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构与形式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以及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提醒人们注意文学语言的建构潜能，推动了形式主义文论的产生与发展。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的存在状态，这就是共时语言学。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是索绪尔建立新语言学的初衷，也是他的方法论基础。语言被视为各个组成要素及这些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他将语言活动分为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和为个人所使用的言语两个部分。语言的社会性、言语的个人性的认定，确立了看待语言现象的逻辑坐标和语境坐标。[31]索绪尔把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叫作符号，把概念叫“所指”（signified），把音响形象叫“能指”（signifier），在一个语言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在这个过程中，事物或所指物本身被忽视了。所指不是物，而只是一种概念，在其相应的能指被说出来之后，这种概念就进入说话者或听众的思维之中。由于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就必须预设一个剥离了全部内容的、由其各个要素组成的差异性的共时性的关系系统，这些要素也是通过与相关要素的差别来构成的，它们需要在与之相应的其他语言要素里获得自身的同一性。共时性把语言视为符号之间的关系系统，与历时性相比更能代表语言的本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任意性，凸显了语言以特有的方式划分概念与范畴的潜能，表明了语言的纯关系性、形式性。其后，叶尔姆斯列夫、本维尼斯特等人继续关注语言的形式性。上述思想奠定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思想基础与方法论基础。形式主义文论由此出发，关注文学语言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文学与社会或文学各个独立本质之间的关系。俄国形式主义者维诺库尔（G.Vinokur）认为，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为俄国形式主义对偏离一般语言规范的文学语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32]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也说，“索绪尔对语言符号内部基础的发现，区分了音响‘形象’（例如自然音响）与精神过程。这不仅为语言学，也为文学理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33]。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韦勒克说，“索绪尔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语言学家们对语言与言语做了细致的区别，也就是对语言系统与个人说话的行为作了区别；这种区别正相当于诗本身与对诗的单独体验的区别。语言的系统是一系列惯例与标准的集合体……一件文学作品与一个语言系统是完全相同的”[34]。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也遵循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把具体的故事看作由某种共同符号系统支持的具体故事信息。由于索绪尔认为“语言”高于“言语”，关注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元素和组合原则，因而“叙事学家们同样也将一般叙事置于具体叙事之上，主要关注点是基本结构单位（人物、状态、事件，等等）在组合、排列、转换成具体叙事文本时所依照的跨文本符号系统原则”[35]。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把语言视为一个先验的和静止的结构，一个与外部世界并列的符号系统，激发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文论关注文学文本的陈述形式和语言的创造性力量。当然，20世纪语言学流派众多，被归入形式主义的各个文论派别接受索绪尔语言学影响的程度各有不同，有的同时还受到其他语言学思想的影响。相对来说，俄国形式主义受之影响较深，它的“主要论题，是有关作为自主符号的艺术的论题。符号在诗歌中的独立性及其独立于所指对象的可能性问题，在最初成为形式论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文艺学史上诗语与整个诗作的意义方面首次如此清晰、持久地被理解为符号成分，而非所指现实的成分。”[36]对俄国形式主义来说，形式是把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区别开来的特殊技巧，“形式主义者对形式技巧的侧重导致他们把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特别应用……将文学与‘实际’语言区分开来的是文学本身建构的性质”[37]。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无疑是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的存在方式以及文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文学性（literariness）。文学性凸显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文化形态的区分性特征，所以伊格尔顿指出：“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文学性’（literariness）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区别性关系（differential relations）所产生的一种功能。”[38]布拉格学派在受到索绪尔影响的同时又受到符号学影响。穆卡洛夫斯基所标举的“审美功能”说暗示了文学系统与其他社会文化系统的关系。新批评还受到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对语言表达的情境的重视的一些影响，对文学语言的表达过程以及语词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意象、隐喻、含混、反讽、张力等。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是既有吸收，也有改造的。从宏观的方面说，它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的研究来自于索绪尔，但从中间层面到微观层面说，它重视的是文学语言的陈述（法语enoncé，英语enonciation）问题，这方面的思想来源相对复杂。索绪尔原始概念中的语言（langue）的结构是静态的，不能解释复杂的语言动态活动、特别是文学语言的生产过程。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力求把结构分析推进到基本的语言结构单位的思想，以及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关于把语言结构视为产生理解无限话语性向的“潜能”（competence）概念，促使结构主义超越索绪尔的静态结构观，关注索绪尔重视不够的处于言语和语言之间的中间层次即陈述层次，即内在的语言潜能向外在的话语转换的方式，如文学书写中的言语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索绪尔的语言学也深刻地影响了解构主义。德里达高度评价结构语言学是“面对言语可能性，即一直存在于其自身的能力，及其被承认并得以在世界文化的许多方面展开的重复习演的一种惊异”[39]。他的解构理论正是从索绪尔的差异性思想出发。但他又指出在索绪尔那里仍然所指决定能指，能指依附于所指，因而是不彻底的，他主张能指和所指的非同一性和意义的延异，“延异……是通过迟缓、代理、暂缓、退回、迂回、推迟、保留来实现的”[40]。这就把语言的自足性推向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