）；十是医疗保健服务纳入健康商务楼宇建设（蔺世平、王千、陈洪人，2005）；十一是将动物咬伤控制指标纳入健康城市创建评价体系（杨亚明、武鸣，2008）；十二是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管理（谢翔，2003）。

其次，从经济角度探讨健康城市建设，包括：一是从人力资本角度，认为健康城市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健康城市建设具有增进人力资本的巨大功能，健康城市的宗旨、过程和具体指标都起到了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客观效果；反过来，对教育、医疗保健、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投资又是健康城市建设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结构、类别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推进健康城市建设（耿香玲，2006）。二是从城市竞争力角度，认为健康城市能够帮助城市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创造发展优势，克服或减少发展问题，争取更好的发展资源和环境并产生更好的结果，从而促进城市发展在战略上从量向质的转变。因此，在城市竞争力的多要素中，强调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和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内容，应当引起充分关注（杨振山、蔡建明，2011）。

再次，从城市规划、住区角度，有大量文献对健康城市建设进行了探索，反映了健康城市与城市设计规划、建筑等的天然联系。一是从都市优美环境的角度，涉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市政建设、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等方面（杨晓群，1999）；二是从城市病、21世纪的理想住区角度谈健康城市及其规划的关系（万艳华，2000），以及对SARS暴露的城市规划建设问题、健康与人居的关系探讨（毛其智、鲍世行，2003；潘跃红，2003）；三是从城市的山水、人文角度谈城市建设与健康（尹会荣、王景，2005）；四是强调健康城市应该以健康、公平、福利、安全和可持续等为导向（许从宝，仲德崑，2005）；五是讨论了都市规划专业发展与健康城市的关系（孔宪法，2005）；六是从城市路网和交通角度，如周伟丹（2008）从路网体系，周向红（2008）、徐璐与王耀武（2010）从城市交通探讨了健康城市建设内容，刘太格（2006）在这方面明确强调城市规划要以人为本；七是以某地的城市规划探讨了健康城市与城市规划的结合，如四川省资阳市沱江东区城市规划（刘志波、黄倩，2009）、重庆城市规划（宋思曼，2009）；八是从城市中央商务区、公共空间、开发区角度探讨健康城市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优先项目（周向红，2008）；九是针对人群的空间设计角度探讨健康城市应有的内容，如邓晓君（2010）基于健康城市理念的老年人生活空间研究；十是从步行环境营建的角度探讨，如张洪波、徐苏宁（2009）强调步行环境建设，还有明确指出健康城市空间的保健性和促进性此双重属性（董晶晶、金广君，2009；单卓然、张衔春、黄亚平，2012）；十一是从环境调控角度，强调布局合理的医疗设施、完善的公益设施、良好的城市物理环境，通过制定政策来保护健康城市理念得到落实（陶德凯、农红萍，2006）。

在从规划角度探讨健康城市的文献中，有一些明确指出了健康城市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罗勇（2011）指出目前我国健康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软体项目多、硬件建设少。认为“软体项目”集中在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人群等方面，并认为硬件建设少，容易导致健康城市与城市规划建设的不协调。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认为一是许多已有的完全不以健康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所导致的健康问题，只能由软体项目进行事后弥补；二是健康城市建设的软体项目（活动、宣传、教育）容易实施，硬件建设（建筑、场地）则需要科学数据的支持才能规划和设计。又如查长松（2010）倡导健康城市拒绝“物本意识”，要打造真正的人的城市；杜立柱、刘德明（2008）认为健康城市就是以满足城市人的快乐原则为出发点，将城市的自由度、舒适度、宜居性作为规划目标，既要实现城市客观存在的有序协调发展，也要满足城市居民的心理需求。

