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支撑不足

近三年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落差。其一是学术界的研究明显落后于政治家的行动；其二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中国热、美国冷，两国存在明显的“温差”。

回头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在过去三年中经历了三个明显的节点。一是2012年2月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时向美方正式提出这一概念。[2]二是2013年6月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在理论层面，习近平主席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实务层面，两国同意加速《双边投资保护条约》（BIT）谈判、启动两军两个互信机制的磋商。[3]三是2014年11月中美元首北京峰会。在理论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在实务层面，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两军签署两个建立互信措施的备忘录，两国达成签证互惠安排，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达成共识，同意继续推动BIT谈判。[4]截至2014年年底，双方已经按照时间表完成了BIT协议文本谈判。

从这三个节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内涵及其推进路径迄今都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初步成果也是由两国政治家和政府部门推动形成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美两国学术界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已经相当多，但其对决策产生的影响还比较薄弱，未见到发挥明显引领实践作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多数时候还是“跟在政府后面跑”，成果还集中在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复杂性等的“诠释”层面，实证色彩较强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

在中美之间，从上述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的推进情况来看，中国领导人显然发挥了主导作用。美国领导人及美国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一提法，但态度比较勉强，2014年下半年以来更表现出不愿公开使用这一表述的趋势，如2014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并未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一表述。美方反复强调不在乎概念本身，不愿对其内涵做学理探讨，而希望将这一概念“操作化”。[5]与之相应，美国学者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更多的还是持怀疑态度。[6]

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存在“温差”有多种原因，政治恐怕是绕不过去的因素。毕竟，过去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概念如“遏制”“接触”“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两面下注”等多由美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则是由中方主动提出的概念，这似乎显示随着中美综合国力的接近，两国话语权的攻守态势在发生微妙变化，美方对此显然不易接受。

与此同时，本文希望强调的是，中国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研究不足，也是中美存在“温差”的原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仅美方官员与学者不清楚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中方学者也不甚了了。直到今天，国内学者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恐怕也很难说达成了共识。例如，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其重点究竟是“新型”还是“大国”？它是为中美关系“量身定制”的，还是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各种大国关系？从研究和思维方法来看，美方习惯于从指向性明确的概念、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出发来讨论问题；而中方学者则较多地使用带有文学、感情或道德色彩的表述来讨论两国关系的愿景，双方缺少共通的理解新型大国关系的学术话语平台。

中美两国领导人与学术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恰好反衬出了以上问题。迄今为止，在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中，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双方讨论较多的问题。不仅中国领导人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7]美国政治家也给予了积极响应。[8]因此“修昔底德陷阱”是有关新型大国关系讨论中的一个“能讨论得起来”的正面例子。“修昔底德陷阱”最初由美国作家沃克提出，用来形容美苏冷战。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近年来将其用于中美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指向清晰明确，即“当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形成竞争时，往往导致两者走向冲突甚至战争”。从理论角度来看，学术界一般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结构现实主义观点，即国际格局的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冲突。这一观点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久经讨论，具有一定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关切的根据，甚至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其提出质疑和反驳。[9]当中美领导人和学者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时，另一方可以比较明确地掌握对方所指，也可以在比较严谨的学理层面展开讨论。

如果单纯从政治因素来解释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认知的“温差”，就无法解释为何中美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比较均衡。可以说，在此之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其他内涵缺乏深入讨论，这与学术界对该提法缺乏较严格的学理意义研究有关。作为这种研究的第一步，需要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由政治家提出的术语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以学术语言和政策语言来充实和丰富政治语言，是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的必由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家提出概念或需求是学术界产生研究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对国家领导人的提法加以概念化、操作化是学术界而非政治家的任务。由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是由中国政治家提出的，因此中国学术界责无旁贷，不能指望美国同行“代劳”。如果将目标放得更远一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近几年提出了大量的新外交理念，如“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亚太梦”“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义利观”等，这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研究课题，是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面临的重要机遇之一。但是，对这些概念的研究同样不能停留在必要性、可能性、重要性之上。如果不能对这些理念进行有效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制定科学的研究议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可能会错失重要历史机遇，而政府的外交实践也将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撑。