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型大国关系的进一步概念化

概念化的任务是使研究对象更加精确化，从相对模糊的提法变成更为精确的概念，为将其进一步操作化为一个或一系列可以回答的具体问题做好准备，也为不同的研究者搭建一个可以相互理解的平台。“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化，需要回答在这一提法背后，中国领导人要解决的现实关切究竟是什么？这一概念是否根植于某种国际关系理论或思想？学术界是否曾对其理论背景或现实关切做过有意义的研究？有哪些与新型大国关系类似或者相反的概念，是否能够通过寻找“近义词”或者“反义词”来更清楚地定位这一术语？本文将尝试对相关问题做出回答。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背景与历史渊源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概念，因此，详细考察中国领导人的有关公开表述本身是将其进一步概念化的关键。目前，学术界经常从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开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绝不是在2012年“忽然”产生的。2000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工作时就指出：“中国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10]从这段表述可以得出两点信息：一是新型大国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当中，有很强的延续性；二是新型大国关系是用来描述与美、俄、英、法、日等大国的关系，并非仅指美国一家。

类似的例子是1997年11月江泽民访美时，中美决定“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采访中谈到，中国已经与俄、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现在中美要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不相互敌对、不相互对抗的新型关系……这可能也是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11]显然，钱其琛的讲话与2000年江泽民的讲话高度相似。而且，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构建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就是“新型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新”，主要是它区别于冷战时期主要大国分属两个阵营、以意识形态划线、“非敌即友”相互对抗的关系模式。

2010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比较频繁地、更有意识地提及新型大国关系。2010年5月25日，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提出并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在讲话中戴秉国国务委员表示，20世纪是一个“零和规则盛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世纪，一个国际体系割裂、集团对抗不止、热战冷战交替、很不安宁、多灾多难的世纪”。[12]由此出发，戴秉国呼吁建立不同于20世纪大国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

这次表述对20世纪90年代的表述有很强的延续性，其不同则有两点：其一，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对话的场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显示美国是当前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对象；其二，与“新型”关系相对的历史，从冷战扩展到整个20世纪，一战、二战、德日等国崛起的教训也纳入了中国领导人关切的范围。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再次提出这一概念，也是此后中国密集推动这一概念的开始。

通过回顾前几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表述有很强的延续性。“新型”“不对抗”等关键词从90年代至今一直在使用。“新型大国关系”是90年代以来中国推行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也是今天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梳理清楚这一历史背景，就为我们厘清其概念化过程中的其他问题提供了基础。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底色

通过前述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也通过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论述，可发现其背后似有一种持续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忧虑”。中国领导人在讨论大国关系时，始终是从两极、多极等概念出发来审视世界的。“极”本身就是结构现实主义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对国家实力、核心利益的重视，对各国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坚持，都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视角。

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表述，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两极时代大国之间对抗模式的批判，以及对更美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期许。2010年之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迁仍是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基本理论逻辑。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如何处理好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关系这一背景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例如，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2年5月的讲话中，呼吁中美“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13]习近平主席在接受专访时更是直接谈到“修昔底德陷阱”。[14]一方面，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化，中国已经从“多强”之一变为国际体系中的“老二”。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从国际结构变化将导致国家行为变化的结构现实主义逻辑出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期待，即随着两极结构的终结以及多极结构的出现，大国关系可以从非敌即友模式走向一种新模式。但是最近几年，中国领导人的论述背后体现出一种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国政治的悲剧”的担忧，试图超越这种宿命论式的预言。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总结2014年中国外交时明确指出的，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试图在理论层面超越“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关系学说”。[15]

既然中国领导人忧虑的“旧大国关系”是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言，学术界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与补充，或可直接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思考路径。几十年来，学术界对结构现实主义已有相当多的讨论和批评。[16]在现实主义内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不同。前者认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安全，而非权力的最大化；关注进攻—防御平衡关系的学者认为，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合作达到增进本方国家安全的目的。[17]从其他体系理论的视角来看，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中心论”“国际结构决定论”乃至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假设均受到挑战。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国家间关系，而是强调国际制度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惯例都会对国家行为以及国家间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对国家间关系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建构主义则走得更远，强调国际观念结构的作用。从不同的分析层次的视角来看，体系层次的理论显然并不能圆满解释所有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很多研究者认为，在国际体系层次之外，国家的内部政治也至关重要，需要重视国际体系中的单位层次。[18]政治心理学学者从领导人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前景理论”等角度出发，分析安全和战争决策。[19]从进化论与循环论的角度来看，整个结构现实主义体现出强烈的循环论色彩；而进化主义者则认为，这并非国际体系的真实面貌。[20]国际体系本身在演进，民族国家过去可以做的事情，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不一定能做。例如，由于军事技术、国际制度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战争的成本大大上升了。德国、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崛起导致战争，而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并未导致美苏之间直接的战争，仅导致了冷战和“代理人战争”。此外，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单一层次、单一原因（无论是结构、制度、观念还是心理）导致战争冲突的看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往往是多个层次、多个原因同时发挥作用才导致冲突。[21]

