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的操作化

操作化是将概念转化为较为具体的问题的过程。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需要提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可衡量的研究问题；在外交实践层面，这些问题也可以被看成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因此，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操作化，既是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议程，也是提出未来实践的路线图。

作为操作化的第一步，我们可以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具体化为中美（或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一个长期稳定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可以持续崛起，中美（或中国与其他大国）可以和平发展、良性竞争，同时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甚至友好，并开展必要的合作。这是一个“防止最坏、争取最好”的框架。由于目前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并不热情，至2017年美国政府换届后，美方是否还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将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一种长期稳定框架的话，无论下届美国政府是否接受这一提法，一个长期稳定的框架仍是中美两国都需要的。

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三大内涵，我们可以尝试用较为学术的语言将中美长期稳定框架进一步拆解为三个“子框架”。

（一）中美战略稳定框架

战略稳定的概念起源于冷战时期，指有关各方采取一系列自我克制的方法，维护其战略关系的均衡与稳定。一般而言，战略稳定概念主要用于军事层面，即大国之间战略武器关系的均衡与稳定。[28]中美目前要建立的战略稳定，包括战略武器层面的稳定，但不仅限于此，而是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即中美两国的“不冲突、不对抗”。从哲学层面说，人类社会中的冲突和对抗是永远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消除。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不冲突、不对抗”可定义为“不热战、不冷战”。也就是说，中美要在战略层面避免发生重大冲突和全局性对抗，既不能发生军事安全领域的冲突，也要避免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全面对抗。在此最重要的不是中美完全没有冲突，而是不能发生严重武装冲突，导致中美成为一战前英德式的热战之敌；也不能使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小矛盾不断累积，演变为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怀疑，导致将对方看作美苏式的冷战敌人，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

一是对战略稳定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和文献回顾。应对战略稳定特别是冷战期间美苏战略稳定的实践进行梳理。在此过程中，总结美苏谋求战略稳定的主要做法及经验教训，并且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与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异同。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建立在威慑、裁军与危机管理之上，未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是否也应该建立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之上，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是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上的战略稳定机制。这主要涉及对国家走向、其对外战略走向、对外战略意图的判断。例如，一方是否要推翻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一方是否将另一方视为需要遏制、挑战、削弱的对手等。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战略再保证”即主要聚焦于此。斯坦伯格建议，美国要采取行动让中国安心，使中国确信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也要采取行动让美国及中国的邻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不会损害它们的利益。[29]要达成这种战略层次的稳定框架，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建立固定对话机制。目前，中美已连续两年举办两国元首的长时间峰会，未来此类峰会是否有可能机制化？中美政府之间现存90多个对话机制，这些机制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这些机制特别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何经验和教训可供借鉴。

三是狭义的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关系。这至少包括6个领域。第一，核力量的稳定关系。在美俄等国一直推动核裁军、核力量透明化，而各国的核技术仍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需要研究中美核平衡需要达到怎样的态势才最有利于防止战争与冲突。中国不应追求与美国核力量的“平起平坐”，但要保证有效的核反制能力；美国需要接受战略武器层面的相互脆弱性。由于中美核力量的严重不对称性，目前两军或政府正式启动这些讨论还为时过早，但学术界可先研究起来，政府可确认各自的政治意愿，待适当时机跟进。此外，中美两军可以继续讨论美国反导系统、战术核武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等方面的发展对中美相对平衡的威胁。第二，太空的战略稳定。需要研究太空的稳定是否必须通过太空武器化以及相互威慑达成。第三，中美（包括中国与美国盟友体系之间的）常规军力平衡。近十几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持续推进；与此同时，美国正将60%的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其盟友日本也正逐渐走向军事大国。因此，需要研究未来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如何建立战略稳定关系？中美之间、中国与周边邻国、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之间是否需要建立军备控制机制？各国是否可能实现某种军备发展的自我限制？[30]美国需要考虑接受常规武器领域的相互脆弱性。第四，“不对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组织针对另一方的政治军事同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5个双边盟友是历史存在。未来美国需要缓解中国对美国盟友体系走向网络化的疑虑，同时推动中国与美国5个双边盟友的对话与合作，减少其针对中国的意味。同时美国需要考虑如何管理其盟国，一方面避免被其盟国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拉入与中国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仍能维持其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性。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在推进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把美国推到必须在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之间采取战略清晰立场的程度。第五，继中美两军2014年签订“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机制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军下一步需要建立“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未来还需要梳理其他可能建立的相互信任措施。海上方面，中美需考虑就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形成一致理解。第六，中美可以开始逐步建立军事安全危机管控机制，包括从一线作战部队的危机处理操作流程，到指挥控制系统的相互沟通机制等。