最后，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角度讨论健康城市的建设内容也有大量文献，主要包括：一是总的从生态环境谈健康城市建设，如生态环境因素对健康城市发展的影响（卢虹虹、王德耀，2011）；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态问题（陈炎兵，2005；黄肇义、杨东援，2001）；现代化健康城市本质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城市（蔡社会，2005）；健康城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最佳切入点（杨国庆，2008）。二是水、气、森林、气象方面，如钱芳和金广君（2010）关于健康导向下的城市滨水区空间设计的探讨、城市水系健康（赵彦伟、曾勇、杨志峰、刘静玲，2008）；城市森林（民建北京市委，2005）；热环境（黄海静、陈纲，2004）和健康城市住区的热环境探索（黄海静、陈刚，2004）；从城市服务角度（王明浩、肖翊，2007；孙凤华、胡伟、白乐生，1999）的探讨。

还有其他文献从多种角度探讨的健康城市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科学发展观（王资博，2009）；二是和谐社会建设（朱敏贞、杨国安，2011）；三是安全社区（文小舟、陈景龙、白杰，2007；香港职业安全健康局，2009）；四是体育健康促进、全民健身，如体育健康促进与健康城市（吕东旭，2007、2008、2009），高校体育（易礼舟，2011）、全民健身与健康城市（浦义俊、王如佶，2011）；五是文化、城市精神，如司子强（2006）提出要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推动健康城市的建设，谢翔（2003）从城市精神角度谈健康城市建设的目标内容等。

4.各地健康城市建设指标体系、项目标准及其内容特征

谢剑峰（2005，2006）提出的苏州市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分3个板块，共122条，基本板块包括优化健康服务、营造健康环境、构建健康社会、培育健康人群、提供健康食品、健康场景、市民满意度、行政推动等8个方面。玄泽亮（2003）认为上海徐汇区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共分总体层、系统层、要素层三个层面，其中，系统层包括12个系统，即人群健康、社会参与性、生活行为方式、卫生资源及其利用、教育权利、环境质量、居住环境、人口学特征、地方经济、基础设施、劳动就业、家庭收入支出。此外，有文献提出的健康城市项目标准中还包括健康家庭、健康社区等标准（府采芹、邢育健，2003；高峰、王俊华，2005）。

对目前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内容，肯定的意见认为中国健康城市建设在内容方面表现出“大卫生”的指导思想，即影响健康的因素是一个多层面和交互作用的社会生态学模型（傅华，2006）。而否定意见则认为健康城市指标体系所囊括的范围和涉及的领域广泛，有“大杂烩”之嫌（杨国庆，2008），但同时有质疑认为其内容狭窄，多限于卫生设施改善和环境绿化（许丛宝，2006），或限于环境卫生、饮食与运动、传染病和资源问题等，缺乏心理健康方面的指标（周向红，2008）。

（三）健康城市建设的政策过程

在议程设定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尚无专门研究文章，一些观点散见于有关某地、全国健康城市的历程描述、分析必要、可行、背景的文献中。如认为由于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GDP崇拜等，急功近利、违背自然规律、肆意妄为，使环境污染、健康等问题不到火烧眉毛时（如“非典”事件等）是很难进入政策的议事日程的（周向红，2008）。

关于国内城市健康城市建设开发的步骤，陈少贤（2000）的文章提到总的有7步，一是开展健康城市的形势分析和主要问题分析；二是确定健康城市的规划目标和实施模式；三是提出规划策略与政策措施；四是编制规划预算；五是可行性论证；六是规划的实施；七是规划的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有一些研究者的论述涉及了健康城市在国内开发过程的一些方面，具体主要有：

首先，关于优先序确定，认为健康城市实施的第一步是要开展健康城市的形势和主要问题分析以确定健康城市的规划目标（陈少贤，2000），要坚持“市民有需求、部门有措施、解决有可能、评估有标准”的原则，综合多方意见，聚焦重点，有步骤地确定需要优先解决的健康问题（李忠阳、傅华，2007）。

其次，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执行模式是指标任务的自上而下的层层下达，分解，层层落实，并采取目标管理，常利用目标任务分解表的形式，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专业小组和职能部门，其益处在于，一方面使各专业小组和职能部门在健康城市建设工作中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便于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的放矢地开展检查、指导、评估与考核工作（周向红，2008）。