总之，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对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批评是非常充分的。中美两国可以“按图索骥”，强化其他理论强调的部分，作为中美构建新型关系的路径。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与美方讨论新型大国关系时，也曾经多次使用“经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这类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概念[22]来说明大国对抗冲突并非必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完全可能。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尝试通过强化结构变化以外的其他因素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

（三）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现实关切

国家领导人提出重大战略倡议，虽然其思想观念背后一定带有某种理论底色，但是直接针对的通常还是某种现实利益和关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决或缓解这种关切的过程。因此，准确定位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背后的核心关切，对理解新型大国关系显然十分重要。

定位中方关切的一个可能方法是从中国领导人提倡的内容来推动。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在阐述新型大国关系时所提倡的，实际上正是在中美关系的现实中缺乏的、中方所担心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正是因为他们担心中美可能发生冲突和对抗；认为在现实中存在美国不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情况，主要是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23]在2014年11月的“习奥会”中，中国领导人又提出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24]其中显然也包含对现有中美关系中问题的关切，首先仍是相互尊重问题；其次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这一点与“不冲突、不对抗”高度相关；最后是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问题。

上述关切可以具体化为四个问题。一是中美是否会发生全局性的冲突或对抗？美国是否会将中国看作如同苏联、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挑战者？二是美国是否会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在中国政府提出“综合国家安全观”中，“政治安全”居于“根本”地位。[25]在国际政治现实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再加上近十几年来世界不少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都凸显了西方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扩张的事实。推进民主与人权，也确实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三是美国是否会限制甚至破坏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美国是否会以种种阴谋或“阳谋”来限制、破坏中国崛起？中国是否会如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历的那样，失去经济崛起的动能？四是美国是否会阻挠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努力？是否会利用中国国家的分裂状态以及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增大中国崛起的成本和代价？

这些关切又可以进一步凝练为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会坐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断崛起，而不采取任何遏制、破坏的手段？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从领导人到普通民众，普遍怀疑美国会允许别的国家超越美国？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中国担心美国对其眼中的“非民主国家”始终抱有颠覆破坏的意图。可以说，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持续崛起搭建一个稳定的保护框架。

（四）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个常见疑问

首先是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新”在何处的问题。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在理论层面，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超越结构现实主义有关大国必然互相制衡乃至对抗的预言。在现实层面，20世纪德、日、苏这三个意识形态与当时的守成国不同的崛起国，先后遭遇了热战或冷战。美国曾成功地超越英国，实现了和平崛起，而美英意识形态相近，且都是英语国家。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超越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走向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宿命。与新型大国关系相对的“旧大国关系”，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以对抗和冲突为基调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关系。

在理论层面，不同理论流派的争鸣显示，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并非必然。经济相互依存、核恐怖平衡、当今国际体系的开放性质，都意味着“时代变了”，国际体系并非是百分之百的无政府状态。在现实层面，这一历史之所以有可能被超越，是来自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的经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这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和守成国已经和平共存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我们把“不冲突、不对抗”看作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较低要求的话，实际上低水平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两国当前面临的任务只是如何延续这一关系，并将其提升到更高水平。

其次是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只适用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对此中国官方文件已有明确陈述。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放在“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之下论述。[26]也就是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发达国家外交的一部分，并非专指一个国家。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首访俄罗斯时也曾表示：“中俄关系已从上世纪90年代建立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大国关系，上升到21世纪前10年逐步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7]从这番表述中可以读出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新型大国关系适用于其他大国；第二，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与各大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种；第三，从远近亲疏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位阶低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当然，近年来新型大国关系主要被应用于中美关系也是事实。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一是重要性。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主要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二是紧迫性。中美关系不是普通的大国关系，而是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危险的大国关系。三是中美关系的层次所限。中美之间迄今还没有构建起任何一种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期待值相对较低的关系。

最后是“新型”与“大国”孰轻孰重的问题。一些美国官员与学者认为，“新型”固然重要，但是“大国关系”才是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真正用意，是要与美国建立平起平坐的“大国关系”。对此说法，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或否认。但是，既然中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是“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那么，中国确实是将自己作为主要大国之一来看待的。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开始更多地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背景下讨论新型大国关系，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确实认为本国是世界首要的崛起国，因此才有“修昔底德陷阱”之困。况且，“新型”本身就体现在“平等”当中，没有平等，何来新型关系。只不过对“平等”不能庸俗化地理解为中国要求美国立即接受中方在诸多问题上的所有要求，也不能理解为中国要求在西太平洋等地进行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