四是中美宏观经济金融战略稳定机制。中美在经济金融领域存在所谓“中美国”的效应。在研究层面，需要讨论这种相互依存是否有助于防止中美走向美苏式冷战，抑或是反而会带来更多冲突？在中美相互依存规模如此庞大的情况下，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等概念是否仍然有效？中美经济和金融的捆绑对两国的行动自由都产生了约束，还是主要不利于一方？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一战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有何异同？中美是否存在相互摧毁对方经济或金融体系的手段与能力，中美使用这一手段与能力的可能性如何？此外，目前中美都在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研究中美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否会导致中美“脱钩”效应，是否存在稳妥的“脱钩”方法？中美是否需要或应如何加大经济相互捆绑的力度？

五是需要对“新冷战”“凉战”[31]等描述“中间状态”的概念加以深入研究。中美要实现“不冷战、不热战”的目标或许是可能的，但是中美是否会出现“凉战”值得关注。近十几年来，中日之间有所谓“政冷经热”现象，这种局面是否可能在中美之间出现？“政冷经热”是否必然升级为“冷战”，还是可以保持“凉”的状态？“政冷经热”是否将导致“政冷经温”或“政冷经冷”？

（二）中美平等交往框架

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第二句话是“相互尊重”。“被尊重”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较难衡量。中美首先需要达成共识，即就原则而言，中美是彼此尊重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之所以会感受到美国的“不尊重”，主要是两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所致。如果可以将“相互尊重”的讨论具体化到“未被尊重”的问题清单上，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或是缩小分歧，或许可以尝试建立一个中美平等交往的框架。需要注意的是，除纯粹的内政问题外，双方不应拒绝将对方的特定关切纳入讨论。例如，美国不应以“六项保证”为名拒绝讨论对台军售，以“对法律理解不一致”或者“每个国家都在做”为名，拒绝讨论对华抵近侦察或者网络侦察监控问题。美国拒绝讨论某些问题，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理解为霸权主义思维。但是，在战略层面讨论这些分歧，也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很快达成妥协，或美方必须立即接受中方的要求。在“相互尊重”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双方需要采取一种渐进主义的方式来推进。中美平等交往框架也包含五个方面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议程。

第一，学术界需要对信任、尊重等涉及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做好研究。在此基础上，力争找出定性或定量衡量中美当前信任水平、尊重水平的办法。需要讨论构建或提升国家间战略信任关系的路径，特别是研究当前在中美之间认同感不强的情况下，构建高水平的信任关系是否可能？

第二，中美学术界需要对“国家利益”等观念达成一致理解。尤其是“核心利益”应如何界定，中美对其利害攸关程度的理解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一旦一国的核心利益丧失或被侵犯，该国可能采取何种行动应对，对此中美两国的理解是否一致？此外，中国学术界需要讨论并明确，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应该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对核心利益的描述应该做原则性表述还是列举式表述？在原则表述之外，中美是否应考虑就核心利益、重大关切达成一个列举式的“最短清单”。即如果这些利益与关切被侵犯，其可能会被己方视为敌意行为。在此“最短清单”之外，双方决策者需要避免将矛盾与冲突上升到对对方整体战略意图的怀疑方面。