最后，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组织机构与“自上而下”执行模式相配合，城市从上到下各级各层次如区级、街道层面，都设有与上级相对应的组织机构，如在街道一级，有街道党工委书记、社区医院院长为名誉主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和医院副院长任常务副主任，其他成员包括驻街道单位、街道办事处民政、城建、文教、环保、市容、绿化、爱卫、计生，以及机关、工厂。而副主任、理事、委员等则由商店、学校、公安等单位的主要领导担任（周向红，2008）。

（四）健康城市建设的参与者

周向红（2008）提到了一个总的概括，即健康城市建设的总原则是“政府组织、部门推进、属地负责、行业促进、群众参与”。有许多研究者的论述涉及了一些具体内容。

1.政府主导模式及其问题

1994年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嘉定会上指出“在中国实践的基本要求”，包括政府承诺、支持；财政投入；（政府）部门共同协调（陈少贤，2000）。傅华等（2007）把我国健康城市建设归纳为“政府主导”模式。从研究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政府主导”模式在组织结构上表现为四个主要方面：一是上海、苏州等地健康城市的推进都由政府负责，政府专门成立了领导机构，并由一名主管副市长领导；二是参与建设健康城市的政府部门多达20多个，如教育、卫生、体育、环保、环卫、市政、公安、财政、水务、规划、工商、旅游、交通、绿化等，各部门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了各自建设健康城市的规划并组织实施；三是协调机构通常是爱委会，它作为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承担着协调各部门建设健康城市工作的职责；四是协调方式有市政府每季度召开由各部门领导人和下级政府参加的工作例会，讨论工作进展，布置下季度的工作安排，以及制订实施多部门参与的健康城市计划等（傅华、玄泽亮、李洋，2006）。

关于“政府主导”的原因，从傅华（2006）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健康城市建设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政府，执政党“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纲领成了以政府推动健康城市建设的强大动力；二是符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和现状，尽管健康问题涉及千家万户、与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但个人要改造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能力实在是太微弱，况且许多居民对他们的健康问题往往是到了发生疾病后才去关注，在这种需求察觉不够而且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来源于民众的推动力显然不足也不现实；三是我国有很成功的历史经验，如爱国卫生运动就是一项政府直接领导，多部门通力合作、发动各阶层群众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式，并且我国历史上取得的许多公共卫生的伟大成就与这一工作方式不无关系。

关于政府主导模式的问题和可能导致的障碍，首先就是政府支持的可持续问题。赵秀萍（2008）提出，加入健康城市联盟需要有市长亲自签名的申请书和承诺书，但随着政府换届、领导更换，新任领导对健康城市项目的认可和支持将对健康城市项目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在很多国内外健康城市项目上都有这方面的教训，因此做好新任领导的工作至关重要，将直接影响政府对健康城市项目的支持和承诺。其次，周向红（2008）从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领地”的政策制定者角度指出了其障碍。由于行政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及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调整，城市政府逐渐从单纯的由上传下的中转机构演化为国家经济管理的一个层次，并拥有组织地方经济活动的权利如独立的财政等。由于财政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此利益需求只有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满足，而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人才等流动性增加，地方政府间竞争，将导致城市政府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向辖区经济倾斜而忽视全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维持正常运转的费用更多地依赖当地企业利税，利税大户可能是污染企业，但为了经济利益，当地政府对企业损害环境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企业的环境责任没有履行，政府往往也会“体谅”其难处，不予追究，这直接导致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再次，具体到地方政府官员方面。周黎安（2004）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这使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不得不通过政策制定、奖励、优惠等以及在政治决策、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权力，谋求自身经济利益、政治晋升和社会地位等。在目前的体制下，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成长为副处级领导的时间平均为15年，甚至更长。因此，在自身利益主要通过升迁、上级和社会对其政绩评价等表现的体制中，地方政府官员的自身利益与其所辖范围的地方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地方利益和自身利益代表的综合。城市政府官员和中央政府官员的任期相比，城市政府的任期约束是硬性的。这进一步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追求短期租金的最大化，放弃对社会长远利益的追求。这将对短期效益不明显的健康城市建设非常不利。最后，梁鸿等（2003）认为障碍之一在于，由于健康城市的收益难以在短期内显示，以及其显示方式的不完全利润化，很容易受到政府短期行为的制约。相应地，健康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有效运行必然要求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而这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问题在健康城市的推行过程中要逐步加以解决（梁鸿、曲大维、许非，2003）。

