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存在与解释
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把语言和人的生存关联起来，代表了语言转向的另外一个方面。如同解释学家伽达默尔所说：“语言不是供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种作为手段的装置，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要素。”[14]
以胡塞尔为发端的现象学哲学对语言表达、意义和意向性的讨论，促进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英伽登、杜夫海纳、保罗·利科、赫施等人与文学理论及美学有关的研究。胡塞尔既看重意义的观念性，又顾及意义生成的主观条件。对胡塞尔来说，意向性总是对某一客体的指向，也就是客体的被意识到，意义作为意识的本质是一种事先被给予的理想对象，“意指的本质并不在于那赋予意义的体验，而在于这种体验的‘内容’，相对于说者和思者的现实体验和可能体验的散乱杂多性而言，这个体验内容是一种同一的、意向的统一”[15]。但是意向性体验作为对质料、质性的直观，使我们获得观念意指着的含义，并同时在意向行为中构造着对象的观念相关项。含义又是在直观行为中被构成。它既是客观的，有通过它的声音而显现的相对确定的内涵，也是主观的和机遇的，“根据机遇、根据说者和他的境况来决定它的各个现时含义。只有在观看到实际的陈述状况时，在诸多互属的含义中才能有一个确定的含义形成给听者”[16]。胡塞尔认为美学客体作为意向对象具有自己的特殊性。[17]胡塞尔的学生英伽登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两类意向性客体，一类是包括实在对象和观念性对象的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对象，具有独立自足性，另一类是纯意向性对象如艺术品，没有自足性，需要通过读者的想象来补充其未充分显现的属性，“纯意向性的客体……例如一个语词或者一个语句的意义——它们是由想象的行动所创造的”[18]。他并把文学作品划分为较为确定的语音层、意义单位层、被表现的客体层与很大程度上要靠读者来完成的图式化方面层和形而上学层等意义层次。英伽登的理论对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及新批评（如韦勒克）、接受美学（如伊瑟尔）等关于文学意义层次的研究有很大启发。而胡塞尔的理论又直接导致了赫施对文学含义和意味的区分。胡塞尔晚年关于生活世界的思考涉及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相关联。当然，胡塞尔的现象学最后奠基的设想包含了对绝对知识的要求，与解释学把被解释项放在事物中间而不是开端或结尾的做法是对立的。
海德格尔进一步把语言与人的生存关联起来。他说：“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展开状态这一生存论建构中有其根源。”[19]话语因为会听就同领会、理解联系在一起，包含生存论的可能性，是此在的现身方式之一。海德格尔主张：“使话语这种现象从原则上具有某种生存论环节的原始性和广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语言科学移植到存在论上更原始的基础之上。”[20]那么可以认为文学是利用语言进行筹划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还把语言的存在与时间关联起来，“只有从话语的时间性出发，亦即从一般此在的时间性出发，才能澄清‘含义’的‘发生’，才能从存在论上使形成概念的可能性得以理解”[21]。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还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语言既是存在之家又是人之本质的寓所。”[22]
具体到文学及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诗是一种纯粹的被言说。他说：“语言是：语言。语言说话。”言说即表现，“在纯粹所说中，所说之话独有的说话之完成是一种开端性的完成。纯粹所说乃是诗歌”[23]。是语言在说人，而不是人在说语言。“表达不仅仅意味着发出的语音和印好的文字符号。表达同时即表现（?u?erung）。”[24]即表达与生命体验有关。“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作诗意谓：跟随着道说，也即跟随着道说那孤寂之精神向诗人说出的悦耳之声。在成为表达（Aussprechen）意义上的道说之前，在极漫长的时间内，作诗只不过是一种倾听。孤寂首先把这种倾听者收集到它的悦耳之声中，借此，这悦耳之声便响彻了它在其中获得回响的那种道说。精灵之夜的神圣蓝光的月亮一般的清冷在一切观看和道说中作响并闪光。观看和道说之语言就成了跟随着道说的语言，即成了诗作（Dichtung）。诗作之所说庇护着本质上未曾说出的那首独一之诗。”[25]
海德格尔在时间视域中理解存在，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影响很大。语言、历史和理解都是在一定历史中发生和进行的，“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26]。海德格尔虽然把人的存在分为依据于成为记忆的在世史、一个当下的存在和一个将来的在世能在，他看重的其实是作为此在展开状态的领会。伽达默尔进一步把理解本体论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并把“历史性”作为理解的本体论条件，我们是在现在生活的基础上来认识过去，包括前理解、前观点在内的先入之见是理解得以进行的条件。伽达默尔认为，“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本文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文本”[27]。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如此，“所谓文学其实都与一切时代有一种特有的同时性。所谓理解文学首先不是指推知过去的生活，而是指当代对所讲述的内容的参与”[28]。
保罗·利科进而认为，诗歌语言把世界当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来谈论，能以不同的方式构造出我们的生活态度，“被诗歌话语带入语言的东西就是前客观的世界，我们生来就是置身于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构想着最本己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必须动摇对象的支配地位，以便使我们对世界的原始归属关系存在下去并把这种归属关系表达出来，而这个世界是我们居住的世界，也就是说是始终先于我们而存在并且打上了我们劳动印记的世界”[29]。而当语言成为叙事，在利科那里便具有了人类学的意味，成为人们理解他人、自身并采取行动的中介。“语言的传递或游戏属于叙述的秩序，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的和公众的本质：当这种语言传授还没有被提升到文学叙述或者历史叙述的地位时，叙述首先出现在相互交往的日常谈话中；此外，这种叙述说使用的语言自始就是大家所通用的语言。最后，我们与叙述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倾听的关系：别人给我们讲述故事之后，我们才能够获得讲述的能力，更不要说讲述自己的能力。这种语言及叙述的传授要求对个体记忆占优先地位的论点作出重要修正。”[30]利科的语言和叙事研究对于叙事学由结构语言学所主宰的经典叙事学迈向跨文化、跨学科的后经典叙事学——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等致力于叙事研究的叙事转向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