第三，中美可以考虑将尊重上述“最短清单”作为“相互尊重”的底线。与此同时，如果中美在决策时能将对方的某些关切纳入己方考虑，并进而对己方行动实施一定的自我克制，或可以将其定义为较高层次的“相互尊重”。中美学术界和决策部门需要建立一个“信任对表”或“尊重对表”机制，从学术界的“二轨”研讨开始，逐步过渡到“一轨半”乃至“一轨”。这一机制的任务是比较双方对各自以及对对方行为的认识。例如，中方可以提出近期美方做了哪些不尊重中方的事，并提出中方为照顾美方利益而做的自我限制与调整。美方也同样提出自己的观点。随后中美再比较双方的不同，找出哪些是由利益分歧导致的，哪些是由错误观念导致的。在此过程中，双方应采纳博弈论中“针锋相对”或称“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战略，即以合作的善意开局，对于对方的合作应给予回报，如果对方背叛则给予相应的报复。

第四，尽管美国行政当局反复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但由于美国对外战略包含多重行为者，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媒体乃至个人的某些言行常常破坏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信任感，中国仍然很难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感到“放心”。中美学术界需要破解这一难题。特别是要区分两种不同情况：一是某些威胁和破坏中国政治安全的行为是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价值观、国内政治需要等原因，必然继续推行这些政策，如中美之间的人权问题等。对这类问题，美国行政当局需要考虑“度”的问题，即具体个案不能威胁中国整体政治稳定。中方则应认识到，此类行为固然损害中国利益，但是指望美方停止此类行为是不现实的。中方应从增强自身防范的角度加以解决。二是某些问题不是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而是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的行为，美国行政当局采取了默许或“不便反对”的态度。美方如能以实证的方法区别两类情况并使中国决策者“安心”，可能会减缓中方对政治安全、相互尊重的疑虑。

第五，由于美国是否会迟滞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关切之一，美国国内也有对中国企业在美经济活动的担心，中美学术界需要研究两国对对方可能造成怎样的经济安全风险，特别是美国是否可能运用其军事、经济、金融等优势破坏中国的经济安全？中国是否可能基于市场逻辑、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逻辑保障本国的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是否会构成经济乃至国家安全威胁？

（三）中美有效合作框架

中美的“合作共赢”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美双边合作，特别是在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二是中美联手为地区和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在国际制度的建立、改革和完善上；三是在国际重大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合作共赢框架主要应依托两国政府部门、固定对话机制以及现有国际制度，在这一框架内寻找中美可以合作的问题。以下是六个学术研究与外交实践的推进方向。

第一，与前两个框架一样，学术界需要梳理国际关系学界对大国合作的研究现状。例如，国家为什么合作或为什么不合作？什么情况下一个现存大国与一个崛起大国更可能进行合作？什么情况下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有可能开展合作？如何让中美在合作中都更关注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如何避免“搭便车”的问题以及对“分担成本”的疑虑？

第二，在实践层面，中美需要共同推动在亚太地区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等涵盖中美两国的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与此同时，需要研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等机制是否可以对中美间的另一方开放，中美是否可能达成更具雄心的双边自贸安排，如中美自贸区？

第三，中方可以更明确地回应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试图另建一套国际制度的疑虑，这包括“两行一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安全观等。需要以行动打消美国对中国“另起炉灶”的疑虑；而美国则需考虑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倡议的国际制度安排，至少不能继续阻拦其盟友加入。与此同时，中方需要尽快扩大其他国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中的角色，并邀请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起研究中国建立的这些国际制度中的规则问题、透明问题。

第四，在地区安全层面，中美学术界需要研究两国都参加的、有较强行动能力的亚太区域安全制度安排。两国政府层面可以先肯定这一发展方向，并在适当时机跟进。

第五，中美两国学术界及职能部门可以梳理两国在海、空、天、网、极地等全球公域的利益冲突点与交汇点，考虑制定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合作的“早期收获清单”及路线图。