2.多部门参与不够及对策建议

多方参与不够，首先表现在部门种类方面：一是规划部门参与少，如周向红、诸大建（2006）认为规划部门参与少从而尚未考虑城市规划指导意见，另有文献也提到上海市健康城市项目的主要负责部门中没有规划局这一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董晶晶，2010）；二是从组织类型角度，非政府组织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王书梅，2007），如赵秀萍（2008）基于苏州健康城市研究，发现健康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第三部门，如苏州市行业卫生协会力量发挥不够，进一步，周向红（2008）提出要避免政府万能论，应该建立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各类组织和社会成员参与的健康城市建设组织框架，包括政府部门、公私部门、非营利组织伙伴关系。

在参与状态和机制方面，顾沈兵和傅华等（2009）的研究发现：一是社区企事业单位对社区活动或者决策的参与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或者仅出于自身的眼前利益，或者出于在社会动员之下的一时热情，或者因为上级的行政命令等；二是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健康城市行动的机制、形式尚未形成，或者比较单调，如企业参与目前一般是提供经费，非政府组织参与也局限于送温暖等活动。虽然，在社区健康促进推进过程中，也有各类志愿者队伍、健康促进俱乐部、健康咨询服务点等群众互助组织，但是政府的痕迹很明显，也没有形成整体推进的格局。

关于促进多方参与的策略建议，首先，针对不同性质的单位采用的推动方式、手段要有区别。赵秀萍（2008）主张对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要使用不同的推动手段，其中，社区和政府指导下的事业单位可以通过行政力量进行推动，如健康机关、健康社区、健康学校等，而对于市场化单位的健康企业、健康宾馆、健康饭店、健康市场、健康商场等建设，由于市场化较强，没有一个直接的主管部门来推动，就只有通过第三部门推行健康企业认证来引导企业参与，目前，前者较容易，而后者是难点。其次，有研究者提出了类似“政策的健康影响评估”的方法，如周向红（2008）提出中国现阶段制定健康公共政策的途径之一，是检查所有的政策法规，以确定它不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3.关于公众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健康城市的知晓率和认知水平不高。陈钊娇、蓝剑楠、单蔚、许亮文等（2011）采取分层抽样和偶遇抽样的方法对700名杭州居民进行了有关健康城市的了解程度、满意度和需求的问卷调查，结论认为居民对健康城市满意度高，但知晓率不高。类似的还有顾沈兵等（2009）调查了上海创建健康城市中社区公众参与现状，结果发现，知晓率在60%左右上下，而且上海建设健康城市行动已开展5年多而上海市民对健康城市的认知水平一般，很多人仍认为社区发展是政府的事情，依赖意识严重，有问题等着政府帮助解决。

第二，活动参与度不高。陈钊娇等（2011）对杭州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的参与度不高，顾沈兵等（2009）对上海健康城市建设的调查也发现，相较于知晓率，社区公众参与率总体更低一些。

第三，参与群体分布不均衡。顾沈兵等（2009）基于对上海创建健康城市中公众参与状况的调查，认为存在参与群体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居多的是老年人、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而中青年、在职在岗人员参与少，具体多为社区退休或待岗的中老年人，而30岁以下青年人鲜见（顾沈兵、李光耀、李洋、傅华，2009；顾沈兵，2009）。

第四，参与领域比较狭窄。顾沈兵等（2009）基于对上海创建健康城市中公众参与状况的调查，认为参与领域比较狭窄，居民参与大多停留在健康社区建设的具体事务，如居委会组织的讲座、调查等，且这些活动大都是政府分派的任务，很少是由业主管理委员会、志愿者或者其他组织发起的，社区事务行政化的现象十分明显。健康社区创建缺乏对居民实际需要的调查研究，脱离了居民的真正需要，在影响到健康社区创建重大进程的事务，如社区领导组织、社区规划、社区工作考核等方面，基本没有参与或者参与程度很低。社区居民在健康城市社区建设中参与程度不深，社区参与的形式化、表面化严重影响着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背离了健康城市社区参与的初衷（顾沈兵、李光耀、李洋、傅华，2009；顾沈兵，2009）。

第五，参与活动零散化、组织化程度不高。顾沈兵等（2009）基于对上海创建健康城市中公众参与状况的调查，认为参与活动零散化、组织程度不高。居民多以个人身份参与社区活动，虽然社区也形成了一定的兴趣组织、娱乐健身组织如高血压俱乐部、健康服务咨询点等，以及在政府和社区的指导下形成了志愿者组织，但居民的自助组织、利益团体等远未发展起来。居民参与的零散化，使“自身的健康问题自我决定”流于形式，社区在进行有关健康问题事务决策时，几乎不考虑或者很难切实考虑广大居民的建议和利益（顾沈兵、李光耀、李洋、傅华，2009；顾沈兵，2009）。

第六，社区居民参与只不过是一句象征性口号。顾沈兵等（2009）在对上海创建健康城市中公众参与状况的调查中发现，在上海市的建设健康城市联席会议、健康促进委员会和上海市建设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中，真正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的不多。在第一轮建设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中，虽然11项重点推进活动主旨在于提供社区参与的载体和渠道，但许多活动其实就是政府部门自身的职责，在实践中，多为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呼应。因此，社区居民参与只不过是一句象征性的口号而已（顾沈兵，2009）。

（五）健康城市建设的政策背景和环境

研究者强调健康城市的含义是广泛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背景，在朝着健康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明显特点和个性化发展道路（李忠阳、傅华，2007），包括要结合地方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对健康问题进行界定，并根据现状设定阶段性优先目标和重点建设领域（傅华、玄泽亮、李洋，2006）。还有，解读中国城市案例时需要注意其实质条件及规划政治与台湾的差异——区域尺度、配套支撑、计划体制、管制机制等，才可能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吴玉成，2003）。关于具体构成健康城市建设的环境或背景的因素，文献提到的有城市化、经济、政治、城市规模、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等。

1.经济发展、国际化、城市化等背景因素

首先，城市经营是一个重要背景因素。健康城市在我国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城市经营的策略需要”（周向红，2008），即为了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城市品牌是城市发展的“导向牌”，凝聚人心的“吸铁石”、城市名片，而“健康城市”是目前具有国际语境的城市名片。郭幸福、孔宪法（2003）也指出，策略上加强营销的原因之一，是健康城市的形象，衍生了吸引外人投资、观光和消费等效益。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短、总体层次不高（周向红，2008），和西方国家建设健康城市背景、动力有所不同（周向红、诸大建，2006），所以，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做法。最后，中国城市加大对外开放，要求各方面与国际接轨，还有2010年世博会举办的压力，经济上也有能力，所以建设内容上实质性环境和生态方面的分量重而社会发展方面较弱（吴玉成，2003；郭幸福、孔宪法，2003）。