第六，中美两国学术界及职能部门可考虑制定在国际制度建设与改革问题上的“早期收获清单”及路线图。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涉及的问题非常多，绝非笔者一人在一篇论文中可以解决。以上议题只涉及操作化努力的一小部分，提出来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学术界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出更具操作化的研究与讨论。中美两国的研究机构如能就这些问题做更多深入研究，并逐渐形成共识，就能为两国外交实践提供更扎实的支撑，也能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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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部分观点曾在2014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2014年10月18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感谢会议主办方以及与会专家的讨论。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郭晓兵研究员和余翔副研究员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特表感谢。当然，文中的错误与疏漏完全由作者承担。
《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总第41期），第4—24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新华网华盛顿2012年2月15日电。

[3]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第1版。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1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主要共识和成果》，《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2版。

[5] Susan Rice，“America’s Future in Asia，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ice on U.S.-Asia Relationship，”November 20，2013，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11/20131120287258.html.

[6] Richard Bush，“US-China New Pattern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PacNet，40A，June 12，2013，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340A.pdf.

[7] 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eader Thinks，” The World Post，January 21，2014，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1/21/xi-jinping-davos_n_4639929.html.

[8]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March 7，2012，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3/185402.htm.

[9] 格雷厄姆·艾利森2012年8月撰文提出中美之间可能出现“修昔底德陷阱”（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August 22，2012），其后很多美国学者曾撰文反驳或讨论，如Karl Eikenberry，“Thucydides Trap，” American Review online，http：//americanreviewmag.com/stories/Thucydides-Trap；James R. Holmes，“Beware the Thucydides Trap，” The Diplomat，June 13，2013，http：//thediplomat.com/2013/06/beware-the-thucydides-trap-trap/；Nathan Gardels，“Brzezinski：Ominously，A Real Danger of Conflict in East China Sea，” The World Post， January 27，2014，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1/27/brzezinski-east-china-sea_n_4667910.html。

[10] 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546页。

[11] 钱其琛：《钱其琛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高度评价江主席访美意义和成果》，《人民日报》1997年11月4日，第6版。

[12] 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新闻网，2010年5月25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5-25/2302977.shtml。

[13] 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第2版。

[14] 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eader Thinks，” The World Post，January 21，2014，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1/21/xi-jinping-davos_n_4639929.html.

[15] 王毅：《2014：中国外交丰收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12月24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22375.shtml。

[16] 如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较新的研究成果如Arash Heydarian Pashakhanlou，“Waltz，Mearsheimer and the Post-Cold War World：The Rise of America and the Fall of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1，No.3，2014，pp.295-315。

[17] 如Charles 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No.3，Winter 1994/1995，pp.50-90。

[18] 如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No.1，Summer 1992，pp.162-183。

[19]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0] Shiping Ta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1，2010，pp.31-55.

[21] Jack Levy，“Interstate War and Peace，”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AGE，2013，p.597.

[22] 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新闻网，2010年5月25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5-25/2302977.shtml。

[23] “合作共赢”主要体现了一种期许，是对中美关系的较高层次的要求，并非中方面临的紧迫挑战。因此，在讨论中方的现实关切时，似可暂不考虑“合作共赢”针对的关切。

[2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第1版。

[25]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26] 《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十八大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第3版。

[27]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新华网，2013年3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2/c_124493917.htm。

[28] 近年在传统意义上论中美战略稳定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多。例如，李彬、聂宏毅：《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13—19页；鹿音：《如何构建中美新型战略稳定？》，《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第31—37页。也有在更宽泛意义上讨论中美战略稳定的成果，例如，李静平：《中美战略稳定初探——超越战略武器看中美战略稳定的构建》，http：//www.nti.org/media/pdfs/Li_Jingping_not_presented.pdf。美国学者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可参见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29] James 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September 24，2009，http：//www.state.gov/s/d/former/steinberg/remarks/2009/169332.htm.

[30] 如斯坦伯格与欧汉伦就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中国考虑限制自己的军费开支。参见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31] David Rothkopf，“The Cool War，” Foreign Policy website，February 20，2013，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2/20/the-cool-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