2.政治背景因素

首先，执政理念如“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是政府推动健康城市建设的强大动力（傅华、玄泽亮、李洋，2006）。其次，由于意识、政治认知不足，由此有必要加强教育以期有所改善。如吴玉成（2003）认为，生理及社会面的健康促进既需要外在条件也需要人的改变，同样，健康城市支持性环境的营造固需实质建设领头，更需人的观念与行为转变，如限制塑料袋的使用、降低汽机车排放，而当城市的环境意识、政治认知还不能支持对污染行为的限制时，只好讲倡导教育以期待观念的改变。再次，政府行政组织结构方面，玄泽亮（2003）在有关上海市徐汇区开展健康城市建设的可行性研究中，认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模式，以及责任书方式，给健康城市建设的开展提供了组织网络；郭幸福、孔宪法（2003）也提到，依据上海市目前的三级政府网络结构，健康城市规划了一个互动性的三级组织架构，包括了其中第一级“市”、第二级“区”和第三级“镇（街道）”，此第三级的组织类似台湾地区的村里或小区层级。最后，爱卫会的原有功能、组织结构与其后来能够成为健康城市的负责部门的关系。郭幸福、孔宪法（2003）提到整个计划的推动执行系由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所负责。爱卫会原有的工作是消除危害健康因素，提高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人民健康水平，其成员包含了上海市副市长、副秘书长、市卫生局、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等30余个政府部门，提高了其在健康城市的执行力。

3.人口、地理，城市规模因素

首先，我国幅员广大，社会与经济发展有很大差异，各地存在的健康问题也不一致，因此不可能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黄敬亨、邢育健、胡锦华、夏国美、陶茂萱、乔磊，2008）。其次，城市规模大也成为由行政部门来主导的原因之一。如郭幸福、孔宪法（2003）认为，由于上海市健康城市计划希望能够在三年内达到阶段性的目标，在时间短、计划面积和人口规模大的条件下，就借由行政部门的全力投入来提高执行效率。最后，重视宣传的原因之一也跟城市规模范围有关。郭幸福、孔宪法（2003）指出，为了能够迅速发挥计划之效果，上海市在第一年的阶段计划中便强调广为宣传的重要性，透过营销的过程，提高社会的认同，短期达成推动健康城市之目标。

4.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因素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和现状是中国建设健康城市采用政府主导模式的原因之一。如傅华、玄泽亮和李洋等（2006）在谈到该原因时，提到一是民众的推动力不足；二是以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工作方式早在我国就有很成功的经验，如河北定县公共卫生实践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等。

5.既有政策和工作基础因素

研究者主要提到卫生城市（夏震华，1999；周明浩等，2000；玄泽亮，2003；周向红、诸大建，2006；周向红，2008）、上海市环保三年行动（郭幸福、孔宪法）、城市初级卫生保健（郭清等，1996）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几个方面。而这些既有政策对健康城市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提供了机构和网络。玄泽亮（2003）关于上海市徐汇区健康城市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提到了创建卫生城市形成的网络；周向红（2006）文中提到，1997年卫生部考虑到我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与健康城市的相似性，把这个项目委托给爱国卫生办公室。其次，建设指标构成是基于上海市既有的城市发展特性和目标的，如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指标中创建“基本无燃煤区”、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等（郭幸福、孔宪法，2003）。最后，关于由此带来的问题，如健康城市运动常常被等同于爱国卫生运动。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见“争议”部分和其他背景部分。

6.突发事件：非典

SARS由一场国内公共卫生事件演变为全球公共危机，危机后的反思促成健康城市建设（周向红，2008）。2003年《南方周末》题为“新概念健康城市”的深度报道使“健康城市”这一概念进入了公众视野。非典促使中国健康城市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傅华，2003）。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田惠光在2005年该市政协会上提出将“健康城市”的概念引入中国，因为与其建立一个疲于应付的环境，不如建立一个相对健康、可控性强的环境。

（六）健康城市有关的争议

1.健康城市是过程还是结果

在论及健康城市过程的时候，通常会提到健康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李忠阳和傅华（2007）在其主编的书中说道：“健康城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健康城市建设更应该被看成一个过程而非结果，是一个不断推动促进卫生事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但马祖琦（2007）质疑了“健康城市是一种过程，而非一种结果”的说法，认为“健康城市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过程’表明了城市健康的目标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需要不断地探索、实践；‘结果’表明，城市健康的目标不是虚幻的、遥不可及的梦想，在特定时段是能够达到阶段性目标的，‘结果’一定意义上既可以看作是探索过程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追求城市健康目标各种行动和努力的肯定”。

2.关于健康城市的评估

评估是健康城市争论的一个方面，争议内容围绕要否需要评估、是否需要统一标准、由上级或外部评还是自评、评估过程还是结果等展开，而争论的存在都多少与卫生城市的评估模式有关。

（1）评估的必要与否

多数都肯定了评估的必要，如邢育健（2006）认为，关键在于评估机制；又如邢育健、朱章利（2007）肯定了评估是健康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步骤；周向红、诸大建（2006）强调不能照搬国外健康城市不进行评估的模式，原因在于我国背景、动力不同。赵秀萍（2008）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估方法和标准，而且没有WHO推动的较高层次和规模的评估而由各城市组织进行自我评估，使各城市容易失去压力和动力，造成健康城市项目的影响力减弱。所以，评估是必要的，但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以解决问题入手，选择评估指标，设计具体环节（周向红、诸大建，2006）。

（2）能否延用卫生城市那样的评估

总体是持否定意见的，如邢育健（2006）认为不能够“延用”达标的办法，黄敬亨等（2008）更明确地指出不应成为第二次“创卫”。具体是，一是不搞通过，不要达标，不要表彰（邢育健，2006），类似的还有“三不”原则，即不搞运动式指标、不搞先进性竞赛、不搞达标性评估（黄敬亨、邢育健、胡锦华、夏国美、陶茂萱、乔磊，2008）。二是在评估主体、评估介入时间点和评估目的等方面，过去的检查和评估是检查方和受评方的“两军对垒”；“以往的评估，都是一次组团完成评估。”（邢育健、朱章利，2007）

而不能够沿用过去达标办法的原因，认为一是这只能让达标的地方、达标的单位止步不前；二是难以充分反映健康单位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受评单位的积极性（邢育健，2006）。

（3）关于改善评估的建议

首先，评估要着重于评估过程本身带来的收益，包括：一是采用进展性评价以充分反映取得的成效但不挫伤积极性；二是提供指导而使受评对象有目的地整改，如2006年度的对苏州评估就是提前介入并加强指导的程序而使受评单位受益匪浅（邢育健、朱章利，2007）。

其次，主张内外部评估相结合，让被评估对象参与到评估中。“现在的评估增强了受评单位的主人翁意识，受评方派出多名志愿者参与评估。”（邢育健、朱章利，2007）

最后，强调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认为在健康城市建设中，人们更注重实施过程，这一过程指标包括协作关系（社区团体、非政府组织、相关的协会、市政机构）的形成、每个阶段完成的日期、实际所做的工作（如举行会议的次数、参加会议人数、会议成果）等（梁鸿、曲大维、许非，2003）。

3.对爱卫机构承担健康城市建设协调工作的赞同与质疑

（1）对爱卫机构承担健康城市建设协调工作的赞同意见

首先，“创建卫生城市与建设健康城市的目标、方式方法和指标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如白勇、黄福伟、徐荣（2007）提到在苏州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健康城市联盟大会上卫生部蒋作君副部长指出，创建卫生城市与建设健康城市的目标、方式方法和指标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严强、邢育健（2001）等人的文章也提到两者具有相似性。

其次，实践证明也是成功的、经济有效的。傅华等（2007）认为，回顾我国50多年来公共卫生发展经验，非常成功的就是我国政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发动群众参与的大卫生观以及坚持科学的专业指导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20世纪50—60年代消灭血吸虫运动以及妇幼保健项目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如此，抗击“非典”的骄人成绩也是如此。决策者的健康优先观，社会的动员和部门的合作，以及群众的参与，是公共卫生的核心和基础，这就是第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核心成分。健康为人人，人人为健康，只有众志成城，共同构筑和夯实公共卫生这道墙，我们大众的健康才能有保障，社会和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而且结果也证明是经济有效的，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经济水平相当低，而我们却仅用占世界1%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基本卫生服务要求。居民期望寿命由20世纪40年代末的35岁，提高到现在71岁。中国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接近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傅华、玄泽亮、李洋，2006；傅华、李洋、郑频频、傅东波、戴俊明、彭伟霞，2007）。所以，尽管我们的公共卫生必须拥有新的工作模式，但其根本是不应该改变的，我们不能舍经济有效的成功经验而去追求一些没经实践检验所谓时髦的方式。

最后，可以充分利用现成的爱卫会组织网络和人力资源来推进建设健康城市工作。在现行行政体制的约束使建设健康城市领导组织不可能长时期地设立专门办事机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健康城市与爱卫工作的相似性，就设想把健康城市建设的办事机构并入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许国章、程志华、马藻骅，2006），所以，1997年精简机构后，项目移交全国爱卫办（严强、邢育健，2001），以后各地的健康城市建设，都沿用此办法。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现成的爱卫会组织网络和人力资源来推进建设健康城市工作（许国章、程志华、马藻骅，2006），并强调健康城市的工作内容要“在巩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完善卫生服务体系，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卫生部蒋作君副部长在苏州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健康城市联盟大会上讲话》，白勇、黄福伟、徐荣，2007）。总之，健康城市建设是以爱卫的组织、人员以及工作内容等为基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建设健康村工程领导小组，2009）。

（2）对爱卫机构承担健康城市建设协调工作的质疑

质疑意见认为爱卫机构及其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在工作方式、队伍素质和机构能力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考虑欠周的运动以及动员型的政策执行模式。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中蒙局（1994）在其关于中国卫生的考察报告中如此表述：“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国家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减少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病情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家爱卫会的高层指导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一成就奠定了基础。但这也为许多考虑欠周的运动打开了大门，从而使此组织机构遭到了削弱，丧失了信誉。”（世界银行中蒙局，1994）。周向红等认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些手段，如动员型的政策执行模式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与健康城市项目的本质有一段距离（周向红、诸大建，2006；周向红，2008）。二是爱卫机构人员方面，不仅人手少（赵秀萍，2008），而且基层健康促进队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缺乏医学专业背景，个人健康促进能力总体良好，但个人资源偏低（赵芳、傅华等，2010）。三是爱卫机构的协调能力方面，以前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高层指导和控制为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础，这些成就包括20世纪50年代粉碎了细菌战，控制了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四大寄生虫病，近年来防控SARS、禽流感、艾滋病、结核病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黄敬亨、邢育健、胡锦华、夏国美、陶茂萱、乔磊，2008）。类似的观点也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中蒙局（1994）关于中国卫生的考察报告中提到过。不过，1997年体制改革之后，各级爱委会的办事机构大都隶属于卫生部门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同程度地弱化了爱委会发挥高层次协调的功能，中央还明确“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全国爱委会也属于议事协调机构（黄敬亨、邢育健、胡锦华、夏国美、陶茂萱、乔磊，2008）。

文献也涉及了当前形势下爱卫机构和工作存在的问题给中国健康城市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如认为由于我国许多城市的健康城市办公室与爱国卫生运动城市办公室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套班子”（本书作者：“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通常设在同级人民政府内或授权同级卫生、城市管理部门代为管理（周向红、诸大建，2006；周向红，2008），使卫生城市存在的问题给健康城市建设带来一定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在方法内容、人力和协调能力等方面（具体情况与“工作方式、队伍素质和机构能力三个主要方面的影响”内容一致，见上段）。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在对国外理论与实践的译介、国内历程回顾和经验及成果总结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和项目标准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并总结概括了国内健康城市建设政策模式、多部门参与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的一些特点，在健康城市建设的主导机构、评估等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些都给本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憾，特别是对健康城市建设过程的研究总体上不够系统、深入，专门的理论探讨更少见。健康城市的国内研究大多集中于卫生、城市规划建设、环境等领域，刊登研究成果的报纸杂志也多集中于《中国公共卫生》、《中国健康教育》等卫生类刊物，而政策科学、政治学方面的研究较少，正如许丛宝（2006）所指出的：鲜有从城市管理学、政策科学、战略管理等角度进行的研究。这种状况某种程度上是过程研究不够全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